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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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早饭的时候，万慧来问薛余：
“吃饱了吗？”
薛余说：
“嗯哪！”
万慧来忙说：
不要说“嗯哪”，怎么总“嗯哪嗯哪”地，不要这样说，要说“是”或者“知道了”。
薛余听了，又说：
“嗯哪！”
薛研听了，乐的一口饭喷了出来，整个桌子都面都被他喷的这口饭所“覆盖”。
万慧来狠狠的等他一眼：
“你不用得瑟！你的事，我还没有跟你算账呢！”
万慧来这句话说过完，候斌和张淑听了，也都哈哈笑了起来。
万慧来竟然还没反应过来迷惑不解的看着他们：
“笑什么？我哪里不对了吗？”
张淑说：
“你也是满嘴东北方言了，还说人家孩子，得瑟！”
万慧来才意识到，也笑了。
候斌说：
“让研儿说说看，这嗯哪是怎么来的？”
“嗯哪来源于女真语一那，汉语意思为是。后来又演化为清代满语义讷，在这两个基础上，由于音节变化，演化成为东北话中的嗯哪。”
“姥爷姥爷，你给妈妈用天津话讲讲那个笑话呗！”
候斌听了薛余的建议，也来了兴致，但清了清嗓子说：
“好。我就讲讲。”
张淑说：
“我感觉，长市民的普通话是全中国大城市中水平最高的几个城市之一。长和哈尔滨是全国大城市中普通话讲得最好的地方。北京人讲的当然不错，但是总是有京腔京韵，天津人同样有天津味道。”
候斌没等开讲，先是摆出了马三立的单口相声的那种范儿，惹的一家人哄堂大笑。
“话说呀，某一个国家看咱中国不顺眼，就派飞机来轰炸，飞到北京上空，往下一看，千年古都，巍峨屹立，没敢作，飞走了。”
“真跟马三立似的！哈哈哈！”
大家都被候斌逗的不行。
“说那就去上海，到上海上空往下一看，东方大都市，不夜城，太漂亮了，也没敢作，又飞走了。等到天津上空，往下一看，大吃一惊，怎么回事儿？天津什么时候被炸完了，不用再费事了，于是失望地飞走了。”
候斌讲这个笑话时，满口天津话，那个味道非常浓。
万慧来笑了一会说：
“上海人之间基本上不讲普通话，更是拿上海话当成自我认同的标志。那年我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这脑袋总是被那些方言绕的，跟个弱智似的。
张淑接着说：
“所以有人讲，北京人总是离不开皇城根儿底下那目空一切的模样，上海人变来变去还是个买办，天津人终究是油嘴滑舌。”
万慧来指着候斌说：
“这种说法当然是来自民间，不过是一种感受，虽说也不足为凭。但现在从我们家来看，真的就应该颠覆这种说法了。看咱老爸，京城土著，可是，玩起天津话和东北话，那真的是没的说！”
张淑说：
“你还别说，你爸，这些年，就愿意研究这些方言和民俗的。”
薛研抢着说：
“我们老师说，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外衣。”
万慧来把薛研喷过的饭桌子，收拾完了，又拿起暖瓶来，给张淑和候斌倒上两杯水，说：
“爸，说说，您研究的怎么样了？”
于是，候斌慢慢说起了这些年后，来到东北定居，在语言上和地域环境的一些感受。
他说起跟他闲聊下棋的几个同辈，经常说长人讲普通话标准，争的面红而赤时，让候斌出来说公道话。
候斌就一边劝解，一边开始琢磨这件事。
于是，关于这个问题，有了个说法，就是移民城市大体都会这样。
今天的深圳也可以说是新兴移民城市，你看那里的人基本上都用普通话，而且讲得很好，马上就有位老者，手里还拿着个象棋字儿，抬头朗声说：
“当然讲得好了，你没看看那里的居民都是从什么地方过去的，东北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依然证明了这个说法，就是移民城市的语言特点。”
那么，为什么移民城市会这样呢？
移民城市就意味着各地人群的汇聚，以长为例，山东移民可能最多，其次是河北，也有山西的，甚至有更远地方的移民。
以山东人为例，在山东各地，比如某个县都存在着五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的现象，同是山东人，也存在语言交流上的障碍。
这样的人群汇聚到一个他们陌生的地方，自然要寻找比较便捷的交流方式，自然要寻求最大公约数，就是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语言。
久而久之，一种方便实用，大家认可的语言交流方式就会出现。
认为这是个基本道理，但是道理是这个道理，它还有没有一些限制条件呢？
基本原理是抽象的，是解释现象的，不等于现象本。
如何转化为现实状态呢？候斌的个人看法，有限制条件，起码是这样几个：
一个是人口的聚集，如果移民过来了，但是依然是以原地人群为单位聚集，与其他人群相隔离，这与在原地没有区别，依然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语言的混同不可能实现。
第二个限制条件，就是必须有突破自然交通时代的运载工具，使得移民得以大规模地移动。
那么这两条，在东北基本上具备了，主要是铁路的畅通。
当然，这是个发展过程，一开始不是这样，正因为后来铁路的畅通，铁路沿线城市群开始出现，过去垦荒种地的农民开始进入城市。
比如在1920年到1930年10年间，进入东北的移民高达600万，其中永久居留下来的至少有300万，成为东北人，形成了移民史的高峰。
那么这些人口是流向城市还是流向农村呢？总体来说大约有75%的人口进入了城市，因为随着近百年移民，东北土地开发在那个年代已经形成人满为患的状态，同时由于收益递减规律作用，农业收益也是下降。
以长为例，1910年，长城区内有人口4345户，人口数是37713人，到1922年，长城区人口是16万4千人，仅仅10多年时间，城区人口数量增加了好几倍，也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大量的移民进入东北各地城市，从农民转化为市民，从种地的转化为工人或者转化为小手工业者、小商人，而正是这样的过程才有可能出现语言的混同化。
比如关于喝酒，东北人也称灌，并威胁说：
“你不喝，扯耳朵灌！”
这是沿用过年杀猪酒灌猪耳的绝招。
醉汉回到家，老婆斥责他：
“又灌猫尿了！”
候斌说：“就喝酒来说，就有抿、有灌、有整、有、有走、有扔这些个说法。我还记得有一次遇到售货员与顾客吵架，一位老太太问这芹菜怎么这么老啊！服务员回答她：老？哪根不比你水灵！有劲没？”
“哈哈，有劲，真能把人噎死，落地能砸个坑！”
吃早饭的时候，万慧来问薛余：
“吃饱了吗？”
薛余说：
“嗯哪！”
万慧来忙说：
不要说“嗯哪”，怎么总“嗯哪嗯哪”地，不要这样说，要说“是”或者“知道了”。
薛余听了，又说：
“嗯哪！”
薛研听了，乐的一口饭喷了出来，整个桌子都面都被他喷的这口饭所“覆盖”。
万慧来狠狠的等他一眼：
“你不用得瑟！你的事，我还没有跟你算账呢！”
万慧来这句话说过完，候斌和张淑听了，也都哈哈笑了起来。
万慧来竟然还没反应过来迷惑不解的看着他们：
“笑什么？我哪里不对了吗？”
张淑说：
“你也是满嘴东北方言了，还说人家孩子，得瑟！”
万慧来才意识到，也笑了。
候斌说：
“让研儿说说看，这嗯哪是怎么来的？”
“嗯哪来源于女真语一那，汉语意思为是。后来又演化为清代满语义讷，在这两个基础上，由于音节变化，演化成为东北话中的嗯哪。”
“姥爷姥爷，你给妈妈用天津话讲讲那个笑话呗！”
候斌听了薛余的建议，也来了兴致，但清了清嗓子说：
“好。我就讲讲。”
张淑说：
“我感觉，长市民的普通话是全中国大城市中水平最高的几个城市之一。长和哈尔滨是全国大城市中普通话讲得最好的地方。北京人讲的当然不错，但是总是有京腔京韵，天津人同样有天津味道。”
候斌没等开讲，先是摆出了马三立的单口相声的那种范儿，惹的一家人哄堂大笑。
“话说呀，某一个国家看咱中国不顺眼，就派飞机来轰炸，飞到北京上空，往下一看，千年古都，巍峨屹立，没敢作，飞走了。”
“真跟马三立似的！哈哈哈！”
大家都被候斌逗的不行。
“说那就去上海，到上海上空往下一看，东方大都市，不夜城，太漂亮了，也没敢作，又飞走了。等到天津上空，往下一看，大吃一惊，怎么回事儿？天津什么时候被炸完了，不用再费事了，于是失望地飞走了。”
候斌讲这个笑话时，满口天津话，那个味道非常浓。
万慧来笑了一会说：
“上海人之间基本上不讲普通话，更是拿上海话当成自我认同的标志。那年我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这脑袋总是被那些方言绕的，跟个弱智似的。
张淑接着说：
“所以有人讲，北京人总是离不开皇城根儿底下那目空一切的模样，上海人变来变去还是个买办，天津人终究是油嘴滑舌。”
万慧来指着候斌说：
“这种说法当然是来自民间，不过是一种感受，虽说也不足为凭。但现在从我们家来看，真的就应该颠覆这种说法了。看咱老爸，京城土著，可是，玩起天津话和东北话，那真的是没的说！”
张淑说：
“你还别说，你爸，这些年，就愿意研究这些方言和民俗的。”
薛研抢着说：
“我们老师说，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外衣。”
万慧来把薛研喷过的饭桌子，收拾完了，又拿起暖瓶来，给张淑和候斌倒上两杯水，说：
“爸，说说，您研究的怎么样了？”
于是，候斌慢慢说起了这些年后，来到东北定居，在语言上和地域环境的一些感受。
他说起跟他闲聊下棋的几个同辈，经常说长人讲普通话标准，争的面红而赤时，让候斌出来说公道话。
候斌就一边劝解，一边开始琢磨这件事。
于是，关于这个问题，有了个说法，就是移民城市大体都会这样。
今天的深圳也可以说是新兴移民城市，你看那里的人基本上都用普通话，而且讲得很好，马上就有位老者，手里还拿着个象棋字儿，抬头朗声说：
“当然讲得好了，你没看看那里的居民都是从什么地方过去的，东北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依然证明了这个说法，就是移民城市的语言特点。”
那么，为什么移民城市会这样呢？
移民城市就意味着各地人群的汇聚，以长为例，山东移民可能最多，其次是河北，也有山西的，甚至有更远地方的移民。
以山东人为例，在山东各地，比如某个县都存在着五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的现象，同是山东人，也存在语言交流上的障碍。
这样的人群汇聚到一个他们陌生的地方，自然要寻找比较便捷的交流方式，自然要寻求最大公约数，就是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语言。
久而久之，一种方便实用，大家认可的语言交流方式就会出现。
认为这是个基本道理，但是道理是这个道理，它还有没有一些限制条件呢？
基本原理是抽象的，是解释现象的，不等于现象本。
如何转化为现实状态呢？候斌的个人看法，有限制条件，起码是这样几个：
一个是人口的聚集，如果移民过来了，但是依然是以原地人群为单位聚集，与其他人群相隔离，这与在原地没有区别，依然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语言的混同不可能实现。
第二个限制条件，就是必须有突破自然交通时代的运载工具，使得移民得以大规模地移动。
那么这两条，在东北基本上具备了，主要是铁路的畅通。
当然，这是个发展过程，一开始不是这样，正因为后来铁路的畅通，铁路沿线城市群开始出现，过去垦荒种地的农民开始进入城市。
比如在1920年到1930年10年间，进入东北的移民高达600万，其中永久居留下来的至少有300万，成为东北人，形成了移民史的高峰。
那么这些人口是流向城市还是流向农村呢？总体来说大约有75%的人口进入了城市，因为随着近百年移民，东北土地开发在那个年代已经形成人满为患的状态，同时由于收益递减规律作用，农业收益也是下降。
以长为例，1910年，长城区内有人口4345户，人口数是37713人，到1922年，长城区人口是16万4千人，仅仅10多年时间，城区人口数量增加了好几倍，也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大量的移民进入东北各地城市，从农民转化为市民，从种地的转化为工人或者转化为小手工业者、小商人，而正是这样的过程才有可能出现语言的混同化。
比如关于喝酒，东北人也称灌，并威胁说：
“你不喝，扯耳朵灌！”
这是沿用过年杀猪酒灌猪耳的绝招。
醉汉回到家，老婆斥责他：
“又灌猫尿了！”
候斌说：“就喝酒来说，就有抿、有灌、有整、有、有走、有扔这些个说法。我还记得有一次遇到售货员与顾客吵架，一位老太太问这芹菜怎么这么老啊！服务员回答她：老？哪根不比你水灵！有劲没？”
“哈哈，有劲，真能把人噎死，落地能砸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