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声色光影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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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这世上多一个人笑就少一个人哭。给电影局长的一封信我不是一个特别会说话的主持人，我脱口秀的稿子都是提前写好的，当然我是坚持还要自己写稿子的。对我来说，写比说更自信一些，因为有更长的时间做准备。我那些优秀的主持人同行们，他们从反应到思考到下结论到表达出来的整体速度都非常快，这一点我不擅长。《煎饼侠》的筹备期我给很多人都写过信，包括想要邀约的演员，还有主创，我觉得这样我会表达得更清楚一些。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反正见不到面，对方直接的拒绝也不会显得特别尴尬。这封信是我写给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的，那时候《煎饼侠》的立项报批还没有通过，所以我冒昧地做了这件其他导演也许不太会做的事情。选择在书里公开这封信，一是想让大家审阅的时候过过局长的瘾，二是信里比较直接地说明了我为什么要拍《煎饼侠》，这也是这本书里一切的开始。再后来我和森局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交谈，后面《煎饼侠》的筹备和拍摄，他都很照顾我，我非常感谢他。尊敬的宏森局长：您好！我叫大鹏，是一名正在筹备拍摄自己电影处女作的新人导演，今天给您写这封信，是想针对我的这部电影做一个简单的阐述，希望可以得到您的支持。我是80后，成长在中朝边境小镇集安，小时候爸爸的单位会定期播放露天电影，我们一些孩子下午两三点就搬着小凳子去占座。可是等到电影放映，反而坐不住，兴奋着跑来跑去，屏幕上都是小脑袋。印象中那时候电影的内容都是支离破碎的，但是“看电影”这件事情，却让我们无比欢乐。“影像”对于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吸引力，我从小喜欢画画，那时候唯一可以把自己想到的故事“影像化”的表达方法就是画漫画。我把自己班级里的同学都画到漫画里，大家都是古代时候的侠客，不知道算不算早期的一种“穿越”。我甚至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影像”动起来，在我爸爸单位的走廊里画了一整排画，每一张的人物在动作上只有细微的差别，我从走廊的一头跑到另一头，看着那些画，他们好像真的会“动”了。大学毕业以后，我来到北京，进入搜狐网站工作，那是2004年，到现在整整十年了，目前我仍然是搜狐的一名员工，负责视频内容的制作。2004年年底，各大网站终于可以允许网友们流畅地观看视频了，我从那时起开始制作视频节目、拍摄网络短剧，一路见证并参与了互联网视频的发展。其间因为我在网上的知名度有所提升，也参与了一些电影的拍摄，比如《海洋天堂》里我扮演“徒工甲”与文章的一秒钟对手戏，一直是我在自己的节目里自嘲的好作料——我确实跑了不少龙套，但是乐在其中，因为终于开始慢慢了解一部电影的拍摄过程，不交学费也能学习。事实上还拿了人家片酬，尽管不多。依靠这些积累，2012年我自导自演了一部网络喜剧，叫《屌丝男士》，到目前为止已经播出了3季，累计点击量超过27亿。其实大家也不是来看我的，《屌丝男士》里我拍了103位演员，其中不乏汤唯、林志玲、邓超、孙俪、文章等大明星，我在里面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与各种各样的明星演绎着小人物的喜剧，很受欢迎。这部喜剧让我收获到一种特殊的“成就感”，就好像送礼物的人看到收礼物的人那么喜欢自己准备的礼物也非常兴奋一样，看到别人快乐，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不只在网上，《屌丝男士》在高铁上也有播出，在教室里，在商场的大屏幕，在饭店和发廊，随处可见这部短剧。人们在高压的社会，收获着简单的快乐与满足，仅此而已。不过在制作这部戏的过程中，我也犯了一些错误，比如太过于想要吸引眼球，表现手法有时候简单粗暴。后来随着关注这部戏的人越来越多，我觉得作品的导向作用也变得很关键，就更加慎重了。《屌丝男士》是我正在筹备的这部电影的缘起，随着它的影响力的提升，有许多电影公司希望可以把它改编成电影。2013年年初，我决定和新丽传媒合作，进入剧本创作阶段。选择新丽传媒是因为他们是第一家找到我的电影公司，我觉得这种信任很难得。我是一个相信权威、尊重专业的人，觉得自己是电影新人，所以最开始是希望这部电影可以有更加专业的导演操刀的。出品方也找到非常优秀的编剧团队，提出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但是后来发现，这些故事找其他比我优秀的演员出演，都会非常精彩，我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被替代的，那又怎么能够算得上是我的风格的喜剧呢？经过慎重考虑，出品方支持我自己作为导演，筹备这部戏。因为只有我自己更加了解《屌丝男士》的特点。但其实《屌丝男士》的特点就在于明星众多和内容的碎片化，而“碎片化”又是不太符合电影规律的。所以我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打磨，才形成了现在满足以上特点的剧本：一个“如何拍电影”的故事。故事中，一群有梦想的年轻人组成一个很low的电影拍摄团队，有作为“导演”的我、一个演技很差的“女演员”、一个失业的狗仔改行变成的“摄影师”、一个北影厂门口的“群头”。这群人想要拍的电影，是一部中国的超级英雄大片。国外有钢铁侠、蝙蝠侠，为什么我们自己不会有一个……煎饼侠？为了这个目标，团队的成员们从互相看不上，到最后再也分不开。写到这里，我终于可以对森局第一次提到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我想它就应该叫：《煎饼侠》，而不是《屌丝男士》。虽然电影里的我不是真的超级英雄，但是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先成为自己的英雄。在《煎饼侠》电影里，这群年轻人没有明星资源，只能用各种各样狼狈的方式去“蹭”明星，来克服资金不足和突如其来的各种状况。这些状况有点像现阶段的我，我是第一次筹备一部电影，才发现原来从“想”到“实现”的过程，还隔着千山万水，但是我愿意像电影里的主人公一样，为了自己的电影，全力以赴，达成所愿——做一部让所有观众都轻松欢乐的现代喜剧！诚然，大家对于喜剧的理解各有不同。我想要做的喜剧，不依赖于夸张的肢体语言，不是要故意扮丑，或者走走路就突然摔跤、骂骂脏话，我想要做的喜剧，来自扎实的结构和人物，以及真实性和互动性。我和我的团队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也有信心和决心，带给电影观众们一个愉快的观影体验。感谢您耐心地读到这里，我愿以新人的姿态接受批评与建议，以专业的心态完成一部踏实的电影。不求为中国电影做多大贡献，但求没有添乱。谢谢您。大鹏2014年7月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然后留下些什么《在难搞的日子笑出声来》在各大图书榜单的成绩一直都很好，但不是最好的，同期前面始终有一本张嘉佳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也看过那本书，好看，只是不太明白书名是什么意思。就是觉得很高深，能够甘于路过是一种境界，我是平凡，总希望留下些什么，才算有价值。我喜欢坐火车，所以总是各种路过，沧州西、徐州东、镇江南什么的，它们对于我只是个名字，我对于它们只是个过客，谁都没给谁留下些什么。南京南站留下过签名。有一次我去上海经过南京，一位车站的工作人员匆匆忙忙跑到我的车厢，他说是那辆车上的列车员微信告诉他我在车上的，火车只停三分钟，他拿着《在难搞的日子笑出声来》找我签名，没来得及照相就又赶紧跑下车了。我看着他兴高采烈的背影，想到一个女孩，那本书的序里讲过我们的故事。女孩报名参加了《大鹏嘚吧嘚》的录影，别人看到我都笑，她却在哭，我在台上就觉得好奇怪啊。后来才知道，她生病了，从老家到北京治疗，她哭不是因为难过，而是第一次见到我，挺激动的。我们就坐在搜狐12楼走廊的白色沙发上聊了好一会儿，她说住院期间看了我的那些视频，可开心了。她说她本来不是长那样的，因为治病变得没以前好看了，下次见我一定要更漂亮。我们又一次见面是在《屌丝男士》第二季的首映礼上，她站在一堆人里面，直到活动结束了我才看见她，她说自己是从医院“越狱”出来的，这么重要的活动，不想缺席。那天去了很多人，我们聊得不多，我记得她化了个淡妆，还挺漂亮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谁需要谁更多，她看我的节目很快乐，我因为她的快乐而满足，才觉得很多事情不是白做的。她离开北京之前又去了一次搜狐，乐乐呵呵的，刚好有媒体采访我，我叫她坐在旁边一起听。我决定写书，也是那段时间的事儿，在此之前是有些抵触的，我有什么资格说故事呢？我的故事谁愿意听呢？听了以后有什么用呢？她说有用。2014年2月24日，《屌丝男士》第三季举办了更盛大的首映礼，去了更多的人，现场播了一些片段，好几百人一起大笑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有那么一瞬间，那么一瞬间，我被笑声淹没，情不自禁仰起头，看着天花板，我在想，她会不会也看到了。千里之外，她的追悼会是同一天，饱受病痛折磨的她走了，就好像她走进我的生活一样突然。知道消息以后，我和我老婆说，心里挺难受的，我老婆说难受归难受，但是在你和她的交集里，都给了对方最大的鼓励，也就没有留下什么遗憾了。其实遗憾还是有的，早知道我应该把已经拍好的还没有播的《屌丝男士》邮给她看了。可是生命中哪有什么“早知道”啊，在认为合适的时候，就去做，就好了。坐在向前的火车上，我们每个人都路过许多，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工作的关系，可以留下些什么。还会有偏得，那么多大家留给我的，好像那个女孩的快乐和坚强，其实都在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传递着。这也是我选择做喜剧的原因。这世上多一个人笑，就少一个人哭，多好啊。献给@花猫的小屋甘于路过是一种境界，我是平凡，总希望留下些什么，才算有价值。“那么我们拍电影吧！”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2013年12月31日晚上10点，我在三里屯的过街天桥上满眼是泪，我的经纪人菜花问我：你是认真的吗？我的很多决定在做出来的那一刻，都不是认真的。这次也不是，这次是赌气。几天之前我问过柳岩的档期，她说31日的白天在拍邓超和白眉的《分手大师》，我问晚上呢？她说晚上要看白天能不能拍得完。我不是要约她跨年，当然要是能一起跨年也挺好的。那时候《屌丝男士3》快要杀青了，还有几场理发店的戏，场地在三里屯，只有31日的晚上能拍。我给白眉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柳岩的戏是白天的，所以晚上应该可以到我的剧组。我和《分手大师》很有缘分，2010年年底的第一版话剧，我在里面扮演了一名叫小翠的劫匪，所以那天下午我特别开心，和菜花拎着各种饮料去了《分手大师》的片场。我心里想着，可以看到很多相熟的好朋友，还可以陪着柳岩收工，一起回到自己的片场，这一年的收尾多么完美。当时在拍一场邓超被“唐大师”折磨的戏，很精彩，监视器前面大家笑得肝儿颤，只有邓超的妈妈一直皱着眉头，很心疼儿子，我掏出手机给妈妈拍了一张照片，超哥说：“你的视角一直都很特别，可是我演戏你不看我，看我妈干啥？”那种感觉很复杂，《分手大师》从话剧到电影，中间经历的很多事情邓超和白眉都和我分享过，我深知不易，所以由衷替他们感到开心，也由衷替自己感到着急——眼瞅着天就黑了，怎么还不拍柳岩？剧组放晚饭的时候，我试探性地问白眉，今天柳岩的戏大概几点能拍完？白眉说，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她大概七点可以收工。七点的时候我问白眉，他说是八点。八点的时候我没再好意思问，后来直到九点柳岩都还没有开工，更别说收工了。三里屯的理发店里，《屌丝男士3》剧组的几十个工作人员，正在等着他们的女主角。其间我的制片主任不停给我打电话催我回去，我问他，如果这个时候通知剧组别等了今天不拍了，大家会不会疯？制片主任说你才疯了呢，大过年的，大家等了一天，你能说不拍了？是不是你来人家剧组要人，人家不高兴了所以才不拍柳岩的？我说才不会呢，我和邓超白眉这么多年的朋友了。制片主任悠悠回了一句：我觉得是，人家拍的是电影，咱们拍的是网剧，当然电影比较重要啊，你想想你凭什么跟人家要人？真的是这样吗？九点半多的时候，我离开了《分手大师》的片场，我和白眉说你们好好拍，今天我那边就先不拍了。柳岩一直在咬嘴唇，我说你也别太为难，好好把戏演好，我会想到解决办法的。那天很冷，我在路边哆哆嗦嗦了很久才打到车。我在车里给于莎莎打了一个电话。我和莎莎坦白说这个角色本来是柳岩的，她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但是剧组已经准备好了，你愿意帮我吗？莎莎问我：“你们在哪儿拍？”我很感激莎莎，所以后来《极品女士》的第三季，改由我帮莎莎做监制，用的都是《屌丝男士》的原班人马。当车子快到三里屯的时候，司机怎么也不肯往前开了，他说你们下车吧，前面实在太堵车了，过一个天桥就是了。我拉开车门，正好碰到一个小伙子，有时候我自己也很奇怪，很多喜欢我的人看到我，并不是激动和兴奋，而是像认识了很久的朋友一样透着亲切和熟悉，小伙子对我说：“大鹏，新年快乐！加油！”忘了你长什么样子的小伙子啊，你并不知道那一句鼓励对于当时的我有多重要。我快步跑到天桥上面，菜花在后面追我说你慢点啊，我停下来调匀了呼吸，转过头对她说：“那么我们拍电影吧！”天桥上很多人擦肩，各有各忙，熙熙攘攘。天桥下是如织的车流，某一辆里坐着于莎莎。菜花呆呆地看着我，我已经看不清她了。在我们开拍以后，柳岩给我打电话，说她收工了，要赶过来，我说莎莎已经救了场，你也等了一天，赶紧回去休息吧。柳岩说是我耽误了大家过年，我怎么样也要赶去三里屯。她并没有真的赶到三里屯，因为直到我们拍完，她还堵在路上，就那样跨了年。后来等到我自己拍《煎饼侠》的时候，才终于理解了那天晚上的邓超和白眉，其实并不是不放人，而是因为对作品的专注，常常忘我又忘他。有一次袁姗姗拍完要赶飞机去外地参加活动，很着急，我却冷冷的，一方面尽力在拍，一方面也不承诺一定会放她走。在工作之外，我并不是那样的性格，我理解这是对自己作品的一种负责。不过后来姗姗还是赶上飞机了，我嘴硬心软。事实上在《煎饼侠》的拍摄过程中，邓超和白眉给了我很多帮助，超哥自己还参与了演出，而《分手大师》里的“唐大师”梁超，也成为了《煎饼侠》里的“海哥”。但是他们一直都不知道，其实是《分手大师》推了我一把，做出自己拍电影的这个决定。我后来也没和他们讲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当时那么误解自己的朋友，挺不够意思的。我很惭愧。烂片不是那么容易拍的2014年我上了春晚，演了一个小品。上场之前我趴在地上亲了舞台一口，嘴有点儿麻，不知道是不是被高科技的LED地板给电着了，所以我表演的时候老舔嘴唇，很怕粘到一起说不出来话。马丽是过来人，她说她第一年上春晚的时候嘴也麻，愣是和我一样，不承认那叫紧张。岳云鹏比我还紧张，我们还没演完，他就在台上哭了，勾搭得我也没忍住。我们的下一个节目，是王铮亮的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每次彩排，我下场都会和小亮哥拥抱，加油打气。直播那天我是哭着下去的，后来他给我发消息说：都是你把我给吓的，一开口就唱跑调了。那天我哭得很难看，有几个舞蹈演员跑过来找我合影，我说实在不好意思，真的是太狼狈了。后来也很后悔，应该和他们照的，可能我再次见到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舞蹈演员们很不容易，化妆成差不多的样子，没见得有什么特写，却排练了几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小品一共排练了109天，我管它叫“自残式”排练，后来我觉得已经接近“自杀式”了。因为白天每个人的工作都很忙，所以我们的排练往往从半夜开始，蔡明姐说我们是“聊斋剧组”。大家排练到早上四五点，又接着去忙其他的事情。第一次参加审查是在宾馆的一个小房间，对面坐着央视的几个领导，我们在离他们不到一米的距离演出，不敢使劲儿演，怕唾沫喷到人脸上。那种感觉很诡异，因为你的观众就直接是奔着挑毛病来的，所以演得也不自信。结束以后头衔最大的领导提出了一些意见，也对每个人做出了评价：“蔡明，当然是你们的中流砥柱，老春晚了，不会犯什么错误；华少是当红主持人，嘴巴很快，适合这个角色；岳云鹏，我听过你的相声，演得很好。”然后他看着我，停顿了几秒钟后问：“你是？”旁边的人赶紧接话说：“他叫大鹏，是网上的。”领导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就说别的去了。那天晚上蔡明姐发了很长很长的一条微信鼓励我，叫我相信自己。其实我是相信自己的，但一直都觉得自己有可能被换掉，所以始终没和我妈我爸说这个事，直到记者拍到我参加彩排的照片。那些记者都是我的朋友，之前我做过好几年的《大鹏跑春晚》，和他们一起蹲在央视的西门，一蹲就是一天，冻得跟什么似的。腊月二十八那天，新闻频道的《面对面》节目，播出了蔡明姐的专访。在谈到我的时候，他们插播了一些《屌丝男士》的画面，里面竟然出现了波多野结衣，我当时就吓尿了，心想完了完了，这要是被央视领导看到可怎么办。要么就是他们不看自己的片子，要么就是他们不看日本的片子，反正这事儿最后没扩大化，我终于挺到了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我拿着第一稿剧本请每一位参与者在上面签了名，可是却发现我们演的小品和第一稿剧本已经完全没什么关系了。到演出的时候，我们的剧本整整改到第26稿。演完之后回家，我妈说我到底演了什么她完全没看进去，只顾着盯着电视屏幕，生怕我忘词，后来我陪着她，她也陪着我看了一遍重播，才看明白。我妈说这个小品真好，越看越好，不用看也知道好看，因为儿子足足忙活了一百多天呢。有了我妈的这句话，我就没有再去看其他的评论了。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我以后可能都不会再骂春晚了，因为我确实参与过，深知不易。我可能以后也不会随便评论哪部电影了，因为就算是烂片，也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只是能力有差别，但我都愿意相信，那些人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力。当然遇到烂片你们还是可以骂的，毕竟花了钱的嘛，不花钱也浪费了时间和空间。只是我不太喜欢那种口吻，说什么“像这种片子我也可以拍出来”，还真不一定行。我也演过各种各样的片，和内地、香港、台湾的许多导演都合作过，其实是想了解不同风格的导演如何掌控自己的作品，后来发现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标准模板。这也是电影有趣的地方，作品不会说谎，直接反映思想。所以就算你想故意拍出一个烂片，都很难。《煎饼侠》像我的人一样，是一部“很努力”的电影。可是我多么想让别人在评价我的时候，说我“很聪明”啊。
大鹏这世上多一个人笑就少一个人哭。给电影局长的一封信我不是一个特别会说话的主持人，我脱口秀的稿子都是提前写好的，当然我是坚持还要自己写稿子的。对我来说，写比说更自信一些，因为有更长的时间做准备。我那些优秀的主持人同行们，他们从反应到思考到下结论到表达出来的整体速度都非常快，这一点我不擅长。《煎饼侠》的筹备期我给很多人都写过信，包括想要邀约的演员，还有主创，我觉得这样我会表达得更清楚一些。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反正见不到面，对方直接的拒绝也不会显得特别尴尬。这封信是我写给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的，那时候《煎饼侠》的立项报批还没有通过，所以我冒昧地做了这件其他导演也许不太会做的事情。选择在书里公开这封信，一是想让大家审阅的时候过过局长的瘾，二是信里比较直接地说明了我为什么要拍《煎饼侠》，这也是这本书里一切的开始。再后来我和森局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交谈，后面《煎饼侠》的筹备和拍摄，他都很照顾我，我非常感谢他。尊敬的宏森局长：您好！我叫大鹏，是一名正在筹备拍摄自己电影处女作的新人导演，今天给您写这封信，是想针对我的这部电影做一个简单的阐述，希望可以得到您的支持。我是80后，成长在中朝边境小镇集安，小时候爸爸的单位会定期播放露天电影，我们一些孩子下午两三点就搬着小凳子去占座。可是等到电影放映，反而坐不住，兴奋着跑来跑去，屏幕上都是小脑袋。印象中那时候电影的内容都是支离破碎的，但是“看电影”这件事情，却让我们无比欢乐。“影像”对于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吸引力，我从小喜欢画画，那时候唯一可以把自己想到的故事“影像化”的表达方法就是画漫画。我把自己班级里的同学都画到漫画里，大家都是古代时候的侠客，不知道算不算早期的一种“穿越”。我甚至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影像”动起来，在我爸爸单位的走廊里画了一整排画，每一张的人物在动作上只有细微的差别，我从走廊的一头跑到另一头，看着那些画，他们好像真的会“动”了。大学毕业以后，我来到北京，进入搜狐网站工作，那是2004年，到现在整整十年了，目前我仍然是搜狐的一名员工，负责视频内容的制作。2004年年底，各大网站终于可以允许网友们流畅地观看视频了，我从那时起开始制作视频节目、拍摄网络短剧，一路见证并参与了互联网视频的发展。其间因为我在网上的知名度有所提升，也参与了一些电影的拍摄，比如《海洋天堂》里我扮演“徒工甲”与文章的一秒钟对手戏，一直是我在自己的节目里自嘲的好作料——我确实跑了不少龙套，但是乐在其中，因为终于开始慢慢了解一部电影的拍摄过程，不交学费也能学习。事实上还拿了人家片酬，尽管不多。依靠这些积累，2012年我自导自演了一部网络喜剧，叫《屌丝男士》，到目前为止已经播出了3季，累计点击量超过27亿。其实大家也不是来看我的，《屌丝男士》里我拍了103位演员，其中不乏汤唯、林志玲、邓超、孙俪、文章等大明星，我在里面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与各种各样的明星演绎着小人物的喜剧，很受欢迎。这部喜剧让我收获到一种特殊的“成就感”，就好像送礼物的人看到收礼物的人那么喜欢自己准备的礼物也非常兴奋一样，看到别人快乐，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不只在网上，《屌丝男士》在高铁上也有播出，在教室里，在商场的大屏幕，在饭店和发廊，随处可见这部短剧。人们在高压的社会，收获着简单的快乐与满足，仅此而已。不过在制作这部戏的过程中，我也犯了一些错误，比如太过于想要吸引眼球，表现手法有时候简单粗暴。后来随着关注这部戏的人越来越多，我觉得作品的导向作用也变得很关键，就更加慎重了。《屌丝男士》是我正在筹备的这部电影的缘起，随着它的影响力的提升，有许多电影公司希望可以把它改编成电影。2013年年初，我决定和新丽传媒合作，进入剧本创作阶段。选择新丽传媒是因为他们是第一家找到我的电影公司，我觉得这种信任很难得。我是一个相信权威、尊重专业的人，觉得自己是电影新人，所以最开始是希望这部电影可以有更加专业的导演操刀的。出品方也找到非常优秀的编剧团队，提出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但是后来发现，这些故事找其他比我优秀的演员出演，都会非常精彩，我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被替代的，那又怎么能够算得上是我的风格的喜剧呢？经过慎重考虑，出品方支持我自己作为导演，筹备这部戏。因为只有我自己更加了解《屌丝男士》的特点。但其实《屌丝男士》的特点就在于明星众多和内容的碎片化，而“碎片化”又是不太符合电影规律的。所以我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打磨，才形成了现在满足以上特点的剧本：一个“如何拍电影”的故事。故事中，一群有梦想的年轻人组成一个很low的电影拍摄团队，有作为“导演”的我、一个演技很差的“女演员”、一个失业的狗仔改行变成的“摄影师”、一个北影厂门口的“群头”。这群人想要拍的电影，是一部中国的超级英雄大片。国外有钢铁侠、蝙蝠侠，为什么我们自己不会有一个……煎饼侠？为了这个目标，团队的成员们从互相看不上，到最后再也分不开。写到这里，我终于可以对森局第一次提到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我想它就应该叫：《煎饼侠》，而不是《屌丝男士》。虽然电影里的我不是真的超级英雄，但是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先成为自己的英雄。在《煎饼侠》电影里，这群年轻人没有明星资源，只能用各种各样狼狈的方式去“蹭”明星，来克服资金不足和突如其来的各种状况。这些状况有点像现阶段的我，我是第一次筹备一部电影，才发现原来从“想”到“实现”的过程，还隔着千山万水，但是我愿意像电影里的主人公一样，为了自己的电影，全力以赴，达成所愿——做一部让所有观众都轻松欢乐的现代喜剧！诚然，大家对于喜剧的理解各有不同。我想要做的喜剧，不依赖于夸张的肢体语言，不是要故意扮丑，或者走走路就突然摔跤、骂骂脏话，我想要做的喜剧，来自扎实的结构和人物，以及真实性和互动性。我和我的团队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也有信心和决心，带给电影观众们一个愉快的观影体验。感谢您耐心地读到这里，我愿以新人的姿态接受批评与建议，以专业的心态完成一部踏实的电影。不求为中国电影做多大贡献，但求没有添乱。谢谢您。大鹏2014年7月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然后留下些什么《在难搞的日子笑出声来》在各大图书榜单的成绩一直都很好，但不是最好的，同期前面始终有一本张嘉佳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也看过那本书，好看，只是不太明白书名是什么意思。就是觉得很高深，能够甘于路过是一种境界，我是平凡，总希望留下些什么，才算有价值。我喜欢坐火车，所以总是各种路过，沧州西、徐州东、镇江南什么的，它们对于我只是个名字，我对于它们只是个过客，谁都没给谁留下些什么。南京南站留下过签名。有一次我去上海经过南京，一位车站的工作人员匆匆忙忙跑到我的车厢，他说是那辆车上的列车员微信告诉他我在车上的，火车只停三分钟，他拿着《在难搞的日子笑出声来》找我签名，没来得及照相就又赶紧跑下车了。我看着他兴高采烈的背影，想到一个女孩，那本书的序里讲过我们的故事。女孩报名参加了《大鹏嘚吧嘚》的录影，别人看到我都笑，她却在哭，我在台上就觉得好奇怪啊。后来才知道，她生病了，从老家到北京治疗，她哭不是因为难过，而是第一次见到我，挺激动的。我们就坐在搜狐12楼走廊的白色沙发上聊了好一会儿，她说住院期间看了我的那些视频，可开心了。她说她本来不是长那样的，因为治病变得没以前好看了，下次见我一定要更漂亮。我们又一次见面是在《屌丝男士》第二季的首映礼上，她站在一堆人里面，直到活动结束了我才看见她，她说自己是从医院“越狱”出来的，这么重要的活动，不想缺席。那天去了很多人，我们聊得不多，我记得她化了个淡妆，还挺漂亮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谁需要谁更多，她看我的节目很快乐，我因为她的快乐而满足，才觉得很多事情不是白做的。她离开北京之前又去了一次搜狐，乐乐呵呵的，刚好有媒体采访我，我叫她坐在旁边一起听。我决定写书，也是那段时间的事儿，在此之前是有些抵触的，我有什么资格说故事呢？我的故事谁愿意听呢？听了以后有什么用呢？她说有用。2014年2月24日，《屌丝男士》第三季举办了更盛大的首映礼，去了更多的人，现场播了一些片段，好几百人一起大笑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有那么一瞬间，那么一瞬间，我被笑声淹没，情不自禁仰起头，看着天花板，我在想，她会不会也看到了。千里之外，她的追悼会是同一天，饱受病痛折磨的她走了，就好像她走进我的生活一样突然。知道消息以后，我和我老婆说，心里挺难受的，我老婆说难受归难受，但是在你和她的交集里，都给了对方最大的鼓励，也就没有留下什么遗憾了。其实遗憾还是有的，早知道我应该把已经拍好的还没有播的《屌丝男士》邮给她看了。可是生命中哪有什么“早知道”啊，在认为合适的时候，就去做，就好了。坐在向前的火车上，我们每个人都路过许多，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工作的关系，可以留下些什么。还会有偏得，那么多大家留给我的，好像那个女孩的快乐和坚强，其实都在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传递着。这也是我选择做喜剧的原因。这世上多一个人笑，就少一个人哭，多好啊。献给@花猫的小屋甘于路过是一种境界，我是平凡，总希望留下些什么，才算有价值。“那么我们拍电影吧！”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2013年12月31日晚上10点，我在三里屯的过街天桥上满眼是泪，我的经纪人菜花问我：你是认真的吗？我的很多决定在做出来的那一刻，都不是认真的。这次也不是，这次是赌气。几天之前我问过柳岩的档期，她说31日的白天在拍邓超和白眉的《分手大师》，我问晚上呢？她说晚上要看白天能不能拍得完。我不是要约她跨年，当然要是能一起跨年也挺好的。那时候《屌丝男士3》快要杀青了，还有几场理发店的戏，场地在三里屯，只有31日的晚上能拍。我给白眉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柳岩的戏是白天的，所以晚上应该可以到我的剧组。我和《分手大师》很有缘分，2010年年底的第一版话剧，我在里面扮演了一名叫小翠的劫匪，所以那天下午我特别开心，和菜花拎着各种饮料去了《分手大师》的片场。我心里想着，可以看到很多相熟的好朋友，还可以陪着柳岩收工，一起回到自己的片场，这一年的收尾多么完美。当时在拍一场邓超被“唐大师”折磨的戏，很精彩，监视器前面大家笑得肝儿颤，只有邓超的妈妈一直皱着眉头，很心疼儿子，我掏出手机给妈妈拍了一张照片，超哥说：“你的视角一直都很特别，可是我演戏你不看我，看我妈干啥？”那种感觉很复杂，《分手大师》从话剧到电影，中间经历的很多事情邓超和白眉都和我分享过，我深知不易，所以由衷替他们感到开心，也由衷替自己感到着急——眼瞅着天就黑了，怎么还不拍柳岩？剧组放晚饭的时候，我试探性地问白眉，今天柳岩的戏大概几点能拍完？白眉说，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她大概七点可以收工。七点的时候我问白眉，他说是八点。八点的时候我没再好意思问，后来直到九点柳岩都还没有开工，更别说收工了。三里屯的理发店里，《屌丝男士3》剧组的几十个工作人员，正在等着他们的女主角。其间我的制片主任不停给我打电话催我回去，我问他，如果这个时候通知剧组别等了今天不拍了，大家会不会疯？制片主任说你才疯了呢，大过年的，大家等了一天，你能说不拍了？是不是你来人家剧组要人，人家不高兴了所以才不拍柳岩的？我说才不会呢，我和邓超白眉这么多年的朋友了。制片主任悠悠回了一句：我觉得是，人家拍的是电影，咱们拍的是网剧，当然电影比较重要啊，你想想你凭什么跟人家要人？真的是这样吗？九点半多的时候，我离开了《分手大师》的片场，我和白眉说你们好好拍，今天我那边就先不拍了。柳岩一直在咬嘴唇，我说你也别太为难，好好把戏演好，我会想到解决办法的。那天很冷，我在路边哆哆嗦嗦了很久才打到车。我在车里给于莎莎打了一个电话。我和莎莎坦白说这个角色本来是柳岩的，她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但是剧组已经准备好了，你愿意帮我吗？莎莎问我：“你们在哪儿拍？”我很感激莎莎，所以后来《极品女士》的第三季，改由我帮莎莎做监制，用的都是《屌丝男士》的原班人马。当车子快到三里屯的时候，司机怎么也不肯往前开了，他说你们下车吧，前面实在太堵车了，过一个天桥就是了。我拉开车门，正好碰到一个小伙子，有时候我自己也很奇怪，很多喜欢我的人看到我，并不是激动和兴奋，而是像认识了很久的朋友一样透着亲切和熟悉，小伙子对我说：“大鹏，新年快乐！加油！”忘了你长什么样子的小伙子啊，你并不知道那一句鼓励对于当时的我有多重要。我快步跑到天桥上面，菜花在后面追我说你慢点啊，我停下来调匀了呼吸，转过头对她说：“那么我们拍电影吧！”天桥上很多人擦肩，各有各忙，熙熙攘攘。天桥下是如织的车流，某一辆里坐着于莎莎。菜花呆呆地看着我，我已经看不清她了。在我们开拍以后，柳岩给我打电话，说她收工了，要赶过来，我说莎莎已经救了场，你也等了一天，赶紧回去休息吧。柳岩说是我耽误了大家过年，我怎么样也要赶去三里屯。她并没有真的赶到三里屯，因为直到我们拍完，她还堵在路上，就那样跨了年。后来等到我自己拍《煎饼侠》的时候，才终于理解了那天晚上的邓超和白眉，其实并不是不放人，而是因为对作品的专注，常常忘我又忘他。有一次袁姗姗拍完要赶飞机去外地参加活动，很着急，我却冷冷的，一方面尽力在拍，一方面也不承诺一定会放她走。在工作之外，我并不是那样的性格，我理解这是对自己作品的一种负责。不过后来姗姗还是赶上飞机了，我嘴硬心软。事实上在《煎饼侠》的拍摄过程中，邓超和白眉给了我很多帮助，超哥自己还参与了演出，而《分手大师》里的“唐大师”梁超，也成为了《煎饼侠》里的“海哥”。但是他们一直都不知道，其实是《分手大师》推了我一把，做出自己拍电影的这个决定。我后来也没和他们讲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当时那么误解自己的朋友，挺不够意思的。我很惭愧。烂片不是那么容易拍的2014年我上了春晚，演了一个小品。上场之前我趴在地上亲了舞台一口，嘴有点儿麻，不知道是不是被高科技的LED地板给电着了，所以我表演的时候老舔嘴唇，很怕粘到一起说不出来话。马丽是过来人，她说她第一年上春晚的时候嘴也麻，愣是和我一样，不承认那叫紧张。岳云鹏比我还紧张，我们还没演完，他就在台上哭了，勾搭得我也没忍住。我们的下一个节目，是王铮亮的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每次彩排，我下场都会和小亮哥拥抱，加油打气。直播那天我是哭着下去的，后来他给我发消息说：都是你把我给吓的，一开口就唱跑调了。那天我哭得很难看，有几个舞蹈演员跑过来找我合影，我说实在不好意思，真的是太狼狈了。后来也很后悔，应该和他们照的，可能我再次见到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舞蹈演员们很不容易，化妆成差不多的样子，没见得有什么特写，却排练了几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小品一共排练了109天，我管它叫“自残式”排练，后来我觉得已经接近“自杀式”了。因为白天每个人的工作都很忙，所以我们的排练往往从半夜开始，蔡明姐说我们是“聊斋剧组”。大家排练到早上四五点，又接着去忙其他的事情。第一次参加审查是在宾馆的一个小房间，对面坐着央视的几个领导，我们在离他们不到一米的距离演出，不敢使劲儿演，怕唾沫喷到人脸上。那种感觉很诡异，因为你的观众就直接是奔着挑毛病来的，所以演得也不自信。结束以后头衔最大的领导提出了一些意见，也对每个人做出了评价：“蔡明，当然是你们的中流砥柱，老春晚了，不会犯什么错误；华少是当红主持人，嘴巴很快，适合这个角色；岳云鹏，我听过你的相声，演得很好。”然后他看着我，停顿了几秒钟后问：“你是？”旁边的人赶紧接话说：“他叫大鹏，是网上的。”领导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就说别的去了。那天晚上蔡明姐发了很长很长的一条微信鼓励我，叫我相信自己。其实我是相信自己的，但一直都觉得自己有可能被换掉，所以始终没和我妈我爸说这个事，直到记者拍到我参加彩排的照片。那些记者都是我的朋友，之前我做过好几年的《大鹏跑春晚》，和他们一起蹲在央视的西门，一蹲就是一天，冻得跟什么似的。腊月二十八那天，新闻频道的《面对面》节目，播出了蔡明姐的专访。在谈到我的时候，他们插播了一些《屌丝男士》的画面，里面竟然出现了波多野结衣，我当时就吓尿了，心想完了完了，这要是被央视领导看到可怎么办。要么就是他们不看自己的片子，要么就是他们不看日本的片子，反正这事儿最后没扩大化，我终于挺到了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我拿着第一稿剧本请每一位参与者在上面签了名，可是却发现我们演的小品和第一稿剧本已经完全没什么关系了。到演出的时候，我们的剧本整整改到第26稿。演完之后回家，我妈说我到底演了什么她完全没看进去，只顾着盯着电视屏幕，生怕我忘词，后来我陪着她，她也陪着我看了一遍重播，才看明白。我妈说这个小品真好，越看越好，不用看也知道好看，因为儿子足足忙活了一百多天呢。有了我妈的这句话，我就没有再去看其他的评论了。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我以后可能都不会再骂春晚了，因为我确实参与过，深知不易。我可能以后也不会随便评论哪部电影了，因为就算是烂片，也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只是能力有差别，但我都愿意相信，那些人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力。当然遇到烂片你们还是可以骂的，毕竟花了钱的嘛，不花钱也浪费了时间和空间。只是我不太喜欢那种口吻，说什么“像这种片子我也可以拍出来”，还真不一定行。我也演过各种各样的片，和内地、香港、台湾的许多导演都合作过，其实是想了解不同风格的导演如何掌控自己的作品，后来发现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标准模板。这也是电影有趣的地方，作品不会说谎，直接反映思想。所以就算你想故意拍出一个烂片，都很难。《煎饼侠》像我的人一样，是一部“很努力”的电影。可是我多么想让别人在评价我的时候，说我“很聪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