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一箭三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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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到中午一点，闵炳如心事重重，在会上并没作过多的发言。
午饭时间，大家草草在村外的一家大排档里吃了点东西。若是放在平日，以闵炳如的政法委副书记身份，下基层调研也好，工作也好，招待规格不至于这么差，但今天情况特殊，谁也没心情再吃喝。如果这起斗殴事件不幸发展成群体**件，在场的所长也好，书记也罢，脑袋上的乌纱都岌岌可危。
由于下午李亚文要过来开现场办公会议，闵炳如和林安然干脆就在铜锣湾村委里等着。林安然趴在桌上小睡了一阵，醒来的时候看到闵炳如压根儿没休息，一手里夹着根香烟，烟灰老长老长，另一只手拿着钢笔在一张纸上划来划去。
“闵书记，睡一下吧。”林安然劝道。
闵炳如吸了口烟，皱着眉头说：“你休息吧，我得列个提纲，下午要向李书记汇报。”说完又在直上沙沙沙写了起来。
闵炳如现在的心情是林安然不能体会的。他在政法委里的位置和处境都很微妙，既不是李亚文系，也不是刘大同系。
他祖籍是滨海市相邻的高化市，算是滨海官场上少见的另类。早年从高化市调入，从渔业公司保卫干事做起，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终于小媳妇熬成婆，将近五十岁了才当上临海区政法委副书记、调处办主任。
一直以来，他在滨海官场三大派别中夹缝求生，这官儿当得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凡事谨小慎微，是他做官的原则和戒条。当年刘大同在临海区当权的时候，看他是个老实人，总算没给他小鞋穿，为了掩人耳目，刘大同和今天掌权的李亚文一样，不得不拉扯一些非自己派系的干部来担任一些领导职务，以免人家说三道四。
于是闵炳如就当上了政法委的副书记、调处办主任，他的官很大成分上是这么来的。
刘大同调任副市长后，李亚文上了台，同样看中他的这一点，老好人一个，只栽花不栽刺，又很听话，所以对他的位置暂时没做调整。
一直以来，闵炳如“谨小慎微、保持中立”的为官之道为他带来了不少的好处，哪一派都不把他当作威胁，所以也没谁想过要跟他过不去。
凡事总有两面。正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他的为官之道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的隐忧。
既然谁都不把他当作威胁，也就是谁都不把他放在眼里。在政法委所有的副书记里，他的威信最低，有时候连普通的科员都忘了有这么一号人物。
原本打算就这么平平安安波澜不惊熬到退休，让领导看在自己劳苦功高份上给他提半级退休的闵炳如，却在三年前不可避免的卷进了派别争斗的漩涡。
在护城河谨慎小心的鱼，最终还是被失火的城门殃及了。
三年前，当刘大同即将调离临海区出任滨海市副秘书长的时候，铜锣湾村和宝塔村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一场突如其来的村斗，把老好人闵炳如推到了派别争斗的前台。
刘大同以雷霆手段，动用了临海区全部可动用的资源，将俩村一触即发的村斗压制了下去。但参与这次调停的闵炳如深知，这不过是权宜之计，两村勘界工作一天没落到实处，一天没划出村界，那么村斗的隐患则永远不会彻底根除。
按照相关规定，要重新划界首先就要找到能作为划界依据的原始材料，否则村界划出来，谁都不会服气，闹不好还容易激化矛盾。
闵炳如在俩村调查了一个月，这才从二叔公的口里弄清楚一些情况。在1954年的时候，滨海行署对俩村进行了首次测量划界，之后就是大跃进和****十年，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都没再进行过重新测量。
可以说，1954年的界图，就是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依据。闵炳如是个实在人，一心想将俩村矛盾化解，于是查遍了区、市两级的档案馆，都没能找到1954年那张界图，估计早就湮灭在****时期中了。
到了这一步，闵炳如倒是犯了犟，着魔了一样，他总认为事情不可能就这样成为死结。总算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让他在临海区的一份老区志里头找到了线索。
据区志记载，1954年俩村的确进行过勘界，虽然没有具体列出界线的坐标等，但却附了一张当时的勘界图，里面恰好有铜锣湾村和宝塔村之间的村界标识。
虽然是一个缩小版，而且很多细节都没有标出，但是地形和等高线之类都十分清晰，只要找到专业人员下到村里实地勘察，再从两村里找来几位德高望重的族头见证，事情很大机会能得到彻底解决，困扰临海区多年的俩村村斗隐患将不复存在。
闵炳如没想到事情会变得更复杂。
他兴冲冲带着相关资料去找当时尚未离任区委书记刘大同，将这一次突破性的进展告诉这位即将高升的领导，没想到换来的是兜头冷水，而且让自己骑到了老虎背上。
刘大同看了资料，眉头紧锁想了一阵，淡淡说了一句：“现在铜锣湾村和宝塔村之间的矛盾已经压制住了，老闵你就不要节外生枝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变数。”
这话说得云山雾罩，有点像武侠小说里算命先生的谶言。但一把手既然这么说了，闵炳如只好点头服从，出了书记办公室的大门还在琢磨其中含义，老半天不得要领。
直到当晚李海和宗何利请他吃饭，两位同僚酒桌上明劝暗说，或提示，或传达，闵炳如这才明白其中的玄机。
刘大同说的不要“节外生枝”里大有深意，就是让闵炳如将这一能解决村斗的线索封存起来，不要告诉任何人。
闵炳如乍听之下懵懵懂懂，能解决这一宗纠缠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岂不是功在百姓利在政府？为什么能解决的隐患不解决？
宗何利听了闵炳如的疑惑后哈哈大笑，这才点明其中奥妙：刘大同马上要上任滨海市副市长了，而继任者是李亚文。俩人势同水火，现在将这个关键的线索拿出来，岂不是给李亚文送了一份厚礼？
将这个隐患埋在这里，就等于在李亚文的身边安放了一颗定时炸弹，日后若出了群体**件，李亚文下台，临海区的临川派系干部必定受到冲击，城关派则可再一次在临海区官场上占据主动。
再深入一重，李亚文是市委书记钱凡的人，而刘大同是市长赵奎的人。钱凡在滨海市是老同志，和年轻的赵奎搭档起来常常有些分歧，面和心不合。李亚文是钱凡提拔任用的，若临海区出了大事，李亚文黯然下台，钱凡多少都要担上用人不察的领导责任。
这么做，可谓一箭三雕！
宗何利一番点拨，拍着闵炳如的肩膀说：“老哥，你这二十多年官场是怎么混的，怎么连这点领导意图都看不出来？”
闵炳如顿感失落，自己这么多年，的确白混了，刘大同这点心思都看不出来，还糊里糊涂琢磨了半天，人家宗何利一点就破，难怪自己混得没他好。
见闵炳如不吭声，李海在一旁开导说：“既然现在李亚文还不知道区志里有解决两村地界争议的线索，那么你就当没看过那本区志。该干嘛干嘛去！将来真出了事，也与你无关。你不是想提个副处退休吗？刘书记说了，只要这次不把这区志里的线索拿出来，他一定保荐你退休前到区人大当个副主任，享受副处待遇荣休。”
副处和正科虽然是一级之别，但政治待遇可谓相去甚远，也是闵炳如在官场上追求的最后一点点奢望。
诚如宗何利所说，假如不报告此事，将区志一事抹掉，就算将来俩村闹了起来，自己也不会受到什么牵连。
如果有刘大同关照，提拔副处级退休是手到拿来之事。若现在不听刘大同的，即便自己把铜锣湾村和宝塔村的事情办妥了，李亚文也不会乘自己多少情，顶多夸几句了事，用人上，李亚文一向只关照他们临川籍的干部。但是任由两村这么对峙下去，将来定会发生更大的殴斗，甚至会伤及人命。
他左想右想，最后还是没个结果，事情就这么拖了下来。往后三年里，这事就成了压在闵炳如心头的一块巨石。
他既担心铜锣湾村和宝塔村发生村斗，又有些希望真的发生村斗。真打起来，死了人，自己罪过就大了；但是打起来，李亚文肯定要受牵连，刘大同对自己的承诺就很快会兑现。
这种矛盾的心理一直纠缠着他，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这种纠结的心态下，闵炳如发现自己睡觉的时间越来越短，失眠次数越来越多，往往半夜忽然惊醒，然后睡意就像淘气不肯回家的小孩子，怎么都哄不回来，只能靠在床上眼光光等天亮。
不知道是良心手谴责还是为了日后留一手，他频繁到两条村子里调研，按照区志里遗留的界图自己勘界。三年下来，努力总算没白费，如今只要闵炳如愿意，他掌握的资料足矣让工作组在个把月内将困扰了临海区政府十几年的大麻烦彻底消除。
那些资料，就静静躺在在他的黑色皮包里。问题是，现在是拿出来，还是不拿出来？
一头是滨海市副市长，一头是强势的顶头上司李亚文。
交出来，自己会完蛋；不交出来，恐怕得有村民在村斗中完蛋。
闵炳如在纸上乱写乱画，神情恍惚，脸色苍白，村委会议室里的挂钟当当当响了三下，把他吓了一大跳，一抹额头，早已是冷汗涔涔，脊背上湿答答一片。
林安然觉得闵炳如脸色实在太难看，赶紧又给他倒了杯热茶，关切问了句：“闵书记，你脸色很难看，是不是不舒服？”
闵炳如觉得胸口堵得慌，艰难地摆摆手，说：“没事，你去找找叶所长和街道办的冯书记，让他们一起过来集中一下，我们到楼下等李书记他们。”
会议开到中午一点，闵炳如心事重重，在会上并没作过多的发言。
午饭时间，大家草草在村外的一家大排档里吃了点东西。若是放在平日，以闵炳如的政法委副书记身份，下基层调研也好，工作也好，招待规格不至于这么差，但今天情况特殊，谁也没心情再吃喝。如果这起斗殴事件不幸发展成群体**件，在场的所长也好，书记也罢，脑袋上的乌纱都岌岌可危。
由于下午李亚文要过来开现场办公会议，闵炳如和林安然干脆就在铜锣湾村委里等着。林安然趴在桌上小睡了一阵，醒来的时候看到闵炳如压根儿没休息，一手里夹着根香烟，烟灰老长老长，另一只手拿着钢笔在一张纸上划来划去。
“闵书记，睡一下吧。”林安然劝道。
闵炳如吸了口烟，皱着眉头说：“你休息吧，我得列个提纲，下午要向李书记汇报。”说完又在直上沙沙沙写了起来。
闵炳如现在的心情是林安然不能体会的。他在政法委里的位置和处境都很微妙，既不是李亚文系，也不是刘大同系。
他祖籍是滨海市相邻的高化市，算是滨海官场上少见的另类。早年从高化市调入，从渔业公司保卫干事做起，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终于小媳妇熬成婆，将近五十岁了才当上临海区政法委副书记、调处办主任。
一直以来，他在滨海官场三大派别中夹缝求生，这官儿当得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凡事谨小慎微，是他做官的原则和戒条。当年刘大同在临海区当权的时候，看他是个老实人，总算没给他小鞋穿，为了掩人耳目，刘大同和今天掌权的李亚文一样，不得不拉扯一些非自己派系的干部来担任一些领导职务，以免人家说三道四。
于是闵炳如就当上了政法委的副书记、调处办主任，他的官很大成分上是这么来的。
刘大同调任副市长后，李亚文上了台，同样看中他的这一点，老好人一个，只栽花不栽刺，又很听话，所以对他的位置暂时没做调整。
一直以来，闵炳如“谨小慎微、保持中立”的为官之道为他带来了不少的好处，哪一派都不把他当作威胁，所以也没谁想过要跟他过不去。
凡事总有两面。正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他的为官之道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的隐忧。
既然谁都不把他当作威胁，也就是谁都不把他放在眼里。在政法委所有的副书记里，他的威信最低，有时候连普通的科员都忘了有这么一号人物。
原本打算就这么平平安安波澜不惊熬到退休，让领导看在自己劳苦功高份上给他提半级退休的闵炳如，却在三年前不可避免的卷进了派别争斗的漩涡。
在护城河谨慎小心的鱼，最终还是被失火的城门殃及了。
三年前，当刘大同即将调离临海区出任滨海市副秘书长的时候，铜锣湾村和宝塔村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一场突如其来的村斗，把老好人闵炳如推到了派别争斗的前台。
刘大同以雷霆手段，动用了临海区全部可动用的资源，将俩村一触即发的村斗压制了下去。但参与这次调停的闵炳如深知，这不过是权宜之计，两村勘界工作一天没落到实处，一天没划出村界，那么村斗的隐患则永远不会彻底根除。
按照相关规定，要重新划界首先就要找到能作为划界依据的原始材料，否则村界划出来，谁都不会服气，闹不好还容易激化矛盾。
闵炳如在俩村调查了一个月，这才从二叔公的口里弄清楚一些情况。在1954年的时候，滨海行署对俩村进行了首次测量划界，之后就是大跃进和****十年，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都没再进行过重新测量。
可以说，1954年的界图，就是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依据。闵炳如是个实在人，一心想将俩村矛盾化解，于是查遍了区、市两级的档案馆，都没能找到1954年那张界图，估计早就湮灭在****时期中了。
到了这一步，闵炳如倒是犯了犟，着魔了一样，他总认为事情不可能就这样成为死结。总算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让他在临海区的一份老区志里头找到了线索。
据区志记载，1954年俩村的确进行过勘界，虽然没有具体列出界线的坐标等，但却附了一张当时的勘界图，里面恰好有铜锣湾村和宝塔村之间的村界标识。
虽然是一个缩小版，而且很多细节都没有标出，但是地形和等高线之类都十分清晰，只要找到专业人员下到村里实地勘察，再从两村里找来几位德高望重的族头见证，事情很大机会能得到彻底解决，困扰临海区多年的俩村村斗隐患将不复存在。
闵炳如没想到事情会变得更复杂。
他兴冲冲带着相关资料去找当时尚未离任区委书记刘大同，将这一次突破性的进展告诉这位即将高升的领导，没想到换来的是兜头冷水，而且让自己骑到了老虎背上。
刘大同看了资料，眉头紧锁想了一阵，淡淡说了一句：“现在铜锣湾村和宝塔村之间的矛盾已经压制住了，老闵你就不要节外生枝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变数。”
这话说得云山雾罩，有点像武侠小说里算命先生的谶言。但一把手既然这么说了，闵炳如只好点头服从，出了书记办公室的大门还在琢磨其中含义，老半天不得要领。
直到当晚李海和宗何利请他吃饭，两位同僚酒桌上明劝暗说，或提示，或传达，闵炳如这才明白其中的玄机。
刘大同说的不要“节外生枝”里大有深意，就是让闵炳如将这一能解决村斗的线索封存起来，不要告诉任何人。
闵炳如乍听之下懵懵懂懂，能解决这一宗纠缠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岂不是功在百姓利在政府？为什么能解决的隐患不解决？
宗何利听了闵炳如的疑惑后哈哈大笑，这才点明其中奥妙：刘大同马上要上任滨海市副市长了，而继任者是李亚文。俩人势同水火，现在将这个关键的线索拿出来，岂不是给李亚文送了一份厚礼？
将这个隐患埋在这里，就等于在李亚文的身边安放了一颗定时炸弹，日后若出了群体**件，李亚文下台，临海区的临川派系干部必定受到冲击，城关派则可再一次在临海区官场上占据主动。
再深入一重，李亚文是市委书记钱凡的人，而刘大同是市长赵奎的人。钱凡在滨海市是老同志，和年轻的赵奎搭档起来常常有些分歧，面和心不合。李亚文是钱凡提拔任用的，若临海区出了大事，李亚文黯然下台，钱凡多少都要担上用人不察的领导责任。
这么做，可谓一箭三雕！
宗何利一番点拨，拍着闵炳如的肩膀说：“老哥，你这二十多年官场是怎么混的，怎么连这点领导意图都看不出来？”
闵炳如顿感失落，自己这么多年，的确白混了，刘大同这点心思都看不出来，还糊里糊涂琢磨了半天，人家宗何利一点就破，难怪自己混得没他好。
见闵炳如不吭声，李海在一旁开导说：“既然现在李亚文还不知道区志里有解决两村地界争议的线索，那么你就当没看过那本区志。该干嘛干嘛去！将来真出了事，也与你无关。你不是想提个副处退休吗？刘书记说了，只要这次不把这区志里的线索拿出来，他一定保荐你退休前到区人大当个副主任，享受副处待遇荣休。”
副处和正科虽然是一级之别，但政治待遇可谓相去甚远，也是闵炳如在官场上追求的最后一点点奢望。
诚如宗何利所说，假如不报告此事，将区志一事抹掉，就算将来俩村闹了起来，自己也不会受到什么牵连。
如果有刘大同关照，提拔副处级退休是手到拿来之事。若现在不听刘大同的，即便自己把铜锣湾村和宝塔村的事情办妥了，李亚文也不会乘自己多少情，顶多夸几句了事，用人上，李亚文一向只关照他们临川籍的干部。但是任由两村这么对峙下去，将来定会发生更大的殴斗，甚至会伤及人命。
他左想右想，最后还是没个结果，事情就这么拖了下来。往后三年里，这事就成了压在闵炳如心头的一块巨石。
他既担心铜锣湾村和宝塔村发生村斗，又有些希望真的发生村斗。真打起来，死了人，自己罪过就大了；但是打起来，李亚文肯定要受牵连，刘大同对自己的承诺就很快会兑现。
这种矛盾的心理一直纠缠着他，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这种纠结的心态下，闵炳如发现自己睡觉的时间越来越短，失眠次数越来越多，往往半夜忽然惊醒，然后睡意就像淘气不肯回家的小孩子，怎么都哄不回来，只能靠在床上眼光光等天亮。
不知道是良心手谴责还是为了日后留一手，他频繁到两条村子里调研，按照区志里遗留的界图自己勘界。三年下来，努力总算没白费，如今只要闵炳如愿意，他掌握的资料足矣让工作组在个把月内将困扰了临海区政府十几年的大麻烦彻底消除。
那些资料，就静静躺在在他的黑色皮包里。问题是，现在是拿出来，还是不拿出来？
一头是滨海市副市长，一头是强势的顶头上司李亚文。
交出来，自己会完蛋；不交出来，恐怕得有村民在村斗中完蛋。
闵炳如在纸上乱写乱画，神情恍惚，脸色苍白，村委会议室里的挂钟当当当响了三下，把他吓了一大跳，一抹额头，早已是冷汗涔涔，脊背上湿答答一片。
林安然觉得闵炳如脸色实在太难看，赶紧又给他倒了杯热茶，关切问了句：“闵书记，你脸色很难看，是不是不舒服？”
闵炳如觉得胸口堵得慌，艰难地摆摆手，说：“没事，你去找找叶所长和街道办的冯书记，让他们一起过来集中一下，我们到楼下等李书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