第五百二十三章 我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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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二十三章我答应你
对于越来越全球化的现代社会，沟通是首要问题尤其是在外交上，尤其是在外交法律上，一个单词的差异，就可能带来巨大的后果。
哈佛大学前法学院院长罗斯科·庞德曾经对学生们说过“对法律的初学者，我头一条建议，向来是请他们买一部好的词典，并且请教它。”
一本合格，前面词典的意义非凡。
但是在九十年代初期，龙国使用的大部分法律词典还是来源于东瀛的翻译《英美法词典》。
1993年，29岁的薛波还在政法大学读研究生，风华正茂，踌躇满志。
然而他在学习法律的过程中并不那么顺利，阅读外文书时，书店、图书馆都找不到好用的法律英语工具书，勉强用一本，由于都只是简单的对译词形式，而没有其法律涵义的详释，总是觉得词不达意，不得要领。
甚至于，有时还会遇到一些现在看来很是荒谬的错译。一个极端的例子是“Asylum”，这个意为政治庇护权的世界通用的法律术语，龙国1954年宪法中将其错译成居留权，一错30年，途经1975年、78年、82年三次修宪未有察觉，直到1985年修宪时才终得以纠正。
年轻的薛波意识到了缺失基本法律英语工具书暗含着的风险，用基本词汇、基本概念为基筑造起来的制度大厦，会不会终有一天因地基里隐藏着的无数蚁穴而轰然倒塌？
“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于是在校的薛波找到但是的司法湫隘编辑部的主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重新整合和编写一部完整准确的华夏法律词典，最好有多国翻译解释，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却遇到了很多问题，语言和文化语境的翻译，还有华夏现代法律起步较晚，很多专业用词都要重新整理。
为此薛波被派去协助编写龙国第一部大型汉英法律词典，历时两年这部《汉英法律词典》出版，这本是完全将国外法律翻译成汉语，薛波利用逆向思维，将‘汉英’倒过来变成‘英汉’，‘汉英’将龙国的法律术语放到西方的语境下进行编写，术语单向翻译。
而薛波想要做一个逆向翻译，这样两种解释和翻译能够确保更多的主动权，所以‘英汉’这个概念就是以西方的法律术语为基础，翻译到龙国法律语境下。
撇开对英语系国家的法律完全陌生不说，所搜集的英文材料反映的内容也是千差万别，同样是英语文献，却有来自美帝的、英吉利本土的、马来西亚的、印度的、甚至非洲国家的，致使同一个词汇在不同的语境下表达的意思全然不同，换一个语境又总会看到其他语境下看不到的词汇。
这个工程量巨大，因为九十年初期国内对于西方英美法尚还知之甚少，薛波自然也难以知晓“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划分，更无从知道在西方国家哪些资料才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
重新定位后，最初的一批稿子几乎全部推翻，割弃掉其中相当一部分不属于英美法内容的词条，重新整理，重新起步。
薛波与外文出版社的合同不得已一次次延期，关于词典的花费也难以遏制地增长。经费紧缺，工作陷入窘境，月末常常都是电话被停机之后四处筹一点钱再重新开机。
因为没有官方的资助，所以经费问题都要薛波自己想办法，他跟当时支持他的主任到处筹集，从较为著名的企业、律所、科研机构，找过拍卖公司争取拍卖冠名权，去涵英吉利大使馆、澳大利亚大使馆、国外基金会，甚至还专门给当时的美帝总统克林顿写信寻求支持。
然而社会对这部词典表现出了冷漠，几乎所有的努力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毕竟对于当时的龙国社会来说，法律还是一个很陌生的词汇。
最后《京城青年报》攥文为他们谋得捐款20多万元，美帝福特等基金会捐款100万元，外文出版社预付稿费40余万元。至词典出版之前，薛波以个人名义在外的借款已达40多万元。
在九十年代，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著作工作在一件不足十平米的政法大学简陋的办公室，推门而入，四壁图书，中立书架，书架下紧靠书桌，留下两条过道虽只能容纳一人穿梭，却能伸至屋内每一位置。
至于壁架、书架可利用之处也统统都不令其闲置，钉一个钉子就能挂目录、备忘录，贴一张条还能指路，这些条的功能就如同大办公楼里的门牌，只不过办公楼里分出的部门，在这里都压缩进了这10平米之内。把剩下的空间填满，最多还能容纳10个人同时工作。置身其中，一眼就能看出，能把空间利用得如此充分，显然不在一朝一夕的功夫。
在这部四百六十多万字，收录词条多达四万五千万条，比东瀛出版的《英美法词典》多出三倍，词典的最后校样已经完成。
在没有官方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元照英美法词典》终于要在2003年出版了。
而这部著作的背后，是两代学人在默默无闻中历经九载寒暑的呕心沥血之作。
在那间不足是十几平米的房间内，工作室前前后后共留下过280多人伏案工作的身影。
除了部分法学专家，其他多数是从政法大、北大、人大等法学院招聘而来做兼职的学生。他们全情投入，废寝忘食，有时因工作忘了时间，楼门锁了，只得从二楼的窗口跳出来，有时索性就在书桌上一睡就是一晚上。
曾经某位司法部长对此评价道“很奇怪，一个具有国际级权威的词典，确实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老人和学生编撰，他们做了正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情。”
那段时光，薛波笑着用‘餐风沐雨’来形容。
但是王耀知道在他此时云淡风轻的笑容背后，是华夏法学中令人震撼的坚韧精神，以及为祖国的默默付出。
除了这些年轻人之外，还有另外一批特殊的老人，就是以周枬先生为首的，平均年龄都过八十四的东吴老人们。
在薛波为找不到合适的审稿人之际，经龙国政法大学教授、本词典的总审订人潘汉典先生指点，薛波前往明珠，一家一家地叩开了这些曾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接受过系统英美法教育的老人的房门。
他们的名字是：
盛振为，美帝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周枏，比利时鲁汶大学一九三九年法学博士；
卢峻，美帝哈佛大学一九三三年法学博士；
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一九五三年法学博士；
蔡晋，东吴大学一九三三年法学士；
许之森，东吴大学一九三四年法学士；
卢绳祖，东吴大学一九三四年法学士；
徐开墅，东吴大学一九四十年法学士；
王毓骅，美帝印地安那大学一九四九年法学博士；
俞伟奕，东吴大学一九四四年法学士；
郭念祖，东吴大学一九四六年法学士；
陈忠诚，东吴大学一九四七年法学士；
周承文，东吴大学一九四四年法学士；
高文彬，东吴大学一九四五年法学士；
然而老人晚年的境遇却深深震撼了薛波。东吴大学被撤销后，对东吴师生而言，与东吴法学院的关系成了一种罪过。
被誉为“罗马法活词典”的周枏先生，晚年生活在破旧阴暗的木质楼房中一间十余平米的小房间里，惟一值钱一点的家当是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
他年过九旬，双手高度颤抖，只能委托80多岁的夫人来誊写改正后的稿件。
哈佛大学博士卢峻先生，是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在他的家里，惟一的电器是一台巴掌大的电扇， 90多岁的他一目失明，戴着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的眼镜来审阅稿件。
辛勤地工作，却几番叮嘱薛波不要署名，就连600元的微薄审稿费也捐给了编辑部。
在卢峻先生那间小屋中，薛波说了自己的请求，卢先生颤巍巍地坐起来，斜靠在破旧的藤椅上，薛波说：“不管什么原因，世人可能会忘了您，现在也确确实实忘了您。”
老人的听力已严重衰弱，薛波只能半跪在地，伏在他耳边说，“但您不仅有精深的学问，您还是一个时代学术高峰的象征，请您务必要参加我们的工作。”
风烛残年的老人静静地听着，浑浊的泪水从眼眶中流出，“我答应你。”
一时间，薛涛泪如雨下。
第五百二十三章我答应你
对于越来越全球化的现代社会，沟通是首要问题尤其是在外交上，尤其是在外交法律上，一个单词的差异，就可能带来巨大的后果。
哈佛大学前法学院院长罗斯科·庞德曾经对学生们说过“对法律的初学者，我头一条建议，向来是请他们买一部好的词典，并且请教它。”
一本合格，前面词典的意义非凡。
但是在九十年代初期，龙国使用的大部分法律词典还是来源于东瀛的翻译《英美法词典》。
1993年，29岁的薛波还在政法大学读研究生，风华正茂，踌躇满志。
然而他在学习法律的过程中并不那么顺利，阅读外文书时，书店、图书馆都找不到好用的法律英语工具书，勉强用一本，由于都只是简单的对译词形式，而没有其法律涵义的详释，总是觉得词不达意，不得要领。
甚至于，有时还会遇到一些现在看来很是荒谬的错译。一个极端的例子是“Asylum”，这个意为政治庇护权的世界通用的法律术语，龙国1954年宪法中将其错译成居留权，一错30年，途经1975年、78年、82年三次修宪未有察觉，直到1985年修宪时才终得以纠正。
年轻的薛波意识到了缺失基本法律英语工具书暗含着的风险，用基本词汇、基本概念为基筑造起来的制度大厦，会不会终有一天因地基里隐藏着的无数蚁穴而轰然倒塌？
“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于是在校的薛波找到但是的司法湫隘编辑部的主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重新整合和编写一部完整准确的华夏法律词典，最好有多国翻译解释，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却遇到了很多问题，语言和文化语境的翻译，还有华夏现代法律起步较晚，很多专业用词都要重新整理。
为此薛波被派去协助编写龙国第一部大型汉英法律词典，历时两年这部《汉英法律词典》出版，这本是完全将国外法律翻译成汉语，薛波利用逆向思维，将‘汉英’倒过来变成‘英汉’，‘汉英’将龙国的法律术语放到西方的语境下进行编写，术语单向翻译。
而薛波想要做一个逆向翻译，这样两种解释和翻译能够确保更多的主动权，所以‘英汉’这个概念就是以西方的法律术语为基础，翻译到龙国法律语境下。
撇开对英语系国家的法律完全陌生不说，所搜集的英文材料反映的内容也是千差万别，同样是英语文献，却有来自美帝的、英吉利本土的、马来西亚的、印度的、甚至非洲国家的，致使同一个词汇在不同的语境下表达的意思全然不同，换一个语境又总会看到其他语境下看不到的词汇。
这个工程量巨大，因为九十年初期国内对于西方英美法尚还知之甚少，薛波自然也难以知晓“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划分，更无从知道在西方国家哪些资料才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
重新定位后，最初的一批稿子几乎全部推翻，割弃掉其中相当一部分不属于英美法内容的词条，重新整理，重新起步。
薛波与外文出版社的合同不得已一次次延期，关于词典的花费也难以遏制地增长。经费紧缺，工作陷入窘境，月末常常都是电话被停机之后四处筹一点钱再重新开机。
因为没有官方的资助，所以经费问题都要薛波自己想办法，他跟当时支持他的主任到处筹集，从较为著名的企业、律所、科研机构，找过拍卖公司争取拍卖冠名权，去涵英吉利大使馆、澳大利亚大使馆、国外基金会，甚至还专门给当时的美帝总统克林顿写信寻求支持。
然而社会对这部词典表现出了冷漠，几乎所有的努力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毕竟对于当时的龙国社会来说，法律还是一个很陌生的词汇。
最后《京城青年报》攥文为他们谋得捐款20多万元，美帝福特等基金会捐款100万元，外文出版社预付稿费40余万元。至词典出版之前，薛波以个人名义在外的借款已达40多万元。
在九十年代，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著作工作在一件不足十平米的政法大学简陋的办公室，推门而入，四壁图书，中立书架，书架下紧靠书桌，留下两条过道虽只能容纳一人穿梭，却能伸至屋内每一位置。
至于壁架、书架可利用之处也统统都不令其闲置，钉一个钉子就能挂目录、备忘录，贴一张条还能指路，这些条的功能就如同大办公楼里的门牌，只不过办公楼里分出的部门，在这里都压缩进了这10平米之内。把剩下的空间填满，最多还能容纳10个人同时工作。置身其中，一眼就能看出，能把空间利用得如此充分，显然不在一朝一夕的功夫。
在这部四百六十多万字，收录词条多达四万五千万条，比东瀛出版的《英美法词典》多出三倍，词典的最后校样已经完成。
在没有官方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元照英美法词典》终于要在2003年出版了。
而这部著作的背后，是两代学人在默默无闻中历经九载寒暑的呕心沥血之作。
在那间不足是十几平米的房间内，工作室前前后后共留下过280多人伏案工作的身影。
除了部分法学专家，其他多数是从政法大、北大、人大等法学院招聘而来做兼职的学生。他们全情投入，废寝忘食，有时因工作忘了时间，楼门锁了，只得从二楼的窗口跳出来，有时索性就在书桌上一睡就是一晚上。
曾经某位司法部长对此评价道“很奇怪，一个具有国际级权威的词典，确实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老人和学生编撰，他们做了正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情。”
那段时光，薛波笑着用‘餐风沐雨’来形容。
但是王耀知道在他此时云淡风轻的笑容背后，是华夏法学中令人震撼的坚韧精神，以及为祖国的默默付出。
除了这些年轻人之外，还有另外一批特殊的老人，就是以周枬先生为首的，平均年龄都过八十四的东吴老人们。
在薛波为找不到合适的审稿人之际，经龙国政法大学教授、本词典的总审订人潘汉典先生指点，薛波前往明珠，一家一家地叩开了这些曾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接受过系统英美法教育的老人的房门。
他们的名字是：
盛振为，美帝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周枏，比利时鲁汶大学一九三九年法学博士；
卢峻，美帝哈佛大学一九三三年法学博士；
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一九五三年法学博士；
蔡晋，东吴大学一九三三年法学士；
许之森，东吴大学一九三四年法学士；
卢绳祖，东吴大学一九三四年法学士；
徐开墅，东吴大学一九四十年法学士；
王毓骅，美帝印地安那大学一九四九年法学博士；
俞伟奕，东吴大学一九四四年法学士；
郭念祖，东吴大学一九四六年法学士；
陈忠诚，东吴大学一九四七年法学士；
周承文，东吴大学一九四四年法学士；
高文彬，东吴大学一九四五年法学士；
然而老人晚年的境遇却深深震撼了薛波。东吴大学被撤销后，对东吴师生而言，与东吴法学院的关系成了一种罪过。
被誉为“罗马法活词典”的周枏先生，晚年生活在破旧阴暗的木质楼房中一间十余平米的小房间里，惟一值钱一点的家当是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
他年过九旬，双手高度颤抖，只能委托80多岁的夫人来誊写改正后的稿件。
哈佛大学博士卢峻先生，是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在他的家里，惟一的电器是一台巴掌大的电扇， 90多岁的他一目失明，戴着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的眼镜来审阅稿件。
辛勤地工作，却几番叮嘱薛波不要署名，就连600元的微薄审稿费也捐给了编辑部。
在卢峻先生那间小屋中，薛波说了自己的请求，卢先生颤巍巍地坐起来，斜靠在破旧的藤椅上，薛波说：“不管什么原因，世人可能会忘了您，现在也确确实实忘了您。”
老人的听力已严重衰弱，薛波只能半跪在地，伏在他耳边说，“但您不仅有精深的学问，您还是一个时代学术高峰的象征，请您务必要参加我们的工作。”
风烛残年的老人静静地听着，浑浊的泪水从眼眶中流出，“我答应你。”
一时间，薛涛泪如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