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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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挑选好陪审团后过了6天，也就是开庭前的第4天，戴克在办公室接到克利夫兰一位律师打来找我的电话。我心里立刻犯了疑，因为我并不认识克利夫兰的哪个律师。我和他只谈了大约10秒钟，搞清他的尊姓大名之后，一句话刚说了一半就把电话轻轻切断。接着就跟往常一样如法炮制，仿佛电话在中途莫名其妙地断了线。近来电话怎么老断线？我对戴克抱怨道，声音大得足以录进耳机里的窃听器。我们把事务所3部电话统统拔下，然后跑到街边钻进停在那儿的沃尔沃汽车。布齐已经做过检查，车上的电话显然没有安放窃听器。查了电话号码簿后，我拨通了克利夫兰那个律师的电话。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电话重要至极。
他叫彼得-科沙，专业领域是劳工法和各种各样的就业歧视。他的委托人是位名叫杰基-莱曼西支克的年轻女士。她在没有任何明显理由的情况下，遭到大利公司解雇后，找到了他的事务所，和他一起商议如何向大利公司讨回公道。和大利公司告诉我的情况相反，莱曼西支克小姐并未离开克利夫兰。她现在住在一家新的公寓里，电话没有列入号码簿。
我对科沙说，我们给克利夫兰打了几十个电话，但一直没有找到杰基的下落。大利公司的一位仁兄理查德-佩洛特对我说过，她已经回到南印第安纳某个地方的家。
这不对，科沙说。她从来没有离开克利夫兰。她一直藏在一个地方不敢公开露面。
她的遭遇很有刺激性，科沙讲得津津有味，淋漓尽致。
他的委托人在大利公司任职期间，和几位上司都有性关系。他让我相信，她美貌动人，很有吸引力。她的职位和工资能否得到提升，取决于她是否愿意和他们上床。有一段时间，她担任高级理赔员，公司里爬到这种高位的女性就只她一个。可是后来却被降了职，仅仅因为她不愿和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埃夫雷特-洛夫金继续保持性关系。洛夫金此人不是个东西，除了拍马屁，就只喜欢玩弄花招搞女人。
要说洛夫金是个马屁精，这我完全同意。录取证词时我和他打了4个小时的交道，下周等他站在证人席，我还要向他发起猛攻。
他们的诉讼虽然是与性骚扰等有关，但她对大利公司理赔部的肮脏内幕也相当清楚。她和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睡过觉呢！一大堆官司将接踵而至，他预言道。
最后我抛出了那个大问题。“她愿意来作证吗？”
他不知道。也许愿意。但她害怕。那些混蛋有的是钱。而她目前在做理疗，身子很虚。
他同意让我和她通电话。我们商妥于某天深夜由我在住处给她打电话。我向他解释了最好别将电话打到我的事务所的原因。
现在，除了有关开庭的事，别的我什么都无法考虑了。只要戴克不在办公室，我便来来回回踱着方步，不断自言自语。我一会儿告诉陪审团大利公司是如何地作恶多端，一会儿又巧妙地向大利公司的伙计们提出质询。我轻声轻气地向多特、隆和科德提出问题。我用颇能动人心弦的语言向陪审团慷慨陈词，发表我的总结辩论。但是，叫我开口要求陪审团做出裁决，由对方交付10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款，而依然能在同时铁板着面孔，我仍旧觉得很难。或许等我到了50岁，打过几百次官司，明白自己在做着什么的时候，我也许有权要求陪审团做出赔偿1000万美元的裁决。但一个刚出校门9个月的新手，提这样的要求，准会让人笑破肚皮。
可我还是提了。我向他们提出这一要求，是在我的办公室里，在我的车上，尤其是在我的卧室里，而且通常是凌晨2点我无法入眠的时分。我和他们交谈，那12张面孔我现在已经能叫出姓名，他们全是好得无法再好的好人，全都一边听着我叙说一边点头，恨不得立刻赶回法庭伸张正义。
我就要发现金矿了，就要在公开的法庭上摧毁大利公司了。我每时每刻都在为控制住这些念头而挣扎。可是，该死，真难！那些事实，那些陪审员，那位法官，对方那些惊恐万状的律师，组合在一起意味着数不尽的金钱。
我准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啦。
我和杰基-莱曼西支克谈了一小时。有时候她言辞激昂有力，有时候却又泣不成声。她并不愿意和那些人睡觉，她反反复复地说；可这是提升的唯一途径。她已经离了婚，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子。
她答应来孟菲斯。我提出她的来回机票由我支付。我做这一表示时，用冷静的语调请她放心：我的事务所财源滚滚。她叫我做出保证，她来此作证，事前决不能让大利公司得知任何消息。
她怕他们怕得要死。我想，届时让他们大吃一惊，那场面一准精彩。
我们在事务所里度过了这一周的周末。两人在各自的住处小睡短短几小时后，又立即像迷途知返的羔羊一样返回事务所，继续为开庭做着更多的准备。
我偶尔也会有轻松的感觉出现，那应该归功于狄龙-基普勒。我已经在心里默默地向他感谢过成千上万次，感谢他在开庭一周前挑好了陪审团，并且让我对他们即席讲了几句话。陪审团一度曾经是个巨大的问号，是我非常害怕的一个因素。可如今我知道了他们的名字，熟悉了他们的面孔，而且还在没有讲稿的情况下，对他们讲过话。他们喜欢我。而且不喜欢我的对手。
无论我的经验是多么缺乏，我坚信基普勒法官都会帮我填补漏洞。
星期天子夜前后，我和戴克道别离开事务所时，天正下着小雪。下一场小雪在孟菲斯通常意味着学校要停课一星期，所有的政府机构统统关闭。因为市政府没有买过一辆扫雪车。我一半希望雪越下越大，让暴风雪将明天的开庭推迟。可我的另一半又希望这雪花不再飘落。
我驱车回到住所时，小雪已停。我喝了两瓶没有冰镇过的啤酒，祈祷上帝让我快快进入梦乡。
“开庭之前还有什么问题吗？”基普勒向坐在他私人办公室里的一群心情紧张的人问道。我坐在德拉蒙德旁边，两人都在望着写字台对面的法官。我由于睡眠不足，两眼通红，头痛欲裂，思绪纷乱。
我惊奇地发现德拉蒙德是那样地疲倦。作为一个在法庭上度过一生的经验丰富的律师，他憔悴得令人吃惊。好！我希望他也是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度过了整个周末。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问题啦。”我说。无人惊讶。在这样的小会上，我很少能做出多大贡献。
德拉蒙德也同样摇摇头。
“是否可能确定一下骨髓移植的费用？”基普勒问道。“如果可能，我们就可以取消加斯金这一证人。手术费用看来在17万5上下。”
“没有意见。”我说。
被告辩护律师如果把价格压低，自己就可以赚得更多，但德拉蒙德在这里却无油水可捞。“合理。”他态度冷漠地说。
“这是不是意味‘是’？”基普勒不客气地追问。
“是。”
“谢谢，还有别的费用呢。2万5左右。我们大家是否同意：原告提出的损害赔偿要求总数为整整20万美元？我们都能同意吗？”他确确实实是在瞪着德拉蒙德。
“没有意见。”我说。我想德拉蒙德准会冒火。
“同意。”德拉蒙德说。
基普勒在拍纸簿上写了几个字。“谢谢。我们开庭前，还有别的问题吗？有没有和解的可能呢？”
“法官大人，”我口气坚决地说。这是事前周密考虑的结果。“我谨代表我的委托人在此表示，我们愿意和解结案，条件是被告赔偿120万美元。”
被告律师往往都是训练有素，不管原告律师提出什么样的和解方案，他们都会表现得大惊小怪。不出所料，我的条件刚一出口，迎接它的就是一连串的摇头和咳嗽；挤坐在我身后的那几个宠仆当中，甚至还有人发出了不屑的吃吃笑声。
“你想得倒美。”德拉蒙德酸溜溜地说。我确实认为，列奥正在慢慢地沿边。本案刚刚开始的时候，他的言行举止具有十足的绅士风范，在法庭内外都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专业人员。可现在他的表现却像个喜欢噘起嘴巴与人斗气的二年级大学生。
“没有反建议吗，德拉蒙德先生？”基普勒问。
“我们提出的数目是20万。”
“很好，咱们马上开始。双方各有15分钟做案情概述。不过，当然啰，你们可以无话则短。”
我已经测定过许多次，我的案情概述不多不少只需要整整6分半钟。陪审团鱼贯入场，在接受了法官的欢迎并且聆听了他的几句指示后，转过身来和我面面相对。
如果我经常干这种把戏，将来有一天我也许能练出一身演戏的本领。这当然是将来的事。目前我却只想赶快讲完了事。我捧着拍纸簿，偶尔朝上面瞧一眼，向陪审团概述本案的案情。我站在讲台边，心里暗暗地希望身上穿的灰色新西装能给我增添几分律师的风采。事实明显对我有利，我无需在它们上面多费口舌。我的委托人买了保险，每周按时交纳保险费，保单的范围包括唐尼-雷，他得了病，后来他就受到折磨。他致死的原因很明显。陪审团诸君将会见到唐尼-雷，但只能通过录像带。他死了。本案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迫使大利公司支付它开始就应支付的那笔钱，而且还要对它的不法行为进行严惩。大利公司资产雄厚，它收取保险费，却拒不支付理赔金，从而赚取了巨额金钱。在所有证人作证结束之后，我将再次站到这里请求你们，诸位陪审员，做出裁决，由大利公司支付巨额惩罚性赔偿金。
开始就把这颗种子播下，是极为重要的。我要让他们明白，我们想要得到的是数目很大的一笔钱，而大利公司理该受到严惩。
我的陈述十分顺利。我没有结巴，没有发抖，也没有引起德拉蒙德的反对。我可以预言，在审理本案的大部分时间里，列奥将一直把屁股埋在座位里。他不想遭到基普勒的羞辱，特别是当着陪审团的面。
我在多特旁边坐下。长长的原告席上，就只坐着她和我。
德拉蒙德信心十足地大步走到陪审席前。他手上拿着一份保单，充满戏剧性地开了头：“这就是布莱克夫妇购买的那份保单，”他边说边举起保单，让人人都能看见。“而在这份保单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说过，大利公司必须支付移植的费用。”为了增强效果，他有意做了一个长长的停顿。陪审员们虽然并不喜欢他，但他的话却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张保单的费用是每周18美元，其范围并不包括骨髓移植，然而本案的原告却指望我的委托人支付20万美元，作为，诸位肯定猜对了，骨髓移植手术的费用。我的委托人拒绝了这一要求，但这决非出于对唐尼-雷-布莱克的任何恶意。对我的委托人来说，这并不是生死攸关的事，而是包括不包括在保单保险范围之内的问题。”他像演戏似的挥动保单，而且挥动得十分有力。“他们不仅想得到他们无权得到的那20万美元，他们起诉我的委托人，还因为他们想得到1000万美元的额外赔偿费！他们说这是惩罚性赔偿。我说这是荒唐可笑。我要说这是贪婪。”
这番话虽不是无的放矢，却也冒着很大风险。保单虽然明确将任何可以移植的器官的移植手术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但并未提到骨髓，而骨髓并非器官。保单的起草人当初昏了头，留下了一个大漏洞。而在马克斯-勒伯格给我的那份新制作的保单中，却有明确的文字，把骨髓移植排除在外。
被告的战略已经昭然若揭了。他们不会承认这样一家大公司人员太多，难免会有不称职的雇员犯下某个错误，并且以此来和我们磨蹭。德拉蒙德此刻的战略是对一切都拒不承认。他断言骨髓移植手术极不可靠，属于假冒伪劣之列，决不是治疗白血病公认的常规方法。
他口若悬河，像医生一样滔滔不绝地谈论寻找合适的骨髓捐赠者的困难，有些病例找到的概率仅为数百万分之一；即使万幸找到，手术的成功率也是非常之低。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的一句老话：“这根本不属于保单规定的保险范围！”
他打定主意要刺激我。他第二次提到“贪婪”这个词时，我立即跳起来反对。案情概述本来不是进行辩论的场合，辩论得等到最后。他只该把自己对证据的看法告诉陪审团。
基普勒，这位可爱的基普勒，我话音刚落，就立刻说道：“反对有效。”
初次交锋，胜利在我。
“我很遗憾，大人，”德拉蒙德诚心诚意地说。他开始谈论他的证人，他们的身份，他们证词的内容。他已经泄了气，话讲了也有10分钟，本该就此打住，可他却依然拖完了一刻钟，直到基普勒告诉他时间已到，这才谢了谢陪审团。
“传唤你的第一位证人，贝勒先生。”基普勒说。我想害怕也来不及。
多特-布莱克心情紧张地走到证人席，宣誓后坐下，望着陪审员们。她穿着一身普普通通的棉质裙服，衣服已经很旧，但看上去十分整洁。
我们，多特和我，有个脚本。一周前我给了她，我们已经练过10次。我提问，她作答。她害怕得要命，而且这完全合情合理。她回答时口气木讷，一板一眼。我曾对她说过，她若是紧张一点，并不碍事，陪审员们不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嘛。姓名，丈夫，家庭，职业，保单，唐尼-雷病前她和他一起生活的情况，病后她和他一起生活的情况，他死后她的生活状况。她擦了几次眼泪，但并未失态。我曾叫她尽量不要哭泣，谁都知道她有多么悲伤。
她叙述了身为人母却不能为垂死的爱子提供健康护理的酸楚。她给大利公司写过许多信打过多次电话。她还给众议员、参议员和市长们写信打电话请求帮助，但她的努力全无结果。她上门打扰过本市的多家医院，请求他们提供免费治疗。她还把朋友和邻居们组织起来募集医疗费，但结果同样很惨。她辨认了保单和申请书，回答了我提出的与购买保单及每周来收取保险费的博比-奥托有关的问题。
接着我们开始涉及那批宝贝材料。我把那最初7封拒赔的信件给她，她向陪审团一一读了一遍。这些信的内容读出来比我希望的还要恶劣。干脆拒绝，不做任何解释。理赔部拒绝，理由是有待保险部审核。保险部拒绝，理由是有待理赔部审核。理赔部以先前存在的情况为根据加以拒绝。保险部以唐尼-雷已长大成人不再是家庭成员为根据加以拒绝。理赔部断言骨髓移植不属于承保范围而加以拒绝。理赔部断言骨髓移植属于初步试验阶段而非公认的治疗方法从而予以拒绝。
陪审员们屏气凝神仔细地听着每个字。这些情散发出的恶臭笼罩着人们。
接着是那封“愚蠢之至”的信。多特一边读，我一边紧盯着陪审员的脸。有几位明显地露出了震惊的表情。有几位无法相信自己的两耳，不停地眨巴着眼睛。还有几位怒视着被告席，而令人奇怪的是，被告律师团的所有成员这时却低着头在沉思默想。
多特读完了这些信，法庭里寂静无声。
“请把信再读一遍。”我说。
“反对。”德拉蒙德迅速站起来说。
“反对驳回。”基普勒斥道。
多特又读了一遍，读得更为从容，更有感情。这正是我结束对她的问询的最佳时机，因而我向陪审团致意后走回自己的座位。德拉蒙德走到讲台前。他要是对她态度粗暴，那他将大错特错；我想他不会。
他从她以前买的保单开始，泛泛地提了几个问题，然后话题一转，问她出于什么原因，要买这一份保单。买这份保单时她心里有何打算？多特只想把全家都包括在内，如此而已。而那位经纪人当时就是这么保证的。经纪人有没有向她保证，这份保单包括移植手术？
“咱当时根本没想到什么移植手术嘛，”她说。“咱从来不需要移植。”陪审席上有几个人露出了微笑，但没有谁笑出声。
德拉蒙德转弯抹角，反复逼问，她当时是否想买一张把骨髓移植包括在保险范围之内的保单。她当时听都没听见过这玩意，她也反复这样答。
“那么你当时并不是明确指望保单能将它包括在内啰？”他问。
“咱买的当儿还没想到这些玩意呢。咱只要它包括咱全家。”
在这个问题上德拉蒙德得了一小分，不过我想，并且希望，陪审团不久就会把它忘记干净。
“你为何要状告大利公司，要求赔偿1000万美元？”他问。在开庭之初，这一问题可以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它使原告显得贪婪。诉状中提出的赔偿金额，常常都是在未经委托人授意的情况下，由律师挖空心思开的价。我根本没有问过多特，她要大利公司赔多赔少。
但是，我研究过德拉蒙德以前的出庭辩护记录，早已料到他会提出这一问题。多特是有备而来的。
“1000万？”她问。
“是的，布莱克太太。你状告我的委托人，要求赔偿1000万美元。”
“就这么多吗？”她问。
“对不起，你的意思我不明白。”
“咱还以为要比1000万多呢。”
“是吗？”
“咋不是？你委托人有10个亿，你委托人杀了咱儿子。该死的！咱要他赔更多更多。”
德拉蒙德的双膝微微弯了弯，他转换了一下身体的重心。不过，脸上还一直挂着微笑，真是个杰出的天才。他本可以问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乘机下台，或者干脆径直回到自己座位上去。可他却又犯了一个错误。他抛出了他久用不衰的问题之一。“假如陪审团给你1000万，你准备怎样使用这笔钱呢？”
要在公开的法庭上不加思索立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其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多特早已胸有成竹。“全交给美国白血病研究会。咱一个子儿也不留，你那臭钱咱一个子儿也不要。”
“谢谢你。”德拉蒙德说了这几个字，马上夹着尾巴溜回被告席。
多特离开证人席，在我身边坐下时，有两位陪审员确确实实在嗤嗤窃笑。德拉蒙德面色苍白。
“咱干得咋样？”她悄声问。
“你让他碰了一鼻子灰，多特。”我也悄声答。
“咱得抽口烟。”
“马上就要休息啦，忍一忍吧。”
我传唤隆-布莱克出庭作证。他也有一个脚本，不到半小时作证便已结束。我们要他证实的只有3件事：在他身上做过试验；他与他的孪生兄弟完全匹配；他一直准备为唐尼-雷捐赠骨髓。德拉蒙德没有提问。这时已近11点，基普勒命令休庭10分钟。
多特迫不及待地奔向洗手间，找个空位躲起来抽一支。我曾警告过她，不能在陪审员面前抽烟。我和戴克挤在一起，比较各自的笔记。他坐在我后面，一直在观察陪审员们的反应。那7封拒赔的信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而那封“愚蠢之至”的信更使他们怒气难平。
让他们一直光火，戴克说。让他们一直生气。只有在陪审团发怒的时候，才能拿到惩罚性赔款。
瓦尔特-科德医生走上证人席时，给人留下了十分突出的印象。他穿一件彩格花呢运动装，黑色宽松长裤，打一条红领带，一副成功的青年医生形象。他出生于孟菲斯，在本市读完了预备学校，接着去范德比尔特上了大学，毕业于杜克大学医学院。学业品行全都无可挑剔。我看过他的履历，他作为一个肿瘤专家资格无懈可击。我把唐尼-雷的医疗记录给了他，而他向陪审团做了一个明白易懂的治疗小结。他尽可能使用普通人的词汇，而对专业术语也解释清楚。他是一位医生，所受的教育使他厌恶法庭，但面对陪审团他却显得轻松自如。
“你能对陪审团解释一下这种疾病吗，科德医生？”我问。
“当然。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又称AML，多见于两个年龄组。一是20—30岁的青年，二是一般在70岁以上的老人。白人患AML的多于非白人。由于一些未知的原因，有犹太血统的人得这种病的也多于其他人。得此病的男人多于女人。白血病的主要病因目前尚不清楚。
“人体在骨髓中造血，而骨髓正是AML，侵染之处。白血病患者的白细胞，亦即负责抗感染的细胞，变成了癌细胞，细胞的数量急剧增加，超过正常数量100倍以上。出现这一情况时，红血球数量就会减少，病人皮肤苍白，身体衰弱，贫血。随着白细胞大量增加，它们使产生血小板的正常机制受到抑制，血小板是骨髓中发现的第三种细胞。它的减少导致紫斑、出血和头痛。唐尼-雷第一次来我的诊所时，他诉说了头晕、气短、疲倦、发烧和类似流感的种种症状。”
上周我和科德一起排练时，我请他叫死者唐尼-雷，而不称呼他布莱克先生或病人甲病人乙。
“那么你做了些什么呢？”我问。这很容易回答，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我采取了一种常规诊断措施，叫骨髓穿刺。”
“你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吗？”
“行。穿刺就是在唐尼-雷的股骨上部进行的。我让他背部朝上躺着。在一小块皮肤上做了麻醉，切了一个小口，把一根大针插了进去。这根针实际上有两个部分。外部是一空心管，里面是一根实心管。针插入骨髓后，抽出实心管，同时在针头上装上一根空的吸管。这样它就像一只注射器，我用它抽出少量的液态骨髓。骨髓抽出以后，我们用通常的测试方法，计算红细胞和白细胞的数量。毫无疑问，他得的是急性白血病。”
“这种检查的费用是多少呢？”我问。
“1000美元左右。”
“那么唐尼-雷是如何支付这笔检查费的呢？”
“他第一次到我诊所来的时候，填了一般的表格，并且说他是包括在大利人寿保险公司售出的一种医疗保单保险范围之内的。我们工作人员和大利公司进行了核对，证明确实有这样一张保单。所以我就对他进行治疗。”
我把与此有关的文书复本给了他，他做了确认。
“你从大利公司收到过医疗费吗？”
“没有。他们通知我们说，由于某些原因，他们拒绝报销这一医疗费的要求。这张账单在6个月后被注销了。此后布莱克太太每月都付给我们50美元。”
“你是怎样治疗唐尼-雷的呢？”
“使用一种诱导疗法。他住进医院后，我们把一根导管放入他锁骨下面的一根粗血管之中。第一次化疗使用的药物名叫，我们连续7天每天24小时将这种药物注入他的体内。在头3天，还同时注入第二种药剂，这种药剂名叫‘红色杀手’，因为它的颜色是红的，而且对骨髓中的细胞具有极大的杀伤力。由于血细胞大量死亡通常会出现痛风，因而给他服用了别嘌呤醇，以防治痛风。给他做了大量的静脉输液，以便排掉肾脏中的副作用物。由于他很易感染，还给他注射了抗生素和抗菌素。为了杀死霉菌，让他服用了两性霉素B。这种药物毒性很大，使他发烧到华氏104度。而且还使他发抖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所以这种药被人称为‘又烤又抖’。尽管如此，他依然表现得十分坚强，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接受治疗。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青年，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这种强诱导疗法的理论基础是，杀死骨髓中的所有细胞，从而希望能创造一个环境，使正常细胞再生的速度高于白血病细胞。”
“这种情况有没有发生呢？”
“发生了，但时间很短。不过，我们治疗任何一个病人时，心里都很清楚：白血病是会复发的，除非病人接受骨髓移植手术。”
“你能不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科德医生，你怎样做骨髓移植手术？”
“当然可以。这种手术并不是非常复杂。病人在做过我刚才描述的化疗之后，假如他或她有足够的运气，能找到一个在遗传基因上十分近似的骨髓捐赠人，我们便从捐赠人身上抽出骨髓，通过静脉注入病人体内。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将一个人的大量骨髓细胞转移到另一个人体中。”
“对唐尼-雷来说，隆-布莱克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捐赠人呢？”
“绝对合适。他们是同卵双胞胎，做这种手术是最容易的。我们对他们两人都做过试验，如果做骨髓移植，本来会十分容易，而且会有效的。”
德拉蒙德跳了起来。“反对！这纯粹是推测。移植手术是否会有效，这位医生不能就此作证。”
“反对驳回。到反诘的时候再反对吧。”
我又就这种手术问了几个问题；科德回答时，我注意观察陪审团的反应。他们一直听得很仔细，但应该就此打住啦。
“你能不能回忆一下，你大约是在何时准备替他做这个手术的？”
他看了看笔记，虽然他知道答案。“1991年8月，大约18个月以前。”
“这样的移植手术会不会使急性白血病患者幸存的可能性增加？”
“当然。”
“增加到多少？”
“80—90％。”
“假如不做手术，幸存的可能性是多少呢？”
“零。”
“我谢谢证人。”
时间已经过了12点，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基普勒宣布休庭，1点半再继续审理。戴克自告奋勇去熟食店购买三明治，我和科德留下准备下一轮。他在细细品尝和德拉蒙德发生正面冲突这一想法的滋味。
德拉蒙德为本案的辩论做准备的时候，究竟聘请了多少个医药顾问，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也没有义务向我透露。他只提出了一位专家准备出庭作证。科德医生一再要我放心，说是骨髓移植手术，作为一种优先考虑的治疗手段，目前已得到普遍的承认，只有冒牌医生才会发表相反的看法。他给了我许多文章和专业论文，甚至还给了我许多书籍，以支持我们的立场：这绝对是治疗急性白血病的最佳措施。
很显然，德拉蒙德发现的结论与此十分一致。他并非医生，他坚持的观点又缺乏根据，因而他没有和科德展开激烈争论，他们之间只有短促的交火。他的主要论点是：与没有接受骨髓移植的急性白血病患者相比，接受过这种手术的病人数目极少。不足5％，科德说，不过这仅仅是因为很难找到合适的捐赠者而已。就全国范围而言，每年约有7000名接受移植的病例。
那些有幸能找到捐赠者的病人，存活的机会大得很多很多。唐尼-雷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人。他有一位骨髓捐赠者。
德拉蒙德匆匆问了几句，很快便举起了白旗。这时，科德的脸上几乎露出了失望的神情。我没有再进行直接询问，于是科德走下证人席。
接下来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我将宣布我要大利公司的哪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出庭作证。今天上午德拉蒙德早就问过我，我回答说我还没有决定。他向基普勒告状，可基普勒却把他顶了回去，说是我在准备好之前，并无必要透露。那帮人此刻正把自己关在走廊尽头的证人室里，一边等待一边抱怨。
“埃夫雷特-洛夫金先生，”我宣布道。法警一出去传唤此人，被告律师席上立即出现了一阵忙乱。可是我可以看出，这种忙乱多半是毫无意义的。只不过是把文件推来推去，把笔记传来传去，把案卷翻来翻去。如此而已。
洛夫金走进法庭，六神无主地左顾右盼，仿佛是刚从冬眠中被人唤醒。他整了整领带，跟着法警沿着过道走向证人席，紧张不安地望着过道左侧他那帮支持者。
德拉蒙德培训证人的方法远近闻名。他让他们反复接受野蛮的盘问，有时候甚至让手下的四五位律师对证人狂轰滥炸，并且把整个过程拍成录像带。然后就和证人一起化几个小时观看录像，研究战略战术，为作证的时刻进行充分准备。
我知道这些合伙人所做的准备，将是无懈可击的。
洛夫金瞧瞧我，望望陪审团，尽量装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模样，可他心里明白，他是不可能回答即将向他提出的全部问题的。他约有55岁，灰白的头发披在额上。五官端正，声音沉静。你完全可以把本地的童子军托付给他。但杰基-莱曼西支克曾经告诉我，想要和她搞关系的人当中也有他。
她明天要在此出庭作证，他们还丝毫不知呢。
我们谈论理赔部，谈论它在大利公司运营系统中的作用。他在理赔部已经工作了8年，最近6年担任副总裁，把这个部门牢牢地抓在手里，是个十足的大事小事一把抓的头儿。他想让陪审团明白他的分量，所以不到几分钟，我们已经明确了一个重要事实：他的职责是全面负责理赔部。他并不具体处理每一个理赔的要求，可是他负责整个部的日常运转。我先跟他漫不经心地扯了一会公司的行政系统，然后突然出其不意地发动了攻击：“杰基-莱曼西支克是谁？”
他的肩膀不折不扣地抽搐了一阵。“一位前任理赔员。”
“她在你的部门工作吗？”
“是。”
“她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在大利公司工作？”
他耸了耸肩。日期忘了。
“是不是去年10月3日？”
“差不多。”
“那是不是就在她预定要为本案录取证词两天之前？”
“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我给他看了两份文件，帮助他恢复记忆。
一份是她的辞职信，日期是10月3号。另一份是我在10月5日录取她的证词的通知。他看了以后，总算想起来啦，不得不支支吾吾地承认，她确是在作证日期两天前离开大利公司的。
“而她是贵公司负责这一理赔申请的人吧？”
“对。”
“而你解雇了她？”
“当然不是。”
“那你是怎样把她开掉的呢？”
“是她自己辞的职。这封信上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嘛。”
“她为什么要辞职呢？”
他自作聪明地拿起那封信，向着陪审团高声念道：“由于某些个人原因，我特此辞职。”
“这么说离开大利公司是她自己的主意啰？”
“信上正是这么说的。”
“她在你手下工作了多久？”
“我手下有那么多人，这样的小事我怎么记得！”
“你记不得吗？”
“我记不准确。几年吧。”
“你对她很了解吗？”
“不十分了解。她只是一个理赔员，像她这样的雇员多得很。”
明天，她将在此作证；他们之间的肮脏关系前后持续长达3年之久。
“你已结婚了，洛夫金先生？”
“是。而且婚姻很幸福。”
“有孩子吧？”
“有。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
我让他在证人席上晾了一分钟，自己回到位置上取了一摞文件。这是布莱克索赔的全部案卷，我把它交给洛夫金。他慢腾腾地翻了一遍。说是看来很全。我迫使他明确保证，这是全部卷宗，一份不缺。
为了陪审团对处理索赔要求的过程有基本的了解，我问了他一系列枯燥无味的问题，他也作出了同样枯燥无味的回答。我们当然都是以假定大利公司一切都按章办事作为问与答的前提的。
接着触及的便是那些卑鄙的信件。我让他对着话筒一封一封宣读那7封拒赔信件。每封信我都要他讲清：是谁写的？为什么写？这符不符合理赔部工作手册中的有关规定？符合工作手册哪一节的规定？他是否亲自看过这封信？
陪审员们似乎急于听他念那封“愚蠢之至”的信，他当然早就做了准备。他读了一遍，然后用一种干巴巴的毫无感情的声调解释道，写这封信的人后来已经离开了公司。此人错了，公司错了，现在，此刻，在这一公开的法庭上，敝公司为这封信表示道歉。
我让他啰啰嗦嗦说下去。我给他一根长绳，让他自己上吊。
“你难道不觉得现在道歉为时已晚吗？”我最后终于打断了他。
“也许。”
“那年轻人死了，不是吗？”
“是。”
“现在我要郑重地请你回答，洛夫金先生，大利公司到目前为止并未就这封信做出任何书面的道歉，对吗？”
“就我所知，没有。”
“到目前为止，没有作过任何形式的道歉，对吗？”
“对。”
“根据你有限的了解，大利公司是不是从来没有为任何事道过歉？”
“反对。”德拉蒙德喊道。
“反对有效。继续进行，贝勒先生。”
洛夫金在证人席上已经呆了将近两小时。陪审团对他或许已经感到腻味。而我则更是肯定如此。该给他致命一击啦。
我对理赔部的工作手册，有意识地大肆渲染，把它说成是公司方针政策的不容违反的文字体现。我把举证时得到的那本手册交给洛夫金，接着提了一系列问题，他用完美无缺的回答证明：是的，这是理赔部工作的圣旨。经受过时间的考验，正确而又英明。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定期做过研究、修正、补充、使之与时代的发展同步。所有这一切全是为了一个目的：向客户提供最佳的服务。
在他对这该死的手册所做的冗长解释到了几乎令人生厌的地步时，我突然问道：“洛夫金先生，这一本手册是完整无缺的吗？”
他迅速翻了翻，仿佛他熟知每一节每一个字。“是。”
“你肯定吗？”
“是。”
“在举证阶段，我曾要求过你们给我一本手册，是不是？”
“对。”
“我要求你方律师给我一本，而你手上拿的正是他们给我的那一本，是吗？”
“是。”
“给我的这一本手册，是你亲自挑选的吗？”
“是我亲自挑的。”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几步跨回到我的桌子边。在桌子下边，有一个放满文件的硬纸箱。我弯腰把手伸进去摸索了一阵，然后突然站直，伸出一双空空的手向他说：“请你拿起手册，翻到U节，好吗？”最后一个字刚刚出口，我立刻转身正视着坐在德拉蒙德身后的公司专职法律顾问杰克-昂德霍尔。他闭起双眼，头向下垂，接着又俯首伏在胳膊肘上，呆呆地瞪着地板。坐在他旁边的柯密特-阿尔迪，紧张得直喘粗气。
德拉蒙德毫无反应。
“你说什么？”洛夫金问，他的嗓门一下子高了8度。在众人默默的注视下，我取出了库柏-杰克逊给我的那本理赔部工作手册，放在桌子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它。我瞧瞧基普勒，他对这一场面显然饶有兴味。
“U节，洛夫金先生。请你翻到这一节。我很乐意和你讨论讨论这一节。”
他无可奈何地拿起手册，又翻了一遍。在这关键时刻，如果能发生一个奇迹，那个U节在他的手册上完完整整、漂漂亮亮地露面，我想，叫他卖儿卖女，他也会心甘情愿。
但奇迹没有发生。
“我这里没有U节。”他垂头丧气、几乎结结巴巴地说。
“对不起，”我大声说。“你的话我没有听见。”
“嗯，呃，这本手册里没有U节。”他是绝对地吓坏了，这不是因为这一节已经失踪，而是因为他已经被我逮住。他神色慌乱，一会儿瞧瞧德拉蒙德，一会儿又望望昂德霍尔，好像是在请他们帮帮忙，譬如说喊一声“时间到”！
列奥-F．德拉蒙德根本不知道他的委托人跟他要了什么鬼花样。他们篡改了工作手册，却不把真相告诉他们的律师。他在和摩尔豪斯咬着耳朵：这他妈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拿着有U节的这本工作手册，装模作样地走到证人面前。这本手册和他手上的那一本外表一模一样。封面上印着这一修订版的日期：1991年1月1日。两本手册的唯一区别是，一本最后有一个U节，另一本则没有。
“你认识这东西吗，洛夫金先生？”我边问边把杰克逊这一本递给他，同时取回了我的那一本。
“认识。”
“那么，它是什么？”
“是一本理赔手册。”
“这一本里面有U节吗？”
他翻了翻，点了点头。
“你点头是什么意思呀，洛夫金先生？法庭书记官可是没法子记录下你头的动作的呀。”
“这一本里面有一个U节。”
“谢谢你。那么现在请你告诉我，是你本人亲自把这个U节从给我的那本手册中去掉的，还是你指示别人把它去掉的？”
他把手册轻轻地放在证人席的栏杆上，从容不迫地把双臂交叉叠在胸前。他低头望着我和他之间的地板，不声不响地等待着。我想他准是在忙里偷闲，打起瞌睡来啦。几秒钟已经过去，人人都在等他回答。
“回答这个问题。”基普勒从法官席上朝他吼道。
“我不知道是谁干的。”
“可是这件事的确是干了，是吗？”
“这是明摆着的嘛。”
“这么说，你承认大利公司扣下了文件。”
“我什么都没有承认。我相信这是一次疏忽。”
“疏忽？请放严肃点，洛夫金先生。大利公司某一个人故意从给我的手册上把U节去掉，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我不知道。我，呃，唔，这件事就是这样发生了，我想。你知道。”
我又走回原告律师席。其实，这并无什么特别的目的，只是想把他晾一会，好让陪审员们对他的厌恶增强到极点。他目光呆滞地瞧着地面，在受到突袭并被击败以后，他恨不能有个地洞让他一头钻进去。
我信心十足地走到被告律师席，把一份U节的复印件交给德拉蒙德。我露出牙齿朝他恶意地笑了笑，又对摩尔豪斯如法炮制，然后再把U节的复印件呈到基普勒面前。我不急不忙，这样陪审团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并且怀着期待的心情等下去。
“好吧，洛夫金先生，我们来谈这神秘的U节。我们来向陪审团做点解释。请你看着这一节好吗？”
他拿起手册，翻到U节。
“它于1991年1月1日开始生效，对吗？”
“对。”
“是你起草的吗？”
“不是。”当然不是。
“好。那么是谁起草的？”
又是一个令人生疑的停顿。他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谎言。
“我不知道。”他说。
“你不知道？可你刚才不是还作证说，这完全属于你在大利公司的职责范围之内吗？”
他又垂下了头，眼睛望着地板，心里但愿我快快滚开。
“好吧，”我说。“我们跳过一二两段，从第三段读起。”
第三段指示理赔员，在收到每一个索赔申请的3天之内立即加以拒绝。每一索赔申请部予以拒绝，决无例外。第四段准许对某些申请在拒绝后继续进行研究，并且对申请索赔金额十分有限、理由十分充分、因而可以给赔的必要文书作了规定。第五段指示理赔员将给赔数额可能超过5000美元的所有索赔申请转送保险部，同时附上一封给投保者的拒赔信，这当然是为了让保险部进一步研究。
如此等等。我让洛夫金照本宣读，接着就提出他无法回答的问题向他追逼。我反复使用了“诡计”这个词，在德拉蒙德提出反对并遭到基普勒驳回以后，我用的次数更多。第十一段是一套名副其实的密码式的记号，供理赔员在文件中用以表示投保人的强烈反应。这显然是为了耍滑头。如果投保人威胁要找律师告状，他的索赔申请卷宗立即交给一位上司审阅研究。如果投保者是个逆来顺受的人，那么拒赔的决定再也不变。
第十八段B款要求理赔员按索赔数额开一张支票连同卷宗一起交给保险部，同时指示保险部在接到进一步通知前不得将支票寄出。但这进一步的通知，当然永远也不会有。“那么这张支票怎么处理呢？”我问洛夫金。他不知道。
大利公司诡计的另一半，体现在保险部工作手册中的U节，所以明天我将向另一位副总裁追究这件事。
这其实并无必要。即使我现在就此结束，陪审团也会同意我的任何要求，而他们还没有见着唐尼-雷呢。
4点30分，法官命令暂时休庭，大家休息一阵。我已经让洛夫金在证人席上待了两个半小时，应该尽快结束对他的盘问。我在去洗手间的途中，在走廊上见到德拉蒙德，他正怒气冲冲地指着一个房间，叫洛夫金和昂德霍尔进去。我倒真想听听他们的争吵。
20分钟以后，洛夫金又回到了证人席。有关工作手册的问题，我目前已经问完。陪审团如果有意，他们自己可以阅读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
“还有几个小问题，”我精神抖擞，微笑着说。“在1991年，大利公司卖出并生效的医疗保险保单有多少份？”
那个混蛋又一次用绝望的目光向律师求助。而这个数据早在3周前就应该交给我了。
“我不清楚。”他说。
“在1991年，提出索赔的投保人是多少？”
“我不清楚。”
“你是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你能不清楚？”
“大利公司是一家大公司嘛。”
“在1991年，拒赔的数字是多少？”
“我不知道。”
这时，而且不早不晚恰恰就在这时，基普勒法官开口道：“证人今天可以下去了。我们休庭几分钟，各位陪审员可以回家啦。”
他向陪审员们说了再见，再次表示感谢，并且叮嘱了几句。陪审员们走过我的桌前时，有几位朝我微笑点头。在最后一位陪审员跨出那双扇大门后，基普勒开口道：“列入记录。德拉蒙德先生，你和你的委托人都在蔑视法庭。早在几周前，我已坚持要你们把那些数字交给原告。可你们到现在依然没有执行。这些数字与本案有密切的关系，意义至关重大，你们却拒不提供。你和你的委托人是不是要等到把你们统统关起来才肯交出这些数字呀？”
列奥站了起来。他显得十分疲倦，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法官大人，我一直在想方设法得到这些数字。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可怜的列奥，他还在为U节的事迷惑不解，他此刻所说的话是完全可信的。他的委托人刚刚向世人证明，他们确实会对他隐瞒文件。
“基利先生还在吗？”法官问。
“在证人室。”德拉蒙德答。
“去把他叫来。”不到一会儿，法警便把这位总裁带进法庭。
多特已经受够啦。她要去小便，同时抽根烟。
基普勒指了指证人席，并亲自让基利宣誓，接着就开口发问，他的公司有什么充分理由拒不提供我所要求的信息。
基利吞吞吐吐，结结巴巴，企图把责任推给各地的办事处和分公司。
“蔑视法庭这一概念你懂还是不懂？”基普勒问。
“也许，呃，不太懂。”
“这非常简单。你的公司在蔑视法庭，基利先生。我可以罚你公司的款，也可以把你这位总裁关进监狱。你愿意罚款还是坐牢？”
我敢肯定他的一些伙计曾经在乡下的联邦监狱里混过一段时间，但是基普勒所说的是市区监狱，里面关了不少混迹街头的地痞流氓。基利对此当然是清清楚楚。“我当然不想进监狱，大人。”
“我也知道你不想。因此我命令对大利公司罚款1万美元，必须于明天下午5点前交给原告。给你的总部打个电话，叫他们把支票用特快寄来，怎么样？”
基利只好点头。
“听着，假如明天上午9点以前，不用传真机把那些数字传过来，你将被关进孟菲斯市立监狱，在那里蹲到这项命令被执行时为止。而且，你在监狱期间，你的公司必须每天交5000美元罚款。”
基普勒又转身指着德拉蒙德说：“这些文件的问题，我反复警告过你，德拉蒙德先生。你们的这种行为是令人无法容忍的。”
他愤愤地敲了敲木槌，转身走出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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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挑选好陪审团后过了6天，也就是开庭前的第4天，戴克在办公室接到克利夫兰一位律师打来找我的电话。我心里立刻犯了疑，因为我并不认识克利夫兰的哪个律师。我和他只谈了大约10秒钟，搞清他的尊姓大名之后，一句话刚说了一半就把电话轻轻切断。接着就跟往常一样如法炮制，仿佛电话在中途莫名其妙地断了线。近来电话怎么老断线？我对戴克抱怨道，声音大得足以录进耳机里的窃听器。我们把事务所3部电话统统拔下，然后跑到街边钻进停在那儿的沃尔沃汽车。布齐已经做过检查，车上的电话显然没有安放窃听器。查了电话号码簿后，我拨通了克利夫兰那个律师的电话。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电话重要至极。
他叫彼得-科沙，专业领域是劳工法和各种各样的就业歧视。他的委托人是位名叫杰基-莱曼西支克的年轻女士。她在没有任何明显理由的情况下，遭到大利公司解雇后，找到了他的事务所，和他一起商议如何向大利公司讨回公道。和大利公司告诉我的情况相反，莱曼西支克小姐并未离开克利夫兰。她现在住在一家新的公寓里，电话没有列入号码簿。
我对科沙说，我们给克利夫兰打了几十个电话，但一直没有找到杰基的下落。大利公司的一位仁兄理查德-佩洛特对我说过，她已经回到南印第安纳某个地方的家。
这不对，科沙说。她从来没有离开克利夫兰。她一直藏在一个地方不敢公开露面。
她的遭遇很有刺激性，科沙讲得津津有味，淋漓尽致。
他的委托人在大利公司任职期间，和几位上司都有性关系。他让我相信，她美貌动人，很有吸引力。她的职位和工资能否得到提升，取决于她是否愿意和他们上床。有一段时间，她担任高级理赔员，公司里爬到这种高位的女性就只她一个。可是后来却被降了职，仅仅因为她不愿和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埃夫雷特-洛夫金继续保持性关系。洛夫金此人不是个东西，除了拍马屁，就只喜欢玩弄花招搞女人。
要说洛夫金是个马屁精，这我完全同意。录取证词时我和他打了4个小时的交道，下周等他站在证人席，我还要向他发起猛攻。
他们的诉讼虽然是与性骚扰等有关，但她对大利公司理赔部的肮脏内幕也相当清楚。她和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睡过觉呢！一大堆官司将接踵而至，他预言道。
最后我抛出了那个大问题。“她愿意来作证吗？”
他不知道。也许愿意。但她害怕。那些混蛋有的是钱。而她目前在做理疗，身子很虚。
他同意让我和她通电话。我们商妥于某天深夜由我在住处给她打电话。我向他解释了最好别将电话打到我的事务所的原因。
现在，除了有关开庭的事，别的我什么都无法考虑了。只要戴克不在办公室，我便来来回回踱着方步，不断自言自语。我一会儿告诉陪审团大利公司是如何地作恶多端，一会儿又巧妙地向大利公司的伙计们提出质询。我轻声轻气地向多特、隆和科德提出问题。我用颇能动人心弦的语言向陪审团慷慨陈词，发表我的总结辩论。但是，叫我开口要求陪审团做出裁决，由对方交付10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款，而依然能在同时铁板着面孔，我仍旧觉得很难。或许等我到了50岁，打过几百次官司，明白自己在做着什么的时候，我也许有权要求陪审团做出赔偿1000万美元的裁决。但一个刚出校门9个月的新手，提这样的要求，准会让人笑破肚皮。
可我还是提了。我向他们提出这一要求，是在我的办公室里，在我的车上，尤其是在我的卧室里，而且通常是凌晨2点我无法入眠的时分。我和他们交谈，那12张面孔我现在已经能叫出姓名，他们全是好得无法再好的好人，全都一边听着我叙说一边点头，恨不得立刻赶回法庭伸张正义。
我就要发现金矿了，就要在公开的法庭上摧毁大利公司了。我每时每刻都在为控制住这些念头而挣扎。可是，该死，真难！那些事实，那些陪审员，那位法官，对方那些惊恐万状的律师，组合在一起意味着数不尽的金钱。
我准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啦。
我和杰基-莱曼西支克谈了一小时。有时候她言辞激昂有力，有时候却又泣不成声。她并不愿意和那些人睡觉，她反反复复地说；可这是提升的唯一途径。她已经离了婚，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子。
她答应来孟菲斯。我提出她的来回机票由我支付。我做这一表示时，用冷静的语调请她放心：我的事务所财源滚滚。她叫我做出保证，她来此作证，事前决不能让大利公司得知任何消息。
她怕他们怕得要死。我想，届时让他们大吃一惊，那场面一准精彩。
我们在事务所里度过了这一周的周末。两人在各自的住处小睡短短几小时后，又立即像迷途知返的羔羊一样返回事务所，继续为开庭做着更多的准备。
我偶尔也会有轻松的感觉出现，那应该归功于狄龙-基普勒。我已经在心里默默地向他感谢过成千上万次，感谢他在开庭一周前挑好了陪审团，并且让我对他们即席讲了几句话。陪审团一度曾经是个巨大的问号，是我非常害怕的一个因素。可如今我知道了他们的名字，熟悉了他们的面孔，而且还在没有讲稿的情况下，对他们讲过话。他们喜欢我。而且不喜欢我的对手。
无论我的经验是多么缺乏，我坚信基普勒法官都会帮我填补漏洞。
星期天子夜前后，我和戴克道别离开事务所时，天正下着小雪。下一场小雪在孟菲斯通常意味着学校要停课一星期，所有的政府机构统统关闭。因为市政府没有买过一辆扫雪车。我一半希望雪越下越大，让暴风雪将明天的开庭推迟。可我的另一半又希望这雪花不再飘落。
我驱车回到住所时，小雪已停。我喝了两瓶没有冰镇过的啤酒，祈祷上帝让我快快进入梦乡。
“开庭之前还有什么问题吗？”基普勒向坐在他私人办公室里的一群心情紧张的人问道。我坐在德拉蒙德旁边，两人都在望着写字台对面的法官。我由于睡眠不足，两眼通红，头痛欲裂，思绪纷乱。
我惊奇地发现德拉蒙德是那样地疲倦。作为一个在法庭上度过一生的经验丰富的律师，他憔悴得令人吃惊。好！我希望他也是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度过了整个周末。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问题啦。”我说。无人惊讶。在这样的小会上，我很少能做出多大贡献。
德拉蒙德也同样摇摇头。
“是否可能确定一下骨髓移植的费用？”基普勒问道。“如果可能，我们就可以取消加斯金这一证人。手术费用看来在17万5上下。”
“没有意见。”我说。
被告辩护律师如果把价格压低，自己就可以赚得更多，但德拉蒙德在这里却无油水可捞。“合理。”他态度冷漠地说。
“这是不是意味‘是’？”基普勒不客气地追问。
“是。”
“谢谢，还有别的费用呢。2万5左右。我们大家是否同意：原告提出的损害赔偿要求总数为整整20万美元？我们都能同意吗？”他确确实实是在瞪着德拉蒙德。
“没有意见。”我说。我想德拉蒙德准会冒火。
“同意。”德拉蒙德说。
基普勒在拍纸簿上写了几个字。“谢谢。我们开庭前，还有别的问题吗？有没有和解的可能呢？”
“法官大人，”我口气坚决地说。这是事前周密考虑的结果。“我谨代表我的委托人在此表示，我们愿意和解结案，条件是被告赔偿120万美元。”
被告律师往往都是训练有素，不管原告律师提出什么样的和解方案，他们都会表现得大惊小怪。不出所料，我的条件刚一出口，迎接它的就是一连串的摇头和咳嗽；挤坐在我身后的那几个宠仆当中，甚至还有人发出了不屑的吃吃笑声。
“你想得倒美。”德拉蒙德酸溜溜地说。我确实认为，列奥正在慢慢地沿边。本案刚刚开始的时候，他的言行举止具有十足的绅士风范，在法庭内外都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专业人员。可现在他的表现却像个喜欢噘起嘴巴与人斗气的二年级大学生。
“没有反建议吗，德拉蒙德先生？”基普勒问。
“我们提出的数目是20万。”
“很好，咱们马上开始。双方各有15分钟做案情概述。不过，当然啰，你们可以无话则短。”
我已经测定过许多次，我的案情概述不多不少只需要整整6分半钟。陪审团鱼贯入场，在接受了法官的欢迎并且聆听了他的几句指示后，转过身来和我面面相对。
如果我经常干这种把戏，将来有一天我也许能练出一身演戏的本领。这当然是将来的事。目前我却只想赶快讲完了事。我捧着拍纸簿，偶尔朝上面瞧一眼，向陪审团概述本案的案情。我站在讲台边，心里暗暗地希望身上穿的灰色新西装能给我增添几分律师的风采。事实明显对我有利，我无需在它们上面多费口舌。我的委托人买了保险，每周按时交纳保险费，保单的范围包括唐尼-雷，他得了病，后来他就受到折磨。他致死的原因很明显。陪审团诸君将会见到唐尼-雷，但只能通过录像带。他死了。本案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迫使大利公司支付它开始就应支付的那笔钱，而且还要对它的不法行为进行严惩。大利公司资产雄厚，它收取保险费，却拒不支付理赔金，从而赚取了巨额金钱。在所有证人作证结束之后，我将再次站到这里请求你们，诸位陪审员，做出裁决，由大利公司支付巨额惩罚性赔偿金。
开始就把这颗种子播下，是极为重要的。我要让他们明白，我们想要得到的是数目很大的一笔钱，而大利公司理该受到严惩。
我的陈述十分顺利。我没有结巴，没有发抖，也没有引起德拉蒙德的反对。我可以预言，在审理本案的大部分时间里，列奥将一直把屁股埋在座位里。他不想遭到基普勒的羞辱，特别是当着陪审团的面。
我在多特旁边坐下。长长的原告席上，就只坐着她和我。
德拉蒙德信心十足地大步走到陪审席前。他手上拿着一份保单，充满戏剧性地开了头：“这就是布莱克夫妇购买的那份保单，”他边说边举起保单，让人人都能看见。“而在这份保单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说过，大利公司必须支付移植的费用。”为了增强效果，他有意做了一个长长的停顿。陪审员们虽然并不喜欢他，但他的话却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张保单的费用是每周18美元，其范围并不包括骨髓移植，然而本案的原告却指望我的委托人支付20万美元，作为，诸位肯定猜对了，骨髓移植手术的费用。我的委托人拒绝了这一要求，但这决非出于对唐尼-雷-布莱克的任何恶意。对我的委托人来说，这并不是生死攸关的事，而是包括不包括在保单保险范围之内的问题。”他像演戏似的挥动保单，而且挥动得十分有力。“他们不仅想得到他们无权得到的那20万美元，他们起诉我的委托人，还因为他们想得到1000万美元的额外赔偿费！他们说这是惩罚性赔偿。我说这是荒唐可笑。我要说这是贪婪。”
这番话虽不是无的放矢，却也冒着很大风险。保单虽然明确将任何可以移植的器官的移植手术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但并未提到骨髓，而骨髓并非器官。保单的起草人当初昏了头，留下了一个大漏洞。而在马克斯-勒伯格给我的那份新制作的保单中，却有明确的文字，把骨髓移植排除在外。
被告的战略已经昭然若揭了。他们不会承认这样一家大公司人员太多，难免会有不称职的雇员犯下某个错误，并且以此来和我们磨蹭。德拉蒙德此刻的战略是对一切都拒不承认。他断言骨髓移植手术极不可靠，属于假冒伪劣之列，决不是治疗白血病公认的常规方法。
他口若悬河，像医生一样滔滔不绝地谈论寻找合适的骨髓捐赠者的困难，有些病例找到的概率仅为数百万分之一；即使万幸找到，手术的成功率也是非常之低。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的一句老话：“这根本不属于保单规定的保险范围！”
他打定主意要刺激我。他第二次提到“贪婪”这个词时，我立即跳起来反对。案情概述本来不是进行辩论的场合，辩论得等到最后。他只该把自己对证据的看法告诉陪审团。
基普勒，这位可爱的基普勒，我话音刚落，就立刻说道：“反对有效。”
初次交锋，胜利在我。
“我很遗憾，大人，”德拉蒙德诚心诚意地说。他开始谈论他的证人，他们的身份，他们证词的内容。他已经泄了气，话讲了也有10分钟，本该就此打住，可他却依然拖完了一刻钟，直到基普勒告诉他时间已到，这才谢了谢陪审团。
“传唤你的第一位证人，贝勒先生。”基普勒说。我想害怕也来不及。
多特-布莱克心情紧张地走到证人席，宣誓后坐下，望着陪审员们。她穿着一身普普通通的棉质裙服，衣服已经很旧，但看上去十分整洁。
我们，多特和我，有个脚本。一周前我给了她，我们已经练过10次。我提问，她作答。她害怕得要命，而且这完全合情合理。她回答时口气木讷，一板一眼。我曾对她说过，她若是紧张一点，并不碍事，陪审员们不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嘛。姓名，丈夫，家庭，职业，保单，唐尼-雷病前她和他一起生活的情况，病后她和他一起生活的情况，他死后她的生活状况。她擦了几次眼泪，但并未失态。我曾叫她尽量不要哭泣，谁都知道她有多么悲伤。
她叙述了身为人母却不能为垂死的爱子提供健康护理的酸楚。她给大利公司写过许多信打过多次电话。她还给众议员、参议员和市长们写信打电话请求帮助，但她的努力全无结果。她上门打扰过本市的多家医院，请求他们提供免费治疗。她还把朋友和邻居们组织起来募集医疗费，但结果同样很惨。她辨认了保单和申请书，回答了我提出的与购买保单及每周来收取保险费的博比-奥托有关的问题。
接着我们开始涉及那批宝贝材料。我把那最初7封拒赔的信件给她，她向陪审团一一读了一遍。这些信的内容读出来比我希望的还要恶劣。干脆拒绝，不做任何解释。理赔部拒绝，理由是有待保险部审核。保险部拒绝，理由是有待理赔部审核。理赔部以先前存在的情况为根据加以拒绝。保险部以唐尼-雷已长大成人不再是家庭成员为根据加以拒绝。理赔部断言骨髓移植不属于承保范围而加以拒绝。理赔部断言骨髓移植属于初步试验阶段而非公认的治疗方法从而予以拒绝。
陪审员们屏气凝神仔细地听着每个字。这些情散发出的恶臭笼罩着人们。
接着是那封“愚蠢之至”的信。多特一边读，我一边紧盯着陪审员的脸。有几位明显地露出了震惊的表情。有几位无法相信自己的两耳，不停地眨巴着眼睛。还有几位怒视着被告席，而令人奇怪的是，被告律师团的所有成员这时却低着头在沉思默想。
多特读完了这些信，法庭里寂静无声。
“请把信再读一遍。”我说。
“反对。”德拉蒙德迅速站起来说。
“反对驳回。”基普勒斥道。
多特又读了一遍，读得更为从容，更有感情。这正是我结束对她的问询的最佳时机，因而我向陪审团致意后走回自己的座位。德拉蒙德走到讲台前。他要是对她态度粗暴，那他将大错特错；我想他不会。
他从她以前买的保单开始，泛泛地提了几个问题，然后话题一转，问她出于什么原因，要买这一份保单。买这份保单时她心里有何打算？多特只想把全家都包括在内，如此而已。而那位经纪人当时就是这么保证的。经纪人有没有向她保证，这份保单包括移植手术？
“咱当时根本没想到什么移植手术嘛，”她说。“咱从来不需要移植。”陪审席上有几个人露出了微笑，但没有谁笑出声。
德拉蒙德转弯抹角，反复逼问，她当时是否想买一张把骨髓移植包括在保险范围之内的保单。她当时听都没听见过这玩意，她也反复这样答。
“那么你当时并不是明确指望保单能将它包括在内啰？”他问。
“咱买的当儿还没想到这些玩意呢。咱只要它包括咱全家。”
在这个问题上德拉蒙德得了一小分，不过我想，并且希望，陪审团不久就会把它忘记干净。
“你为何要状告大利公司，要求赔偿1000万美元？”他问。在开庭之初，这一问题可以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它使原告显得贪婪。诉状中提出的赔偿金额，常常都是在未经委托人授意的情况下，由律师挖空心思开的价。我根本没有问过多特，她要大利公司赔多赔少。
但是，我研究过德拉蒙德以前的出庭辩护记录，早已料到他会提出这一问题。多特是有备而来的。
“1000万？”她问。
“是的，布莱克太太。你状告我的委托人，要求赔偿1000万美元。”
“就这么多吗？”她问。
“对不起，你的意思我不明白。”
“咱还以为要比1000万多呢。”
“是吗？”
“咋不是？你委托人有10个亿，你委托人杀了咱儿子。该死的！咱要他赔更多更多。”
德拉蒙德的双膝微微弯了弯，他转换了一下身体的重心。不过，脸上还一直挂着微笑，真是个杰出的天才。他本可以问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乘机下台，或者干脆径直回到自己座位上去。可他却又犯了一个错误。他抛出了他久用不衰的问题之一。“假如陪审团给你1000万，你准备怎样使用这笔钱呢？”
要在公开的法庭上不加思索立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其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多特早已胸有成竹。“全交给美国白血病研究会。咱一个子儿也不留，你那臭钱咱一个子儿也不要。”
“谢谢你。”德拉蒙德说了这几个字，马上夹着尾巴溜回被告席。
多特离开证人席，在我身边坐下时，有两位陪审员确确实实在嗤嗤窃笑。德拉蒙德面色苍白。
“咱干得咋样？”她悄声问。
“你让他碰了一鼻子灰，多特。”我也悄声答。
“咱得抽口烟。”
“马上就要休息啦，忍一忍吧。”
我传唤隆-布莱克出庭作证。他也有一个脚本，不到半小时作证便已结束。我们要他证实的只有3件事：在他身上做过试验；他与他的孪生兄弟完全匹配；他一直准备为唐尼-雷捐赠骨髓。德拉蒙德没有提问。这时已近11点，基普勒命令休庭10分钟。
多特迫不及待地奔向洗手间，找个空位躲起来抽一支。我曾警告过她，不能在陪审员面前抽烟。我和戴克挤在一起，比较各自的笔记。他坐在我后面，一直在观察陪审员们的反应。那7封拒赔的信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而那封“愚蠢之至”的信更使他们怒气难平。
让他们一直光火，戴克说。让他们一直生气。只有在陪审团发怒的时候，才能拿到惩罚性赔款。
瓦尔特-科德医生走上证人席时，给人留下了十分突出的印象。他穿一件彩格花呢运动装，黑色宽松长裤，打一条红领带，一副成功的青年医生形象。他出生于孟菲斯，在本市读完了预备学校，接着去范德比尔特上了大学，毕业于杜克大学医学院。学业品行全都无可挑剔。我看过他的履历，他作为一个肿瘤专家资格无懈可击。我把唐尼-雷的医疗记录给了他，而他向陪审团做了一个明白易懂的治疗小结。他尽可能使用普通人的词汇，而对专业术语也解释清楚。他是一位医生，所受的教育使他厌恶法庭，但面对陪审团他却显得轻松自如。
“你能对陪审团解释一下这种疾病吗，科德医生？”我问。
“当然。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又称AML，多见于两个年龄组。一是20—30岁的青年，二是一般在70岁以上的老人。白人患AML的多于非白人。由于一些未知的原因，有犹太血统的人得这种病的也多于其他人。得此病的男人多于女人。白血病的主要病因目前尚不清楚。
“人体在骨髓中造血，而骨髓正是AML，侵染之处。白血病患者的白细胞，亦即负责抗感染的细胞，变成了癌细胞，细胞的数量急剧增加，超过正常数量100倍以上。出现这一情况时，红血球数量就会减少，病人皮肤苍白，身体衰弱，贫血。随着白细胞大量增加，它们使产生血小板的正常机制受到抑制，血小板是骨髓中发现的第三种细胞。它的减少导致紫斑、出血和头痛。唐尼-雷第一次来我的诊所时，他诉说了头晕、气短、疲倦、发烧和类似流感的种种症状。”
上周我和科德一起排练时，我请他叫死者唐尼-雷，而不称呼他布莱克先生或病人甲病人乙。
“那么你做了些什么呢？”我问。这很容易回答，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我采取了一种常规诊断措施，叫骨髓穿刺。”
“你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吗？”
“行。穿刺就是在唐尼-雷的股骨上部进行的。我让他背部朝上躺着。在一小块皮肤上做了麻醉，切了一个小口，把一根大针插了进去。这根针实际上有两个部分。外部是一空心管，里面是一根实心管。针插入骨髓后，抽出实心管，同时在针头上装上一根空的吸管。这样它就像一只注射器，我用它抽出少量的液态骨髓。骨髓抽出以后，我们用通常的测试方法，计算红细胞和白细胞的数量。毫无疑问，他得的是急性白血病。”
“这种检查的费用是多少呢？”我问。
“1000美元左右。”
“那么唐尼-雷是如何支付这笔检查费的呢？”
“他第一次到我诊所来的时候，填了一般的表格，并且说他是包括在大利人寿保险公司售出的一种医疗保单保险范围之内的。我们工作人员和大利公司进行了核对，证明确实有这样一张保单。所以我就对他进行治疗。”
我把与此有关的文书复本给了他，他做了确认。
“你从大利公司收到过医疗费吗？”
“没有。他们通知我们说，由于某些原因，他们拒绝报销这一医疗费的要求。这张账单在6个月后被注销了。此后布莱克太太每月都付给我们50美元。”
“你是怎样治疗唐尼-雷的呢？”
“使用一种诱导疗法。他住进医院后，我们把一根导管放入他锁骨下面的一根粗血管之中。第一次化疗使用的药物名叫，我们连续7天每天24小时将这种药物注入他的体内。在头3天，还同时注入第二种药剂，这种药剂名叫‘红色杀手’，因为它的颜色是红的，而且对骨髓中的细胞具有极大的杀伤力。由于血细胞大量死亡通常会出现痛风，因而给他服用了别嘌呤醇，以防治痛风。给他做了大量的静脉输液，以便排掉肾脏中的副作用物。由于他很易感染，还给他注射了抗生素和抗菌素。为了杀死霉菌，让他服用了两性霉素B。这种药物毒性很大，使他发烧到华氏104度。而且还使他发抖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所以这种药被人称为‘又烤又抖’。尽管如此，他依然表现得十分坚强，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接受治疗。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青年，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这种强诱导疗法的理论基础是，杀死骨髓中的所有细胞，从而希望能创造一个环境，使正常细胞再生的速度高于白血病细胞。”
“这种情况有没有发生呢？”
“发生了，但时间很短。不过，我们治疗任何一个病人时，心里都很清楚：白血病是会复发的，除非病人接受骨髓移植手术。”
“你能不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科德医生，你怎样做骨髓移植手术？”
“当然可以。这种手术并不是非常复杂。病人在做过我刚才描述的化疗之后，假如他或她有足够的运气，能找到一个在遗传基因上十分近似的骨髓捐赠人，我们便从捐赠人身上抽出骨髓，通过静脉注入病人体内。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将一个人的大量骨髓细胞转移到另一个人体中。”
“对唐尼-雷来说，隆-布莱克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捐赠人呢？”
“绝对合适。他们是同卵双胞胎，做这种手术是最容易的。我们对他们两人都做过试验，如果做骨髓移植，本来会十分容易，而且会有效的。”
德拉蒙德跳了起来。“反对！这纯粹是推测。移植手术是否会有效，这位医生不能就此作证。”
“反对驳回。到反诘的时候再反对吧。”
我又就这种手术问了几个问题；科德回答时，我注意观察陪审团的反应。他们一直听得很仔细，但应该就此打住啦。
“你能不能回忆一下，你大约是在何时准备替他做这个手术的？”
他看了看笔记，虽然他知道答案。“1991年8月，大约18个月以前。”
“这样的移植手术会不会使急性白血病患者幸存的可能性增加？”
“当然。”
“增加到多少？”
“80—90％。”
“假如不做手术，幸存的可能性是多少呢？”
“零。”
“我谢谢证人。”
时间已经过了12点，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基普勒宣布休庭，1点半再继续审理。戴克自告奋勇去熟食店购买三明治，我和科德留下准备下一轮。他在细细品尝和德拉蒙德发生正面冲突这一想法的滋味。
德拉蒙德为本案的辩论做准备的时候，究竟聘请了多少个医药顾问，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也没有义务向我透露。他只提出了一位专家准备出庭作证。科德医生一再要我放心，说是骨髓移植手术，作为一种优先考虑的治疗手段，目前已得到普遍的承认，只有冒牌医生才会发表相反的看法。他给了我许多文章和专业论文，甚至还给了我许多书籍，以支持我们的立场：这绝对是治疗急性白血病的最佳措施。
很显然，德拉蒙德发现的结论与此十分一致。他并非医生，他坚持的观点又缺乏根据，因而他没有和科德展开激烈争论，他们之间只有短促的交火。他的主要论点是：与没有接受骨髓移植的急性白血病患者相比，接受过这种手术的病人数目极少。不足5％，科德说，不过这仅仅是因为很难找到合适的捐赠者而已。就全国范围而言，每年约有7000名接受移植的病例。
那些有幸能找到捐赠者的病人，存活的机会大得很多很多。唐尼-雷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人。他有一位骨髓捐赠者。
德拉蒙德匆匆问了几句，很快便举起了白旗。这时，科德的脸上几乎露出了失望的神情。我没有再进行直接询问，于是科德走下证人席。
接下来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我将宣布我要大利公司的哪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出庭作证。今天上午德拉蒙德早就问过我，我回答说我还没有决定。他向基普勒告状，可基普勒却把他顶了回去，说是我在准备好之前，并无必要透露。那帮人此刻正把自己关在走廊尽头的证人室里，一边等待一边抱怨。
“埃夫雷特-洛夫金先生，”我宣布道。法警一出去传唤此人，被告律师席上立即出现了一阵忙乱。可是我可以看出，这种忙乱多半是毫无意义的。只不过是把文件推来推去，把笔记传来传去，把案卷翻来翻去。如此而已。
洛夫金走进法庭，六神无主地左顾右盼，仿佛是刚从冬眠中被人唤醒。他整了整领带，跟着法警沿着过道走向证人席，紧张不安地望着过道左侧他那帮支持者。
德拉蒙德培训证人的方法远近闻名。他让他们反复接受野蛮的盘问，有时候甚至让手下的四五位律师对证人狂轰滥炸，并且把整个过程拍成录像带。然后就和证人一起化几个小时观看录像，研究战略战术，为作证的时刻进行充分准备。
我知道这些合伙人所做的准备，将是无懈可击的。
洛夫金瞧瞧我，望望陪审团，尽量装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模样，可他心里明白，他是不可能回答即将向他提出的全部问题的。他约有55岁，灰白的头发披在额上。五官端正，声音沉静。你完全可以把本地的童子军托付给他。但杰基-莱曼西支克曾经告诉我，想要和她搞关系的人当中也有他。
她明天要在此出庭作证，他们还丝毫不知呢。
我们谈论理赔部，谈论它在大利公司运营系统中的作用。他在理赔部已经工作了8年，最近6年担任副总裁，把这个部门牢牢地抓在手里，是个十足的大事小事一把抓的头儿。他想让陪审团明白他的分量，所以不到几分钟，我们已经明确了一个重要事实：他的职责是全面负责理赔部。他并不具体处理每一个理赔的要求，可是他负责整个部的日常运转。我先跟他漫不经心地扯了一会公司的行政系统，然后突然出其不意地发动了攻击：“杰基-莱曼西支克是谁？”
他的肩膀不折不扣地抽搐了一阵。“一位前任理赔员。”
“她在你的部门工作吗？”
“是。”
“她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在大利公司工作？”
他耸了耸肩。日期忘了。
“是不是去年10月3日？”
“差不多。”
“那是不是就在她预定要为本案录取证词两天之前？”
“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我给他看了两份文件，帮助他恢复记忆。
一份是她的辞职信，日期是10月3号。另一份是我在10月5日录取她的证词的通知。他看了以后，总算想起来啦，不得不支支吾吾地承认，她确是在作证日期两天前离开大利公司的。
“而她是贵公司负责这一理赔申请的人吧？”
“对。”
“而你解雇了她？”
“当然不是。”
“那你是怎样把她开掉的呢？”
“是她自己辞的职。这封信上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嘛。”
“她为什么要辞职呢？”
他自作聪明地拿起那封信，向着陪审团高声念道：“由于某些个人原因，我特此辞职。”
“这么说离开大利公司是她自己的主意啰？”
“信上正是这么说的。”
“她在你手下工作了多久？”
“我手下有那么多人，这样的小事我怎么记得！”
“你记不得吗？”
“我记不准确。几年吧。”
“你对她很了解吗？”
“不十分了解。她只是一个理赔员，像她这样的雇员多得很。”
明天，她将在此作证；他们之间的肮脏关系前后持续长达3年之久。
“你已结婚了，洛夫金先生？”
“是。而且婚姻很幸福。”
“有孩子吧？”
“有。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
我让他在证人席上晾了一分钟，自己回到位置上取了一摞文件。这是布莱克索赔的全部案卷，我把它交给洛夫金。他慢腾腾地翻了一遍。说是看来很全。我迫使他明确保证，这是全部卷宗，一份不缺。
为了陪审团对处理索赔要求的过程有基本的了解，我问了他一系列枯燥无味的问题，他也作出了同样枯燥无味的回答。我们当然都是以假定大利公司一切都按章办事作为问与答的前提的。
接着触及的便是那些卑鄙的信件。我让他对着话筒一封一封宣读那7封拒赔信件。每封信我都要他讲清：是谁写的？为什么写？这符不符合理赔部工作手册中的有关规定？符合工作手册哪一节的规定？他是否亲自看过这封信？
陪审员们似乎急于听他念那封“愚蠢之至”的信，他当然早就做了准备。他读了一遍，然后用一种干巴巴的毫无感情的声调解释道，写这封信的人后来已经离开了公司。此人错了，公司错了，现在，此刻，在这一公开的法庭上，敝公司为这封信表示道歉。
我让他啰啰嗦嗦说下去。我给他一根长绳，让他自己上吊。
“你难道不觉得现在道歉为时已晚吗？”我最后终于打断了他。
“也许。”
“那年轻人死了，不是吗？”
“是。”
“现在我要郑重地请你回答，洛夫金先生，大利公司到目前为止并未就这封信做出任何书面的道歉，对吗？”
“就我所知，没有。”
“到目前为止，没有作过任何形式的道歉，对吗？”
“对。”
“根据你有限的了解，大利公司是不是从来没有为任何事道过歉？”
“反对。”德拉蒙德喊道。
“反对有效。继续进行，贝勒先生。”
洛夫金在证人席上已经呆了将近两小时。陪审团对他或许已经感到腻味。而我则更是肯定如此。该给他致命一击啦。
我对理赔部的工作手册，有意识地大肆渲染，把它说成是公司方针政策的不容违反的文字体现。我把举证时得到的那本手册交给洛夫金，接着提了一系列问题，他用完美无缺的回答证明：是的，这是理赔部工作的圣旨。经受过时间的考验，正确而又英明。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定期做过研究、修正、补充、使之与时代的发展同步。所有这一切全是为了一个目的：向客户提供最佳的服务。
在他对这该死的手册所做的冗长解释到了几乎令人生厌的地步时，我突然问道：“洛夫金先生，这一本手册是完整无缺的吗？”
他迅速翻了翻，仿佛他熟知每一节每一个字。“是。”
“你肯定吗？”
“是。”
“在举证阶段，我曾要求过你们给我一本手册，是不是？”
“对。”
“我要求你方律师给我一本，而你手上拿的正是他们给我的那一本，是吗？”
“是。”
“给我的这一本手册，是你亲自挑选的吗？”
“是我亲自挑的。”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几步跨回到我的桌子边。在桌子下边，有一个放满文件的硬纸箱。我弯腰把手伸进去摸索了一阵，然后突然站直，伸出一双空空的手向他说：“请你拿起手册，翻到U节，好吗？”最后一个字刚刚出口，我立刻转身正视着坐在德拉蒙德身后的公司专职法律顾问杰克-昂德霍尔。他闭起双眼，头向下垂，接着又俯首伏在胳膊肘上，呆呆地瞪着地板。坐在他旁边的柯密特-阿尔迪，紧张得直喘粗气。
德拉蒙德毫无反应。
“你说什么？”洛夫金问，他的嗓门一下子高了8度。在众人默默的注视下，我取出了库柏-杰克逊给我的那本理赔部工作手册，放在桌子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它。我瞧瞧基普勒，他对这一场面显然饶有兴味。
“U节，洛夫金先生。请你翻到这一节。我很乐意和你讨论讨论这一节。”
他无可奈何地拿起手册，又翻了一遍。在这关键时刻，如果能发生一个奇迹，那个U节在他的手册上完完整整、漂漂亮亮地露面，我想，叫他卖儿卖女，他也会心甘情愿。
但奇迹没有发生。
“我这里没有U节。”他垂头丧气、几乎结结巴巴地说。
“对不起，”我大声说。“你的话我没有听见。”
“嗯，呃，这本手册里没有U节。”他是绝对地吓坏了，这不是因为这一节已经失踪，而是因为他已经被我逮住。他神色慌乱，一会儿瞧瞧德拉蒙德，一会儿又望望昂德霍尔，好像是在请他们帮帮忙，譬如说喊一声“时间到”！
列奥-F．德拉蒙德根本不知道他的委托人跟他要了什么鬼花样。他们篡改了工作手册，却不把真相告诉他们的律师。他在和摩尔豪斯咬着耳朵：这他妈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拿着有U节的这本工作手册，装模作样地走到证人面前。这本手册和他手上的那一本外表一模一样。封面上印着这一修订版的日期：1991年1月1日。两本手册的唯一区别是，一本最后有一个U节，另一本则没有。
“你认识这东西吗，洛夫金先生？”我边问边把杰克逊这一本递给他，同时取回了我的那一本。
“认识。”
“那么，它是什么？”
“是一本理赔手册。”
“这一本里面有U节吗？”
他翻了翻，点了点头。
“你点头是什么意思呀，洛夫金先生？法庭书记官可是没法子记录下你头的动作的呀。”
“这一本里面有一个U节。”
“谢谢你。那么现在请你告诉我，是你本人亲自把这个U节从给我的那本手册中去掉的，还是你指示别人把它去掉的？”
他把手册轻轻地放在证人席的栏杆上，从容不迫地把双臂交叉叠在胸前。他低头望着我和他之间的地板，不声不响地等待着。我想他准是在忙里偷闲，打起瞌睡来啦。几秒钟已经过去，人人都在等他回答。
“回答这个问题。”基普勒从法官席上朝他吼道。
“我不知道是谁干的。”
“可是这件事的确是干了，是吗？”
“这是明摆着的嘛。”
“这么说，你承认大利公司扣下了文件。”
“我什么都没有承认。我相信这是一次疏忽。”
“疏忽？请放严肃点，洛夫金先生。大利公司某一个人故意从给我的手册上把U节去掉，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我不知道。我，呃，唔，这件事就是这样发生了，我想。你知道。”
我又走回原告律师席。其实，这并无什么特别的目的，只是想把他晾一会，好让陪审员们对他的厌恶增强到极点。他目光呆滞地瞧着地面，在受到突袭并被击败以后，他恨不能有个地洞让他一头钻进去。
我信心十足地走到被告律师席，把一份U节的复印件交给德拉蒙德。我露出牙齿朝他恶意地笑了笑，又对摩尔豪斯如法炮制，然后再把U节的复印件呈到基普勒面前。我不急不忙，这样陪审团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并且怀着期待的心情等下去。
“好吧，洛夫金先生，我们来谈这神秘的U节。我们来向陪审团做点解释。请你看着这一节好吗？”
他拿起手册，翻到U节。
“它于1991年1月1日开始生效，对吗？”
“对。”
“是你起草的吗？”
“不是。”当然不是。
“好。那么是谁起草的？”
又是一个令人生疑的停顿。他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谎言。
“我不知道。”他说。
“你不知道？可你刚才不是还作证说，这完全属于你在大利公司的职责范围之内吗？”
他又垂下了头，眼睛望着地板，心里但愿我快快滚开。
“好吧，”我说。“我们跳过一二两段，从第三段读起。”
第三段指示理赔员，在收到每一个索赔申请的3天之内立即加以拒绝。每一索赔申请部予以拒绝，决无例外。第四段准许对某些申请在拒绝后继续进行研究，并且对申请索赔金额十分有限、理由十分充分、因而可以给赔的必要文书作了规定。第五段指示理赔员将给赔数额可能超过5000美元的所有索赔申请转送保险部，同时附上一封给投保者的拒赔信，这当然是为了让保险部进一步研究。
如此等等。我让洛夫金照本宣读，接着就提出他无法回答的问题向他追逼。我反复使用了“诡计”这个词，在德拉蒙德提出反对并遭到基普勒驳回以后，我用的次数更多。第十一段是一套名副其实的密码式的记号，供理赔员在文件中用以表示投保人的强烈反应。这显然是为了耍滑头。如果投保人威胁要找律师告状，他的索赔申请卷宗立即交给一位上司审阅研究。如果投保者是个逆来顺受的人，那么拒赔的决定再也不变。
第十八段B款要求理赔员按索赔数额开一张支票连同卷宗一起交给保险部，同时指示保险部在接到进一步通知前不得将支票寄出。但这进一步的通知，当然永远也不会有。“那么这张支票怎么处理呢？”我问洛夫金。他不知道。
大利公司诡计的另一半，体现在保险部工作手册中的U节，所以明天我将向另一位副总裁追究这件事。
这其实并无必要。即使我现在就此结束，陪审团也会同意我的任何要求，而他们还没有见着唐尼-雷呢。
4点30分，法官命令暂时休庭，大家休息一阵。我已经让洛夫金在证人席上待了两个半小时，应该尽快结束对他的盘问。我在去洗手间的途中，在走廊上见到德拉蒙德，他正怒气冲冲地指着一个房间，叫洛夫金和昂德霍尔进去。我倒真想听听他们的争吵。
20分钟以后，洛夫金又回到了证人席。有关工作手册的问题，我目前已经问完。陪审团如果有意，他们自己可以阅读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
“还有几个小问题，”我精神抖擞，微笑着说。“在1991年，大利公司卖出并生效的医疗保险保单有多少份？”
那个混蛋又一次用绝望的目光向律师求助。而这个数据早在3周前就应该交给我了。
“我不清楚。”他说。
“在1991年，提出索赔的投保人是多少？”
“我不清楚。”
“你是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你能不清楚？”
“大利公司是一家大公司嘛。”
“在1991年，拒赔的数字是多少？”
“我不知道。”
这时，而且不早不晚恰恰就在这时，基普勒法官开口道：“证人今天可以下去了。我们休庭几分钟，各位陪审员可以回家啦。”
他向陪审员们说了再见，再次表示感谢，并且叮嘱了几句。陪审员们走过我的桌前时，有几位朝我微笑点头。在最后一位陪审员跨出那双扇大门后，基普勒开口道：“列入记录。德拉蒙德先生，你和你的委托人都在蔑视法庭。早在几周前，我已坚持要你们把那些数字交给原告。可你们到现在依然没有执行。这些数字与本案有密切的关系，意义至关重大，你们却拒不提供。你和你的委托人是不是要等到把你们统统关起来才肯交出这些数字呀？”
列奥站了起来。他显得十分疲倦，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法官大人，我一直在想方设法得到这些数字。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可怜的列奥，他还在为U节的事迷惑不解，他此刻所说的话是完全可信的。他的委托人刚刚向世人证明，他们确实会对他隐瞒文件。
“基利先生还在吗？”法官问。
“在证人室。”德拉蒙德答。
“去把他叫来。”不到一会儿，法警便把这位总裁带进法庭。
多特已经受够啦。她要去小便，同时抽根烟。
基普勒指了指证人席，并亲自让基利宣誓，接着就开口发问，他的公司有什么充分理由拒不提供我所要求的信息。
基利吞吞吐吐，结结巴巴，企图把责任推给各地的办事处和分公司。
“蔑视法庭这一概念你懂还是不懂？”基普勒问。
“也许，呃，不太懂。”
“这非常简单。你的公司在蔑视法庭，基利先生。我可以罚你公司的款，也可以把你这位总裁关进监狱。你愿意罚款还是坐牢？”
我敢肯定他的一些伙计曾经在乡下的联邦监狱里混过一段时间，但是基普勒所说的是市区监狱，里面关了不少混迹街头的地痞流氓。基利对此当然是清清楚楚。“我当然不想进监狱，大人。”
“我也知道你不想。因此我命令对大利公司罚款1万美元，必须于明天下午5点前交给原告。给你的总部打个电话，叫他们把支票用特快寄来，怎么样？”
基利只好点头。
“听着，假如明天上午9点以前，不用传真机把那些数字传过来，你将被关进孟菲斯市立监狱，在那里蹲到这项命令被执行时为止。而且，你在监狱期间，你的公司必须每天交5000美元罚款。”
基普勒又转身指着德拉蒙德说：“这些文件的问题，我反复警告过你，德拉蒙德先生。你们的这种行为是令人无法容忍的。”
他愤愤地敲了敲木槌，转身走出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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