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自己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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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我在撰写《释迦牟尼佛传》时，常常被佛陀大公无私的精神所深深感动而热泪盈眶。尤其了解佛陀一生的行谊之后，我知道佛陀不但是一个教育家、宗教家，还是一个革命家。不过佛陀的革命不同于世间一般的革命家。一般革命家的革命，我称之为“向外革命”，佛陀的革命是“向内革命”，也就是“向自己革命”——降伏自身生老病死的痛苦及心中贪嗔愚痴的烦恼。“向自己革命”这句话从此就成为我一生奉行的圭臬。
世上的革命有很多种，有政治上的革命、社会上的革命、经济上的革命、习俗上的革命、种族上的革命等等。一个新朝代的诞生、一个新国家的成立、一个新主张的宣誓、一个新君主的登基，往往都是经过一番革命而产生的。但人事无常，法久生弊，等到时间一久，理想变质了，主义不实施了，又再需要另外一番的革命。俗谓“穷则变，变则通”，佛教也说“法无定法”，一切都是应时应机。世间法没有一成不变的，有形的革命与无形的革命在世上也就不断发生，从而促使了文明的进步。
政治制度由君权时代进步到民权时代固然需要革命，社会形态由家族社会进步到宗族社会，经济体制由农牧经济进步到工业经济，也都需要经过革命的历程。革命本来是把一些迁腐、陈旧、罪恶、保守的思想、行为或体制予以革故鼎新，像中国武王伐纣的革命、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的革命、欧洲的新教革命、法国大革命、文艺复兴革命、美国独立革命等等，不但为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而且将国家社会，乃至思想信仰带入崭新的阶段，为人类历史写下辉煌灿烂的篇章。但其中也有许多人以革命为借口，逞一己之私欲，以众欺寡，以强凌弱，结果使得万千生灵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这是因为人们的心中有贪欲、嗔恚、愚痴、嫉妒、邪见等许多不好的念头存在，所以即使最初用心良善，但是当境界来临的时候，就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因此，革命应该是“向自己革命”。
如果我们翻阅史册，将会发现一般的革命家大多是因为感到自身不自由、不安乐，进而联想到别人的不自由、不安乐，才起来推翻不合理的势力，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革命，是向别人革命，而非“向自己革命”。唯有佛陀是由上而下的革命，是“向自己革命”。他本来贵为王子，过着优裕的生活，照理说是用不着革命的，但他看到许多遭受压迫的民众，为了公理和正义，便勇敢地摆脱王子的虚荣，用一切众生平等的真理来为那些被压迫的阶级打抱不平；他也看清了每个人心中自私的小我正是烦恼痛苦及世间斗乱的根本，所以毅然地“向五欲荣华富贵革命”，舍离一切爱染执著，以求得真正自由自在的解脱。
由于佛法教人要“向自己革命”，因此，佛教流传到世界各地，不但没有发生过流血“革命”的事件，而且还能够融入各种习俗，丰富当地的文化；佛教历经不同的时空，不但未被时代的浪花所淘汰，而且还能够因时制宜，破除妄执，继续为每一世代的众生做出最大的贡献。
然而却有许多人只看到佛教因“革命”而带来的发展，却没有看到祖师大德“向自己革命”的过程，像龙树、提婆都有过一段荒唐狂傲的少年时期，但他们经过法水的洗礼之后，翻然悔悟，精进道业，学有所成，因此能在众说纷纭之际，发出狮子般的吼声，威服群伦；无著、世亲本来都是小乘部派著名的论师，但他们在听闻大乘佛法之后，觉昨日之非，而虚心学习，所以能进步神速，一日千里，对佛教做出卓越的贡献；百丈怀海参学多日，被马祖道一捏痛鼻子之后，才开悟见性，及至晚年，仍勤劳不息，躬自作役，他的魄力与担当非一般匹夫之勇所能比拟；南泉普愿用心习律、学教、参禅，而后心有所得；丹霞天然本欲进京赶考，在听闻“选官不如选佛”一语后，及时觉醒，拜师学佛，终成一代大师；太虚大师曾掩关阅藏，而有悟境，又广读世间书籍，学通内外，而有改革佛教积弊的主张；仁山法师曾在金山寺穷研经典六载，并屡游诸方，遍礼名山，而有拓落恢宏的思想。古圣先贤若非先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勇气，放弃小我私利，如何能秉持大无畏、大精进、大忍辱、大慈悲的精神，坦坦荡荡地面对威势利诱？
我最初也是心外求法，觉得别人都不好，只有自己才对。一九五四年元旦那一天，我翻阅过去的日记，发现都是在嫌别人如何不好不对，突然对于自己丑陋的心态感到惭愧。“为了向昔日的自己革命宣战”，我不惜将数十本从大陆带来台湾，写了十多年之久的日记付之一炬，经过这么一烧，对自己的愚昧方才有一点点觉醒，不禁回想起自己过去所从事过的“革命”事迹。
二十岁那年，我踏出佛教学院大门，身处局势动荡不安及佛教地位低落的年代里，眼见社会种种的危难，耳闻众生痛苦的呼喊，我也像许多热血澎湃的僧青年一样，拥有满腔改革佛教的抱负，有鉴于太虚大师的教产、教义、教理“革命”，因为没有自己的地盘，以致功败垂成。所以我与同道们欣然接受南京华藏寺，并且订定新生活规约，试图借此恢复丛林学团的道风，然而这岂是一个经忏道场所能做到的？失败自是在意料之中，这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的“革命”。
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之后，才发现此地佛教地位更是低落，许多佛寺被军营军眷所占住；耶教可以公然到寺院传教，散发传单，但对于佛教的弘法活动却多所限制；至于社会人士谤佛毁僧的言行更是不胜枚举，报纸、电台、电影、小说，甚至教科书中，都有曲解佛教的地方。当时的佛教徒们大多像惊弓之鸟，连自己是佛教徒都不敢承认，遑论挺身而出，护法卫教。许多人说这是因为民众多随政商人士信仰耶教有以致之，我却认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佛教徒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决心，将本身的思想、行为健全起来，积极弘法利生，努力为民谋福，才是振兴之道。
一九五二年，当我以二十六岁之龄，当选为台湾佛教会常务理事时，为了替有为的僧青年在教会中争取一席，以期会务更有朝气，进而促使佛教的迅速发展，我多次直言不讳，抨击长老把持教权，应及早退休。自己一无建树，却想先反对别人，这样的“革命”当然注定是要失败的。
是年五月，我应邀驻锡宜兰雷音寺。由于来台数年之间，目睹佛教徒佛道不分，只知赶赴斋会，祈求福寿，却不知佛法真义，遑论内修外弘，对此我早已感慨干心。这时又见到寺院佛殿内供奉了一百多尊神像，自忖正好可以借此教育信徒，遂将其全部收藏起来，只供佛像，以正视听。此举虽然触犯部分地方人士的习惯，幸好我也另有基础，所以才没有被人打倒。这一次“革命”的小小胜利对我不无鼓舞之效。
后来，为了出外布教，屡被干涉，我前往治安部门据理力争；为了运用现代声光器材弘法被警察取缔，我也与有关单位周旋到底；对于名伶顾正秋在永乐戏院唱戏诬蔑佛教，我致信抗议。尽管长老、信徒反对我提倡以歌声弘法，并且以杀害为恐吓，我仍然义无反顾，不为所动。在亲身经历了这许多佛教制度思想的革命之后，我慢慢地发现自己也和世上的政治家、社会家一样，向别人“革命”总不可为也，最好是先“向自己革命”，先去除自己的我执、法执，方足以自利利人，广度众生。
像我初来台湾弘法时，对于当地迷信的习俗深不以为然。但是后来渐渐发觉，信仰是有层次的，就好比学校分有小学、中学、大学，我何必对每一位初入学的人要求如此严厉呢？其实，迷信比不信要好，回想过去大陆乡村方圆几十里没有一间派出所，维系治安的也往往只是一间寺庙，任何人有了纷争，只要双方当事人在神佛面前发誓，就得到解决。由于大家具有“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观念，不敢为非作歹，所以能相安无事。这说明了迷信也有其效用，比起什么都不信，或误信邪教，迷信至少还有维护善良习俗的贡献。更何况在佛教的历史上，玉皇大帝、财神爷、城隍爷、关云长等都是护法神；大陆上的佛教学院也经常收留道士就读，我何不效法古圣先贤，秉持包容与尊重的理念呢？经过一番心理上的“自我革命”之后，我一改过去二分是非的看法，进而从内到外开拓了更宽广的空间。所以早年我设立的念佛会，往往都是先借用神道的寺院成立，大家和平共存，友爱协助，为宗教融和添增佳话。我也曾到指南宫参观挂单，并在祈梦室上睡过一宿，甚至我创立的南华大学所聘请的首任校长就是研究道教多年、曾任道学院院长的龚鹏程先生。自弘法以来，我曾到新竹城隍庙多次讲经开示，也曾远赴马来西亚天后宫多次主持法会。我不但到过北港妈祖宗圣台弘扬佛法，而且几十年来，我一直想写一首赞颂妈祖的歌词，虽已酝酿多时，可惜尚未完成。
过去在大陆参学时，虽然生活贫困，经常穿着满是补丁的衣袜，但保持整洁威仪始终是寺院丛林的法师们对自己最起码的要求。来到台湾，我却看到僧侣们足穿木屐，头戴斗笠，身着短衫，手撑雨伞，心中十分不能接受，甚至有些出家人似乎忘了自己是人天师表，不但手拿包袱，满街奔走，而且购物还价，争先恐后。目睹于此，更是痛心疾首。为了向生活的陋习挑战，我不但在佛教杂志上多次撰写有关四威仪的文章以资提醒，而且在成立佛学院之后，便订立规约：不穿长衫，鞋袜不整齐，不可以出门；非滂沱大雨，即使烈日当空，也不准携带雨具。现今各个佛寺道场对于丛林生活礼仪逐渐讲究重视，我虽不敢居功，但起码证明了：“革命”不一定要求别人，从“自己”先做起，会收到更大的功效。
早年曾经有一段时期，我常到富家信徒应供。有一次，台湾警务处处长陶一删先生曾办一桌素斋，与我对谈，餐毕之后，又用豪华轿车送我坐头等火车。到了高雄下车的时候，我突然心有所悟，对于自己这种贪慕虚荣的心理感到极为僧恶，为了彻底地“向自己的贪念革命”，从此我经常到乡间小径，偏僻村庄布教，像旗山、美浓那一带的山地，我不知来回多少次；东势、后里、铜锣、火炎山，也是我经常路经之地；甚至八仙山、太平山都有我行脚的足迹。就这样，我终于逐渐走出我心内的佛光山来。
我年轻时，非常看不起人前人后两面不一的假道学、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君子。尤其事关佛教时，我往往不惜与人抗争。例如，为了智光商职，我曾和南亭长老争执；为了《人生杂志》，我曾和东初法师辩论；为了教会制度，我也曾和白圣法师多次议论，常常都是弄得不欢而散。后来我自觉虽是理直气壮，但也未免过于刚直。有感于此，我到处设立托儿所、幼稚园、儿童班、星期学校，希望从幼儿的慈爱做起。我也走遍城市乡野、神庙广场，给人佛法，施予信心；甚至我跑遍台湾全省的大小监狱及离岛的看守所，期能借此让不幸误入歧途的人获得重生。现在我经常自豪地向徒众们说：“我在台湾五十年，从来没有对信徒动过嗔心，从来没有骂过一个信徒。”想当初如果不“向自己的嗔心革命”，何能致此呢？
我的朋友当中，煮云法师最没有嫉妒心，是我等最好的模范。他对于任何人一点点好处，都赞叹随喜；他对于任何人一点点成就，都恭维羡慕。每当受到嫉妒我的人给予我无情的伤害时，想到他的宽容无争，总是令我惭愧不已，既而扪心自问：“难道我不曾嫉妒过别人？难道我不曾在无意中伤害过别人？”从而砥砺自己“争气，不要生气；好强，但不逞强。”后来，我不断提倡“同中存异，异中求同”的精神，并且身体力行，不曾间辍。多年来，虽讥毁不断，但我仍能心存仁厚，不予计较，甚至因此而化敌为友，转危为安，当初能“向自己革命”，诚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回首来时路，无时无刻不是在兢兢业业中防范身口意业的过失，深深感到心中八万四千种烦恼犹如八万四千个盗贼，一不小心，便会落入它们的牢笼之中，难于出离。所谓“学道犹如守禁城，昼防六贼夜惺惺，将军主帅能行令，不用干戈定太平。”我们唯有自己不断地提起正知正见，不断地“向自己内心的烦恼盗贼革命”，不断地改心、换性、回头、转身，不断地自我尊重，自我肯定，才能如古德所云：
几年鏖战历沙场，汗马功高孰可量？
四海狼烟今已熄，踏花归去马蹄香。
“向自己革命”能够胜利，是多么美妙的世界啊！
（一九九九年七月）
一九五三年，我在撰写《释迦牟尼佛传》时，常常被佛陀大公无私的精神所深深感动而热泪盈眶。尤其了解佛陀一生的行谊之后，我知道佛陀不但是一个教育家、宗教家，还是一个革命家。不过佛陀的革命不同于世间一般的革命家。一般革命家的革命，我称之为“向外革命”，佛陀的革命是“向内革命”，也就是“向自己革命”——降伏自身生老病死的痛苦及心中贪嗔愚痴的烦恼。“向自己革命”这句话从此就成为我一生奉行的圭臬。
世上的革命有很多种，有政治上的革命、社会上的革命、经济上的革命、习俗上的革命、种族上的革命等等。一个新朝代的诞生、一个新国家的成立、一个新主张的宣誓、一个新君主的登基，往往都是经过一番革命而产生的。但人事无常，法久生弊，等到时间一久，理想变质了，主义不实施了，又再需要另外一番的革命。俗谓“穷则变，变则通”，佛教也说“法无定法”，一切都是应时应机。世间法没有一成不变的，有形的革命与无形的革命在世上也就不断发生，从而促使了文明的进步。
政治制度由君权时代进步到民权时代固然需要革命，社会形态由家族社会进步到宗族社会，经济体制由农牧经济进步到工业经济，也都需要经过革命的历程。革命本来是把一些迁腐、陈旧、罪恶、保守的思想、行为或体制予以革故鼎新，像中国武王伐纣的革命、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的革命、欧洲的新教革命、法国大革命、文艺复兴革命、美国独立革命等等，不但为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而且将国家社会，乃至思想信仰带入崭新的阶段，为人类历史写下辉煌灿烂的篇章。但其中也有许多人以革命为借口，逞一己之私欲，以众欺寡，以强凌弱，结果使得万千生灵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这是因为人们的心中有贪欲、嗔恚、愚痴、嫉妒、邪见等许多不好的念头存在，所以即使最初用心良善，但是当境界来临的时候，就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因此，革命应该是“向自己革命”。
如果我们翻阅史册，将会发现一般的革命家大多是因为感到自身不自由、不安乐，进而联想到别人的不自由、不安乐，才起来推翻不合理的势力，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革命，是向别人革命，而非“向自己革命”。唯有佛陀是由上而下的革命，是“向自己革命”。他本来贵为王子，过着优裕的生活，照理说是用不着革命的，但他看到许多遭受压迫的民众，为了公理和正义，便勇敢地摆脱王子的虚荣，用一切众生平等的真理来为那些被压迫的阶级打抱不平；他也看清了每个人心中自私的小我正是烦恼痛苦及世间斗乱的根本，所以毅然地“向五欲荣华富贵革命”，舍离一切爱染执著，以求得真正自由自在的解脱。
由于佛法教人要“向自己革命”，因此，佛教流传到世界各地，不但没有发生过流血“革命”的事件，而且还能够融入各种习俗，丰富当地的文化；佛教历经不同的时空，不但未被时代的浪花所淘汰，而且还能够因时制宜，破除妄执，继续为每一世代的众生做出最大的贡献。
然而却有许多人只看到佛教因“革命”而带来的发展，却没有看到祖师大德“向自己革命”的过程，像龙树、提婆都有过一段荒唐狂傲的少年时期，但他们经过法水的洗礼之后，翻然悔悟，精进道业，学有所成，因此能在众说纷纭之际，发出狮子般的吼声，威服群伦；无著、世亲本来都是小乘部派著名的论师，但他们在听闻大乘佛法之后，觉昨日之非，而虚心学习，所以能进步神速，一日千里，对佛教做出卓越的贡献；百丈怀海参学多日，被马祖道一捏痛鼻子之后，才开悟见性，及至晚年，仍勤劳不息，躬自作役，他的魄力与担当非一般匹夫之勇所能比拟；南泉普愿用心习律、学教、参禅，而后心有所得；丹霞天然本欲进京赶考，在听闻“选官不如选佛”一语后，及时觉醒，拜师学佛，终成一代大师；太虚大师曾掩关阅藏，而有悟境，又广读世间书籍，学通内外，而有改革佛教积弊的主张；仁山法师曾在金山寺穷研经典六载，并屡游诸方，遍礼名山，而有拓落恢宏的思想。古圣先贤若非先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勇气，放弃小我私利，如何能秉持大无畏、大精进、大忍辱、大慈悲的精神，坦坦荡荡地面对威势利诱？
我最初也是心外求法，觉得别人都不好，只有自己才对。一九五四年元旦那一天，我翻阅过去的日记，发现都是在嫌别人如何不好不对，突然对于自己丑陋的心态感到惭愧。“为了向昔日的自己革命宣战”，我不惜将数十本从大陆带来台湾，写了十多年之久的日记付之一炬，经过这么一烧，对自己的愚昧方才有一点点觉醒，不禁回想起自己过去所从事过的“革命”事迹。
二十岁那年，我踏出佛教学院大门，身处局势动荡不安及佛教地位低落的年代里，眼见社会种种的危难，耳闻众生痛苦的呼喊，我也像许多热血澎湃的僧青年一样，拥有满腔改革佛教的抱负，有鉴于太虚大师的教产、教义、教理“革命”，因为没有自己的地盘，以致功败垂成。所以我与同道们欣然接受南京华藏寺，并且订定新生活规约，试图借此恢复丛林学团的道风，然而这岂是一个经忏道场所能做到的？失败自是在意料之中，这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的“革命”。
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之后，才发现此地佛教地位更是低落，许多佛寺被军营军眷所占住；耶教可以公然到寺院传教，散发传单，但对于佛教的弘法活动却多所限制；至于社会人士谤佛毁僧的言行更是不胜枚举，报纸、电台、电影、小说，甚至教科书中，都有曲解佛教的地方。当时的佛教徒们大多像惊弓之鸟，连自己是佛教徒都不敢承认，遑论挺身而出，护法卫教。许多人说这是因为民众多随政商人士信仰耶教有以致之，我却认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佛教徒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决心，将本身的思想、行为健全起来，积极弘法利生，努力为民谋福，才是振兴之道。
一九五二年，当我以二十六岁之龄，当选为台湾佛教会常务理事时，为了替有为的僧青年在教会中争取一席，以期会务更有朝气，进而促使佛教的迅速发展，我多次直言不讳，抨击长老把持教权，应及早退休。自己一无建树，却想先反对别人，这样的“革命”当然注定是要失败的。
是年五月，我应邀驻锡宜兰雷音寺。由于来台数年之间，目睹佛教徒佛道不分，只知赶赴斋会，祈求福寿，却不知佛法真义，遑论内修外弘，对此我早已感慨干心。这时又见到寺院佛殿内供奉了一百多尊神像，自忖正好可以借此教育信徒，遂将其全部收藏起来，只供佛像，以正视听。此举虽然触犯部分地方人士的习惯，幸好我也另有基础，所以才没有被人打倒。这一次“革命”的小小胜利对我不无鼓舞之效。
后来，为了出外布教，屡被干涉，我前往治安部门据理力争；为了运用现代声光器材弘法被警察取缔，我也与有关单位周旋到底；对于名伶顾正秋在永乐戏院唱戏诬蔑佛教，我致信抗议。尽管长老、信徒反对我提倡以歌声弘法，并且以杀害为恐吓，我仍然义无反顾，不为所动。在亲身经历了这许多佛教制度思想的革命之后，我慢慢地发现自己也和世上的政治家、社会家一样，向别人“革命”总不可为也，最好是先“向自己革命”，先去除自己的我执、法执，方足以自利利人，广度众生。
像我初来台湾弘法时，对于当地迷信的习俗深不以为然。但是后来渐渐发觉，信仰是有层次的，就好比学校分有小学、中学、大学，我何必对每一位初入学的人要求如此严厉呢？其实，迷信比不信要好，回想过去大陆乡村方圆几十里没有一间派出所，维系治安的也往往只是一间寺庙，任何人有了纷争，只要双方当事人在神佛面前发誓，就得到解决。由于大家具有“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观念，不敢为非作歹，所以能相安无事。这说明了迷信也有其效用，比起什么都不信，或误信邪教，迷信至少还有维护善良习俗的贡献。更何况在佛教的历史上，玉皇大帝、财神爷、城隍爷、关云长等都是护法神；大陆上的佛教学院也经常收留道士就读，我何不效法古圣先贤，秉持包容与尊重的理念呢？经过一番心理上的“自我革命”之后，我一改过去二分是非的看法，进而从内到外开拓了更宽广的空间。所以早年我设立的念佛会，往往都是先借用神道的寺院成立，大家和平共存，友爱协助，为宗教融和添增佳话。我也曾到指南宫参观挂单，并在祈梦室上睡过一宿，甚至我创立的南华大学所聘请的首任校长就是研究道教多年、曾任道学院院长的龚鹏程先生。自弘法以来，我曾到新竹城隍庙多次讲经开示，也曾远赴马来西亚天后宫多次主持法会。我不但到过北港妈祖宗圣台弘扬佛法，而且几十年来，我一直想写一首赞颂妈祖的歌词，虽已酝酿多时，可惜尚未完成。
过去在大陆参学时，虽然生活贫困，经常穿着满是补丁的衣袜，但保持整洁威仪始终是寺院丛林的法师们对自己最起码的要求。来到台湾，我却看到僧侣们足穿木屐，头戴斗笠，身着短衫，手撑雨伞，心中十分不能接受，甚至有些出家人似乎忘了自己是人天师表，不但手拿包袱，满街奔走，而且购物还价，争先恐后。目睹于此，更是痛心疾首。为了向生活的陋习挑战，我不但在佛教杂志上多次撰写有关四威仪的文章以资提醒，而且在成立佛学院之后，便订立规约：不穿长衫，鞋袜不整齐，不可以出门；非滂沱大雨，即使烈日当空，也不准携带雨具。现今各个佛寺道场对于丛林生活礼仪逐渐讲究重视，我虽不敢居功，但起码证明了：“革命”不一定要求别人，从“自己”先做起，会收到更大的功效。
早年曾经有一段时期，我常到富家信徒应供。有一次，台湾警务处处长陶一删先生曾办一桌素斋，与我对谈，餐毕之后，又用豪华轿车送我坐头等火车。到了高雄下车的时候，我突然心有所悟，对于自己这种贪慕虚荣的心理感到极为僧恶，为了彻底地“向自己的贪念革命”，从此我经常到乡间小径，偏僻村庄布教，像旗山、美浓那一带的山地，我不知来回多少次；东势、后里、铜锣、火炎山，也是我经常路经之地；甚至八仙山、太平山都有我行脚的足迹。就这样，我终于逐渐走出我心内的佛光山来。
我年轻时，非常看不起人前人后两面不一的假道学、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君子。尤其事关佛教时，我往往不惜与人抗争。例如，为了智光商职，我曾和南亭长老争执；为了《人生杂志》，我曾和东初法师辩论；为了教会制度，我也曾和白圣法师多次议论，常常都是弄得不欢而散。后来我自觉虽是理直气壮，但也未免过于刚直。有感于此，我到处设立托儿所、幼稚园、儿童班、星期学校，希望从幼儿的慈爱做起。我也走遍城市乡野、神庙广场，给人佛法，施予信心；甚至我跑遍台湾全省的大小监狱及离岛的看守所，期能借此让不幸误入歧途的人获得重生。现在我经常自豪地向徒众们说：“我在台湾五十年，从来没有对信徒动过嗔心，从来没有骂过一个信徒。”想当初如果不“向自己的嗔心革命”，何能致此呢？
我的朋友当中，煮云法师最没有嫉妒心，是我等最好的模范。他对于任何人一点点好处，都赞叹随喜；他对于任何人一点点成就，都恭维羡慕。每当受到嫉妒我的人给予我无情的伤害时，想到他的宽容无争，总是令我惭愧不已，既而扪心自问：“难道我不曾嫉妒过别人？难道我不曾在无意中伤害过别人？”从而砥砺自己“争气，不要生气；好强，但不逞强。”后来，我不断提倡“同中存异，异中求同”的精神，并且身体力行，不曾间辍。多年来，虽讥毁不断，但我仍能心存仁厚，不予计较，甚至因此而化敌为友，转危为安，当初能“向自己革命”，诚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回首来时路，无时无刻不是在兢兢业业中防范身口意业的过失，深深感到心中八万四千种烦恼犹如八万四千个盗贼，一不小心，便会落入它们的牢笼之中，难于出离。所谓“学道犹如守禁城，昼防六贼夜惺惺，将军主帅能行令，不用干戈定太平。”我们唯有自己不断地提起正知正见，不断地“向自己内心的烦恼盗贼革命”，不断地改心、换性、回头、转身，不断地自我尊重，自我肯定，才能如古德所云：
几年鏖战历沙场，汗马功高孰可量？
四海狼烟今已熄，踏花归去马蹄香。
“向自己革命”能够胜利，是多么美妙的世界啊！
（一九九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