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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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艳的小女儿杨珊被万慧来接到了家中。
因为女儿杨阳的去世，压垮了杨小艳维持正常神经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疯了。
薛德珠和万慧来把杨小艳送到了精神病院治疗。
临走的时候，杨小艳还隔着铁栅栏，大骂万慧来：
“你个鼻婊子，你才有精神病呐！”
万慧来艰难的转过去，哭的不能自抑，薛德珠扶着她走出了精神病院的大门......
两个人回到家，已是傍晚十分，太阳西下的余晖，照的路面都是淡淡的橙色。
“纪良！”
薛德珠见自己的家门前站着个男人，背对自己，他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是多年不见的纪良。
两个大男人，拥抱在一起，都流出了泪。
“德珠，你还是老样子！”
“纪良，你显得更大气了！”
晚饭的时候，纪良和薛德珠两个人见彼此眼睛都喝红，一起捧腹大笑了起来：
“慧来，你还真是有度量，薛德珠这样的，你都能容下他！”
纪良的话，说者无意，听者却有心。
薛德珠看了看万慧来，两个人都显得有些尴尬。
“纪良，这么多年，你怎么都没联系我？听说，你不在北京了，去南方发大财去了？”
薛德珠的问话，打开了纪良的话匣子。
在北京一心想从事电影事来的纪良，舞台剧做的刚刚有些起色，就兴高采烈接到了他人生的第一部商业电影的拍摄。
然而，却接到一家电影制片厂撤项的通知，这对他来说，真的就是当头一棒！
那段子里，纪良沉沦了，电影梦的破碎，似乎带走了他所有的希望。
他的老毛病又开始发作：
走马灯般的换女人，陈终于忍无可忍，与他离了婚。
剩下一个人的纪良，醉生梦死了一段子。
一天早晨醒来，他站在窗前，向着外面大喊：
“不就50万元吗？干脆自己下海挣50万元再拍！”
纪良决定到南方寻找机会。
他带着上仅有的几百块钱，来到深圳这个“举目无亲”的经济特区。
“飞机门一打开，闷潮湿的空气向我扑来。第一感觉像是进了桑拿房。”
纪良对深圳的印象并不好：
“我本来就怕。”
但纪良还是被深圳的柏油路震撼了，那时国内很多地方都还是沙石路，而深圳人都穿着好鞋子。
为了节省费用，纪良住在一家便宜的招待所，没有空调。
纪良回想着当年，摇着头苦笑：
“我买了一箱方便面，塞在下面。”
他边等机会边找北京来的朋友。
有一个朋友在深圳倒卖批文和手持式电动缝纫机。
这家公司加老板一共3人，纪良希望成为第四个人，结束“无业游民”的状态。
有一次，老板请了很多领导去唱卡拉ok，这也是纪良第一次进k房。
老板介绍说：
“这是电影学院导演系的高材生。”
“当时我觉得很丢人。”
如今的纪良还清楚的记得当时的尴尬：
“我还不如那个陪唱的。南方人只看钱。那时候艺术不值钱，钱最值钱。万元户和导演出去，人家满脸的笑容肯定是给那个万元户的。”
后来，纪良在朋友处听到老板对自己的评价是：
“纪良就是个文人，做生意不行。”
“这基本上把我判死刑了。”纪良捏灭一个烟头说。
纪良好离开深圳，几个月后，转战另一个经济特区——海南。
初到海南，纪良走出飞机门时，没有湿的空气，只有满耳打桩机的声音：
“咣当！咣当！”
“遍地都是工地，我本能地觉得这个地方有机会”
1992年正是海南地产泡沫的顶峰，以四大银行为首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
“要挣钱，到海南；要发财，炒楼花”。
当年海南城市人口100多万，房地产公司就有2万多家，没人知道房子盖好卖给谁。
“那是海南最疯狂的时候，击鼓传花。一个穷光蛋，一夜就能变成百万富翁。”
那时的百万富翁可以说大富豪了。
纪良亲眼看到这样的神话：
一个从北京下海的人，无分文，借了200万元，不买地而是买了两台奔驰。
他专门跑当地领导，请领导吃饭、娱乐，结果批了一大片地，拿出一部分来一转手，就真的有钱了。
暴富后，这个人回贫穷的老家光宗耀祖，答应帮家乡政府脱贫，县里筹集了2000万元交给他，他也豪气地承诺能赚两三倍。
他把钱买了地，却没想到海南地产泡沫很快就破灭。
“土地价格掉了一半，真的成‘负翁’了。”
纪良回忆起这位朋友的惨况：
“老家人都说他是骗子，2000万元对他们老家是要命的，最后老家公安局来人到海南把他抓走了。彻底完了。”
纪良说，泡沫时，最惨的就是千万富翁和百万富翁，因为他们都在银行贷了几倍的钱押在土地上。
刚到海南的纪良和朋友合伙，花了很大力气才注册了一个房地产公司。
“花了一个月时间，把科长、处长都跑了一遍。”
纪良还记得，那时候海口没有公共汽车：
“打的打不起，就打摩托，摩托不管去哪都是3元，但打摩托又怕人家看见，离工商局快100米时就下车，把衣服弄好，然后走进去”。
纪良更记得那时有个“麻科长”：
“那个科长满脸麻子，招待他不仅得请吃饭，还得请唱歌、请跳舞。”
一个月下来，钱就用得差不多了。
整个公司，干活的就纪良一个人：
“做饭、打字、打扫卫生、总经理，都是我一个人干了”。
当时，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到海南做房地产，投资者多而创业者少，很快就有一家北京的金融机构找来谈合作，行长助理希望纪良，能帮他们注册一个房地产公司。
刚跑了一个月工商局的纪良，一个星期就帮他们把公司注册了。
一天，行长助理带着四五个人到海口来，很认真地找纪良谈判，要在海南联合开发房地产。谈判的条件是：
所有项目都五五分成，共同融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分利润。
“我当时一听就乐了，因为我没钱，共同融资肯定都是他们去筹钱。银行有的是钱，就是不会干活，所以利用我来经营。”
很顺利，双方签下了联合开发合同。
纪良也开始了真正的商业人生。
那时已经是1992年年底，离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只剩下几个月。
半年后泡沫破灭时，纪良已经在海南联合开发了这个项目。
“钱肯定收不回来了，但是资产全在，因为我的合同都写得好，虽然价格掉下来了，但还没
杨小艳的小女儿杨珊被万慧来接到了家中。
因为女儿杨阳的去世，压垮了杨小艳维持正常神经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疯了。
薛德珠和万慧来把杨小艳送到了精神病院治疗。
临走的时候，杨小艳还隔着铁栅栏，大骂万慧来：
“你个鼻婊子，你才有精神病呐！”
万慧来艰难的转过去，哭的不能自抑，薛德珠扶着她走出了精神病院的大门......
两个人回到家，已是傍晚十分，太阳西下的余晖，照的路面都是淡淡的橙色。
“纪良！”
薛德珠见自己的家门前站着个男人，背对自己，他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是多年不见的纪良。
两个大男人，拥抱在一起，都流出了泪。
“德珠，你还是老样子！”
“纪良，你显得更大气了！”
晚饭的时候，纪良和薛德珠两个人见彼此眼睛都喝红，一起捧腹大笑了起来：
“慧来，你还真是有度量，薛德珠这样的，你都能容下他！”
纪良的话，说者无意，听者却有心。
薛德珠看了看万慧来，两个人都显得有些尴尬。
“纪良，这么多年，你怎么都没联系我？听说，你不在北京了，去南方发大财去了？”
薛德珠的问话，打开了纪良的话匣子。
在北京一心想从事电影事来的纪良，舞台剧做的刚刚有些起色，就兴高采烈接到了他人生的第一部商业电影的拍摄。
然而，却接到一家电影制片厂撤项的通知，这对他来说，真的就是当头一棒！
那段子里，纪良沉沦了，电影梦的破碎，似乎带走了他所有的希望。
他的老毛病又开始发作：
走马灯般的换女人，陈终于忍无可忍，与他离了婚。
剩下一个人的纪良，醉生梦死了一段子。
一天早晨醒来，他站在窗前，向着外面大喊：
“不就50万元吗？干脆自己下海挣50万元再拍！”
纪良决定到南方寻找机会。
他带着上仅有的几百块钱，来到深圳这个“举目无亲”的经济特区。
“飞机门一打开，闷潮湿的空气向我扑来。第一感觉像是进了桑拿房。”
纪良对深圳的印象并不好：
“我本来就怕。”
但纪良还是被深圳的柏油路震撼了，那时国内很多地方都还是沙石路，而深圳人都穿着好鞋子。
为了节省费用，纪良住在一家便宜的招待所，没有空调。
纪良回想着当年，摇着头苦笑：
“我买了一箱方便面，塞在下面。”
他边等机会边找北京来的朋友。
有一个朋友在深圳倒卖批文和手持式电动缝纫机。
这家公司加老板一共3人，纪良希望成为第四个人，结束“无业游民”的状态。
有一次，老板请了很多领导去唱卡拉ok，这也是纪良第一次进k房。
老板介绍说：
“这是电影学院导演系的高材生。”
“当时我觉得很丢人。”
如今的纪良还清楚的记得当时的尴尬：
“我还不如那个陪唱的。南方人只看钱。那时候艺术不值钱，钱最值钱。万元户和导演出去，人家满脸的笑容肯定是给那个万元户的。”
后来，纪良在朋友处听到老板对自己的评价是：
“纪良就是个文人，做生意不行。”
“这基本上把我判死刑了。”纪良捏灭一个烟头说。
纪良好离开深圳，几个月后，转战另一个经济特区——海南。
初到海南，纪良走出飞机门时，没有湿的空气，只有满耳打桩机的声音：
“咣当！咣当！”
“遍地都是工地，我本能地觉得这个地方有机会”
1992年正是海南地产泡沫的顶峰，以四大银行为首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
“要挣钱，到海南；要发财，炒楼花”。
当年海南城市人口100多万，房地产公司就有2万多家，没人知道房子盖好卖给谁。
“那是海南最疯狂的时候，击鼓传花。一个穷光蛋，一夜就能变成百万富翁。”
那时的百万富翁可以说大富豪了。
纪良亲眼看到这样的神话：
一个从北京下海的人，无分文，借了200万元，不买地而是买了两台奔驰。
他专门跑当地领导，请领导吃饭、娱乐，结果批了一大片地，拿出一部分来一转手，就真的有钱了。
暴富后，这个人回贫穷的老家光宗耀祖，答应帮家乡政府脱贫，县里筹集了2000万元交给他，他也豪气地承诺能赚两三倍。
他把钱买了地，却没想到海南地产泡沫很快就破灭。
“土地价格掉了一半，真的成‘负翁’了。”
纪良回忆起这位朋友的惨况：
“老家人都说他是骗子，2000万元对他们老家是要命的，最后老家公安局来人到海南把他抓走了。彻底完了。”
纪良说，泡沫时，最惨的就是千万富翁和百万富翁，因为他们都在银行贷了几倍的钱押在土地上。
刚到海南的纪良和朋友合伙，花了很大力气才注册了一个房地产公司。
“花了一个月时间，把科长、处长都跑了一遍。”
纪良还记得，那时候海口没有公共汽车：
“打的打不起，就打摩托，摩托不管去哪都是3元，但打摩托又怕人家看见，离工商局快100米时就下车，把衣服弄好，然后走进去”。
纪良更记得那时有个“麻科长”：
“那个科长满脸麻子，招待他不仅得请吃饭，还得请唱歌、请跳舞。”
一个月下来，钱就用得差不多了。
整个公司，干活的就纪良一个人：
“做饭、打字、打扫卫生、总经理，都是我一个人干了”。
当时，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到海南做房地产，投资者多而创业者少，很快就有一家北京的金融机构找来谈合作，行长助理希望纪良，能帮他们注册一个房地产公司。
刚跑了一个月工商局的纪良，一个星期就帮他们把公司注册了。
一天，行长助理带着四五个人到海口来，很认真地找纪良谈判，要在海南联合开发房地产。谈判的条件是：
所有项目都五五分成，共同融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分利润。
“我当时一听就乐了，因为我没钱，共同融资肯定都是他们去筹钱。银行有的是钱，就是不会干活，所以利用我来经营。”
很顺利，双方签下了联合开发合同。
纪良也开始了真正的商业人生。
那时已经是1992年年底，离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只剩下几个月。
半年后泡沫破灭时，纪良已经在海南联合开发了这个项目。
“钱肯定收不回来了，但是资产全在，因为我的合同都写得好，虽然价格掉下来了，但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