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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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究竟是真的了解正在发生的事，还是仅仅是个准确得惊人的预言家，我大概一辈子也弄不清楚。他不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他并没有带着一层又一层的假面具。而且，他的许多想法也都比较浮浅。但此人不仅外貌古怪，在他的内心深处，肯定还隐藏着一定程度的稀奇古怪的秘密。找有一种很强的直觉：他和布鲁索的关系比我们大家知道的要远远亲密得多；范-兰德尔案件了结之后，布鲁索和我们做的那笔私下交易是戴克艰苦游说的结果；布鲁索是以此向我们发出无声的警告，警告我们他即将垮台。
不管怎么说，当我的电话在凌晨3时20分突然响起时，我并不感到特别的惊讶，是戴克打来的电话。他含含糊糊地向我宣布：联邦调查局侦探午夜过后不久袭击了我们的事务所，布鲁索已经溜出孟菲斯。而且，我们原来的办公室已贴上了法院的封条，联邦调查局的侦探可能还要找所有在那里工作过的人谈话。最令我吃惊的是，普林斯-托马斯看来也和他的律师兼朋友一起失踪了。
你能不能想象出，戴克对着话筒咯咯笑着说，那两条披着花白长头发、脸上长满毛的肥猪，乔装打扮溜进机场腾空而去会是个什么样子？
估计在今天便会对他们提出起诉。戴克建议我们中午前后在新的办公室碰头。我反正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当即表示同意。
我朝黑糊糊的天花板看了半小时，接着便披衣起床出了房间，赤脚穿过阴凉潮湿的草坪，一头倒在帆布吊床上。像普林斯这样的人，往往会引起许许多多引人注目的流言。他喜欢现金。我第一天在尤吉打工，就听一个女服务员说，80％的现金从来不入账。他究竟刮走了多少现钞，是雇员们喜欢闲聊和猜测的话题。
除了酒店，他还从事别的经营活动。两年前，在审讯一个诈骗案时，有个证人作证说，某一家脱衣舞酒吧90％的收入都是现金，而其中的60％从来不纳税。假如布鲁索和普林斯拥有几家色情俱乐部，他们就等于在开采金矿。
有谣传说，普林斯在墨西哥有一幢房屋，加勒比有银行存款，牙买加有个黑人情妇，阿根廷有座庄园，还有别的内容，我已记不大清。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道神秘的门，据说门后的小房间里放着许许多多箱子，箱子里塞满了20元一张和100元一张的钞票。
假如他开溜了，我祝他平安。我祝他带着他那宝贵的现钞，成功逃脱，永远不被逮住。他是我的朋友。我可不管他究竟做了什么不对的事。
多特领我到厨房中坐下，坐的还是上次那张椅子；又请我喝速溶咖啡，用的还是上次那只杯子。早饭吃过不久，在这杂乱无章的厨房里，弥漫着一股咸肉的油腻味。巴迪在外面呢，她挥挥手说。我没有朝外看。
唐尼-雷的体力在迅速衰竭，她说，已经两天没起床了。
“我们昨天头一次去了法院。”我说。
“已经去过啦？”
“不是审案子，跟审讯没有关系。只不过是案子受理前的一场辩论。保险公司想叫法院不受理这个案子，我们在进行激烈斗争。”我尽量说得简单明白，但我还是拿不准她是否听懂。她的目光穿过肮脏的窗户，射进后院，但肯定没有落在那辆破烂的福特汽车上。她似乎并不在乎。
对我来说，这倒是一种奇特的安慰。假如黑尔法官真像我想的那样要撤消这个案件，而我们又不能在另一个法院重新提出起诉，那么这桩案子就完了。也许这一家子已不抱希望。也许我们被一脚踢开时，他们不会对我大叫大嚷。
我在驱车来此的途中，已经打定主意只字不提黑尔法官和他发出的威胁。提到他只会使我们的讨论复杂化。要谈黑尔法官，以后有的是时间；等我们没有别的好谈的时候，再谈也不迟。
“保险公司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建议。”
“什么性质的建议？”
“给点儿钱。”
“多少？”
“7万5美元。他们算了一下，打这场官司给律师要付这么多手续费，所以现在打算用这笔钱把一切都了结。”
她突然满脸通红，牙关紧锁。“这些混蛋，以为拿几个臭钱，就可以收买咱们，啊？”
“是的，他们是这样想的。”
“唐尼-雷不需要钱。去年，他需要移植骨髓。可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我同意。”
她拿起桌上的烟盒，点了一支。她的眼睛气得通红，泪水盈盈。我错了。这位母亲决不会善罢甘休，她要以血还血。“7万5咱们拿来究竟有啥用？唐尼-雷就要死了，以后就只剩下俺和他。”她用头朝福特汽车所在的方向指了指。
“这些混蛋。”她骂道。
“我同意。”
“你准是跟他们说咱会拿这笔钱的吧？”
“我怎么会这样说呢？没有你的同意，我是不能了结这桩案子的嘛。不过，明天上午以前，我们一定得作出决定。”法官可能驳回诉讼的问题，又再次出现了。我们有权要求黑尔法官作出与被告愿望相反的裁决，这可能要拖个一年半载，但我们至少是有机会据理力争的。再说，现在和她讨论这件事，也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默默地坐了很久．双方都在各想各的心事，等着对方开口。我设法梳理自己的思绪，她脑子里在转着什么念头，那只有老天知道。可怜的女人！
她在烟灰缸里按灭了烟头，说道：“咱最好去跟唐尼-雷谈一谈。”
我跟着她穿过黑洞洞的房间，走进一条短短的走廊。唐尼-雷的房门关着。上面贴了一张“请勿吸烟”的纸条。她轻轻敲了两下，我们跨进房问。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散发着一种灭菌剂的气味。角落里有一台正在转动的电扇，开着的窗户上装着栅栏。床脚边放着一台电视机。电视机旁边，在离他枕头很近的地方，是一张小桌，上面放满了装着药水和药丸的瓶子。
唐尼-雷像一根木头一样僵直地躺在床上，瘦弱无力的身体上紧紧地裹着一条床单。看见我时，他高兴得眉开眼笑，用手拍了拍身旁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我的座位。多特则在我对面坐下。
他一边竭力维持住脸上的微笑，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他感觉良好，今天一切都比以前好。仅仅是有点儿疲倦，如此而已。他说得非常吃力，声音很低，有时候低得我简直听不大见。我又把昨天听证会的情况复述了一遍，把对方提出的解决办法向他做了解释，他听得非常认真。多特握着他的右手。
“他们能再多出一点吗？”他问。这个问题我和戴克昨天吃午饭时曾经讨论过。大利保险公司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从原先的一个子儿也不给，到现在肯付7万5。他们最多也许会愿意付出10万这个数。但是在我的委托人面前，我不敢如此乐观。
“我不敢肯定，”我说，“但是我们可以试试。他们最多说一个‘不’字，此外还能拿我们怎么样？”
“你将得多少？”他问。我根据委托书的规定解释说，我拿总数的三分之一。
他望着他母亲说：“这就是说，你和爸爸得5万。”
“咱要这5万块钱有什么用？”她问他。
“把买房子的钱付清，买部新车，留点儿钱过晚年。”
“咱不要他们的臭钱！”
唐尼-雷闭上了眼睛，稍稍打了个盹。我凝视着那些药瓶。他重又睁开眼睛，碰了碰我的手臂，想用力抓住它。“你想这样了结吗，鲁迪？一部分钱是你的啦。”
“不，我不想就此了结，”我语气坚定地说。我看看他，又看看她。他们在听着我的回答，脸上充满了急切的神情。“他们不心虚，是决不会提出给这笔钱的。我要揭露这帮人。”
律师有义务向委托人提出尽可能最佳的建议，而不应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我完全明白，我有能力诱使他们接受对方的解决方案。不费吹灰之力，我就可以让他们相信，黑尔法官马上就要把我们屁股底下的凳子抽掉，现在眼皮底下的这笔钱，很快就会一去永不复返。我可以描绘出一幅世界末日的图画，他们遭人践踏受人欺骗如此之久如此之深，立刻就会深信不疑。
目前，要把我逐出律师界，可以说轻而易举。我将在采取下一个步骤之后，立即离开，而决不出卖我的委托人。
我在唐尼-雷的房间里向他们母子俩告了别。但愿明天再来时，不会给他们带来起诉已被驳回的坏消息。
在圣彼得医院附近，至少还有4家医院，与之相距不过几分钟的路程。那里还有一所医学院、牙科学院和无数的医师诊所。孟菲斯的医药卫生机构，像受了地心引力影响一样，都集中在联邦大道和麦迪逊大道之间这6个街区之内。在麦迪逊大道上，圣彼得医院的正对面，有一座8层大楼，名叫皮博迪医药技术大楼。在它和圣彼得医院之间，有一条封闭式架空走廊，横跨麦迪逊大道，供医生们往返。这条走廊是医生们专用，其中的一位便是埃里克-克雷格代尔博士，一个矫形外科医生。他的办公室在大楼的第三层。
我昨天给他的办公室接连打了几只匿名电话，摸清了我所需要的信息。我坐在圣彼得医院巨大的休息厅里，这里比街面高一层，可以清楚看到皮博迪医药技术大楼附近的停车场。10时40分，我看见一辆旧大众缓缓驶离麦迪逊大道，停在车辆众多的停车场上。凯莉走下汽车。
她独自一人，正像我希望的那样。一小时前，我给她丈夫的单位打电话找他，一等听到他的声音，又立即把电话挂断。她吃力地从汽车里钻出时，我勉强可以看到她的头顶。她拄着拐杖，一跳一跳地在一排排汽车中穿行，走向技术大楼。
我跳上自动扶梯，上了一层楼，走过横跨麦迪逊大道的密封玻璃走廊。我内心紧张，但步履安闲。
候诊室里坐满了人。她背靠墙坐着，翻着一本杂志，那只断裂的脚踝现在绑着可以走路的石膏绷带。她右边的椅子正好空着，她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是谁，我已经一屁股坐下。
她的脸上先是一愣，但立刻露出了表示欢迎的笑容。她朝周围紧张地望了望。谁也不在注意我们。
“你只管看你的杂志，”我一边打开一本《全国地理月刊》，一边低声对她说。她把《时尚》几乎捧到与眼睛齐平，问道：“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的背有点麻烦。”
她不信地摇摇头，接着又是一阵左顾右盼。坐在她另一边的那位女士，倒是想转过头来把我们研究一番，可惜脖子上有个固定托架，她的颈子丝毫不能动弹。休息厅里我们没有一个熟人，又何必惴惴不安？“那么你的大夫是谁呀？”她问。
“克雷格代尔。”
“真有趣！”凯莉-赖考当初躺在医院里的时候，穿着一件朴素的医院睡袍，脸上还有一个青紫的肿块，脂粉末施，就已是那样漂亮，如今我更是无法把我的目光从她姣好的面庞上离开。她穿着一件全棉白色T恤衫，上过薄薄一层浆，钮扣一直扣到底，是大学女生喜欢向男朋友借来换换口味出出风头的那种款式。卡其短裤，裤头卷起。一头乌发，飘垂在肩头。
“他好不好？”
“不就是个大夫嘛。”
“你以前见过他？”
“别问了，鲁迪。我不想谈这种事。我想你应该走开。”她声音平静，但口气坚决。
“嗳，你知道，我的确想过该不该走开这件事。实际上，我想过很久很久，想你，也想自己应该怎么办。”有个人坐着轮椅从我们面前走过，我停了一下。
“结果是什么呢？”她问。
“结果是，我仍旧不知道。”
“我想你应该走开。”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是我的真心话。”
“不，这不是。你要我呆在你身边，和你保持联系，常常给你打电话，等他下次再打断你的骨头，你就可以有个人真正关心你。这才是你要的东西。”
“再不会有下次了。”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不同了。他在想法子戒酒。他还保证以后不再打我。”
“那你就相信他？”
“是的，我相信。”
“他以前也保证过的呀。”
“你干吗不走开？别嚷嚷，好吗？那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为什么？为什么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她犹豫了一下，把杂志放在膝头上，眼睛望着我说：“因为，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少了。”
她一直在思念我，知道这一点，滋味真不坏。我伸进口袋掏出一张名片。名片上的地址是已经被美国政府的各种机构加了锁贴了封条的那个旧地址。我在名片背面写上我的电话号码交给了她。
“做个交易吧。我决不再给你打电话。如果你需要我，这是我家里的号码。要是他伤害你，我希望能知道。”
她接过名片。我匆匆在她脸上吻了一下，大步走出了候诊室。
在这座建筑的6楼，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肿瘤部。瓦尔待-科德博士是唐尼-雷的主治医师。在目前，这意味着他给他吃些药片和其他药品，眼睁睁等着他的死亡来临。最初开出化疗处方的是科德。进行化验并确定隆尼-布莱克的骨髓完全可以用来为他的孪生兄弟进行骨髓移植的，也是科德。他在审讯时将是至关重要的证人，假如这件案子将来能够得到审理的话。
我给他的接待员留下了一封3页的信。我希望在他方便的时候和他谈一次话，而且这次谈话最好能够免费。医生们一般都很讨厌律师，哪怕是仅仅和我们闲聊一阵，也要按时间向我们索取高额的费用。但科德和我属于同一阵营；设法打开和他对话之门，对我不会有任何损失。
我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在孟菲斯这个犯罪率很高的地区，沿着这条街道慢慢地向前逛。我不看街上的车辆，不理迎面走来的行人，我只想尽力认出剥落褪色的门牌号码，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这个社区似乎曾一度被人们废置，这当然合情合理；目前正处于重振雄风的过程之中。街上全是两三层楼的房屋，进深却有半个街区那么长，正面用砖和玻璃砌成。大多数房屋都是连成一片，少数房屋中间有小巷将彼此隔开。许多大门仍用木板牢牢封住，有两幢若干年前已经烧成灰烬。我走过一家洗衣店、一家花店和两家饭店。一家饭店的桌子就放在人行道上，但天棚下面却不见顾客。
出土珍宝古董店在一个角落上。这幢屋子外表倒蛮清洁，砖墙刷成了深灰色，窗户上面撑着红色的凉棚。房子有两层。我的视线射到二楼时，我猜想我是找到我的新家啦。
由于别无他门可入，我便走进古董店。在狭小的门厅里，我看见了一个楼梯井，顶上亮着一盏似暗似明的灯。
戴克正在等我。他一脸的得意。“你觉得如何啊？”我还没有来得及对任何东西看上一眼，他就口若悬河地吹了起来。“4个房间，差不多有14英尺呢，而且还有洗手间。不坏呀，”他拍拍我肩膀说。接着他向前一跃，又180度转过身来，伸开双手。“这里可以用作接待处。将来雇了秘书，就让她在这儿干接待。只需要粉刷一下。房间里全是硬木地板。”他跺了跺脚，好像我看不见地板似的。“天花板12英尺。墙是石膏灰泥板，粉刷起来容易得很呢。”他做了手势让我跟着他。我们跨过一道敞开的门，走进一条短短的走廊。“一边一个房问。这个房间最大，我想你用最合适。”
我走进我的新办公室一看，不由得既惊又喜。这是一个正方形的房间，长宽大约都有15英尺，一扇窗户正对着大街。室内空空，打扫得干干净净，地板平整而又富有弹性。
“那边是第三个房问。我觉得可以做会议室。我就在那里工作，但我保证决不会把它弄得一团糟。”他在拼命讨我喜欢，我却有点儿为他难过。放心吧，戴克，我喜欢这儿。你干得很棒。
“再前边就是厕所，需要打扫粉刷。或许找个水电工来。”他退回到前面的房问。“觉得怎么样？”
“能行，戴克，房东是谁？”
“楼下那一对专卖假冒伪劣货色的老夫妻。顺便告诉你，他们有些东西我们可能用得上。桌子啦，椅子啦，灯具啦，甚至还有旧的文件柜。很便宜，样子也不差，跟我们的装模计划还是蛮相配的呢。而且，他们还同意我们按月分期付款。有人住在这里，他们挺高兴。我想，他们已经被抢过好几次啦。”
“这倒是让人感到安慰。”
“是呀，我们在这儿就是要多加小心。”他给了我一本从夏尔文一威廉姆斯商店取来的布样标本。“我看最好用白色的窗帘。不费工又省钱。电话公司明天来装电话。电已经接通。你瞧瞧这个。”窗旁是一张牌桌，上面散乱地摊着一些文书，桌子中央有一架小的黑白电视机。
戴克已经找过印刷商。他把我们新事务所信纸信封的各种设计图样给我瞧，我的名字用粗体字印在顶部，他作为律师帮办名字印在角落上。“从街上一个印刷所搞来的。价格很合算。两天左右就可以交货。就先印500张信纸信封吧。还想看点儿什么？”
“我晚上想一想。”
“打算何时粉刷？”
“呃，我想我们——”
“我看咱们辛苦一天就可以干完啦，如果只刷一遍的话，真的。今天下午我就把材料搞来，争取先干起来。明天你能帮点儿忙吗？”
“肯定可以。”
“有几件事得决定一下。要不要弄个传真机？现在就买还是等一等？电话公司明天来人，记住了吗？复印机怎么说？我看不买，现在不要买。我可以每天跑一次复印店。我们需要一架录音电话。好一点的要80元一部。如果你想买，我就去办。我们还需要到银行开个户头。我认识第一信托银行的支行经理，他说每个月可以免费给我们30张支票，而且存款利率可以高到两个百分点。这可是十分优惠呀。我们需要买点支票簿，因为我们需要付一些账单，你知道。”他突然看了看表。“哎哟，我差点忘啦。”
他揿了一下电视机的按钮。“起诉书已于1小时前公布，指控布鲁索、本尼（普林斯）-托马斯、威利-麦克斯旺等人犯有100余条罪状。”
电视台正在广播午间新闻。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镜头，便是我们以前的事务所。特工人员把守着大门，大门在当时尚未被封。记者解释说，事务所的雇员获准可以自由进出，但不得取走任何财物或文件。第二个镜头拍的是文克森脱衣舞俱乐部的外景，联邦调查局侦探也已查封了这家俱乐部。“起诉书说，布鲁索和普林斯插手3家俱乐部，”戴克说。电视台的播音员证实了他的话。接着播出的几个镜头，是从前的一次审讯，我们的前任老板正阴沉着脸，在法院走廊里踱来踱去。已经发出了逮捕令，但至今不知斯通先生和托马斯先生的行踪。负责调查此案的特工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这两位绅士已经逃离本地区。正在进行人范围的搜捕。
“跑吧，布鲁索跑吧。”戴克说。
这案子本身就很有刺激性。它涉及到当地的坏蛋、一个喜欢炫耀的律师、几个警察和色情行业。如今案犯漏网潜逃，不啻是火上浇油，记者们自然要大显身手。屏幕上出现了一连串的镜头：警察被捕；又一个脱衣舞俱乐部，这一次拍出了裸体舞女们大腿往下的部分；联邦检察官向媒体宣读起诉书。
接着出现的镜头令我心碎。他们封闭了尤吉酒家，在大门把手上绕上铁链，门口布置了警卫。他们说它是普林斯-托马斯这个黑帮头头的总部。联邦调查局侦探昨夜破门而入时，没有发现任何现钞，这似乎使他们大为惊奇。“跑吧，普林斯跑吧。”我自言自语。
与这件案子有关的消息，占去了午间新闻的大部分时间。
“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戴克关掉电视说。
我们不声不响地想了几秒钟。“那里面装的是什么？”我指着牌桌旁边的一只箱子问。
“我的案卷。”
“有什么好东西吗？”
“足够开销两个月的账单。几件小车祸。工人们要求赔偿的案子。还有一件人命案，是我从布鲁索那儿拿来的。实际上，我并没有拿，而是他上周把卷宗交给我，要我对里面几张保险单进行一番研究，就这样自己留在我办公室里的。现在都在这儿啦。”
我怀疑箱子里还有别的档案，可能也是戴克从布鲁索办公室里捞来的，但我不想打听。
“你看联邦调查局会找我们谈话吗？”我问。
“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取出任何一件他们会感兴趣的档案。我们干吗担心？”
“我很担心。”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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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究竟是真的了解正在发生的事，还是仅仅是个准确得惊人的预言家，我大概一辈子也弄不清楚。他不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他并没有带着一层又一层的假面具。而且，他的许多想法也都比较浮浅。但此人不仅外貌古怪，在他的内心深处，肯定还隐藏着一定程度的稀奇古怪的秘密。找有一种很强的直觉：他和布鲁索的关系比我们大家知道的要远远亲密得多；范-兰德尔案件了结之后，布鲁索和我们做的那笔私下交易是戴克艰苦游说的结果；布鲁索是以此向我们发出无声的警告，警告我们他即将垮台。
不管怎么说，当我的电话在凌晨3时20分突然响起时，我并不感到特别的惊讶，是戴克打来的电话。他含含糊糊地向我宣布：联邦调查局侦探午夜过后不久袭击了我们的事务所，布鲁索已经溜出孟菲斯。而且，我们原来的办公室已贴上了法院的封条，联邦调查局的侦探可能还要找所有在那里工作过的人谈话。最令我吃惊的是，普林斯-托马斯看来也和他的律师兼朋友一起失踪了。
你能不能想象出，戴克对着话筒咯咯笑着说，那两条披着花白长头发、脸上长满毛的肥猪，乔装打扮溜进机场腾空而去会是个什么样子？
估计在今天便会对他们提出起诉。戴克建议我们中午前后在新的办公室碰头。我反正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当即表示同意。
我朝黑糊糊的天花板看了半小时，接着便披衣起床出了房间，赤脚穿过阴凉潮湿的草坪，一头倒在帆布吊床上。像普林斯这样的人，往往会引起许许多多引人注目的流言。他喜欢现金。我第一天在尤吉打工，就听一个女服务员说，80％的现金从来不入账。他究竟刮走了多少现钞，是雇员们喜欢闲聊和猜测的话题。
除了酒店，他还从事别的经营活动。两年前，在审讯一个诈骗案时，有个证人作证说，某一家脱衣舞酒吧90％的收入都是现金，而其中的60％从来不纳税。假如布鲁索和普林斯拥有几家色情俱乐部，他们就等于在开采金矿。
有谣传说，普林斯在墨西哥有一幢房屋，加勒比有银行存款，牙买加有个黑人情妇，阿根廷有座庄园，还有别的内容，我已记不大清。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道神秘的门，据说门后的小房间里放着许许多多箱子，箱子里塞满了20元一张和100元一张的钞票。
假如他开溜了，我祝他平安。我祝他带着他那宝贵的现钞，成功逃脱，永远不被逮住。他是我的朋友。我可不管他究竟做了什么不对的事。
多特领我到厨房中坐下，坐的还是上次那张椅子；又请我喝速溶咖啡，用的还是上次那只杯子。早饭吃过不久，在这杂乱无章的厨房里，弥漫着一股咸肉的油腻味。巴迪在外面呢，她挥挥手说。我没有朝外看。
唐尼-雷的体力在迅速衰竭，她说，已经两天没起床了。
“我们昨天头一次去了法院。”我说。
“已经去过啦？”
“不是审案子，跟审讯没有关系。只不过是案子受理前的一场辩论。保险公司想叫法院不受理这个案子，我们在进行激烈斗争。”我尽量说得简单明白，但我还是拿不准她是否听懂。她的目光穿过肮脏的窗户，射进后院，但肯定没有落在那辆破烂的福特汽车上。她似乎并不在乎。
对我来说，这倒是一种奇特的安慰。假如黑尔法官真像我想的那样要撤消这个案件，而我们又不能在另一个法院重新提出起诉，那么这桩案子就完了。也许这一家子已不抱希望。也许我们被一脚踢开时，他们不会对我大叫大嚷。
我在驱车来此的途中，已经打定主意只字不提黑尔法官和他发出的威胁。提到他只会使我们的讨论复杂化。要谈黑尔法官，以后有的是时间；等我们没有别的好谈的时候，再谈也不迟。
“保险公司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建议。”
“什么性质的建议？”
“给点儿钱。”
“多少？”
“7万5美元。他们算了一下，打这场官司给律师要付这么多手续费，所以现在打算用这笔钱把一切都了结。”
她突然满脸通红，牙关紧锁。“这些混蛋，以为拿几个臭钱，就可以收买咱们，啊？”
“是的，他们是这样想的。”
“唐尼-雷不需要钱。去年，他需要移植骨髓。可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我同意。”
她拿起桌上的烟盒，点了一支。她的眼睛气得通红，泪水盈盈。我错了。这位母亲决不会善罢甘休，她要以血还血。“7万5咱们拿来究竟有啥用？唐尼-雷就要死了，以后就只剩下俺和他。”她用头朝福特汽车所在的方向指了指。
“这些混蛋。”她骂道。
“我同意。”
“你准是跟他们说咱会拿这笔钱的吧？”
“我怎么会这样说呢？没有你的同意，我是不能了结这桩案子的嘛。不过，明天上午以前，我们一定得作出决定。”法官可能驳回诉讼的问题，又再次出现了。我们有权要求黑尔法官作出与被告愿望相反的裁决，这可能要拖个一年半载，但我们至少是有机会据理力争的。再说，现在和她讨论这件事，也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默默地坐了很久．双方都在各想各的心事，等着对方开口。我设法梳理自己的思绪，她脑子里在转着什么念头，那只有老天知道。可怜的女人！
她在烟灰缸里按灭了烟头，说道：“咱最好去跟唐尼-雷谈一谈。”
我跟着她穿过黑洞洞的房间，走进一条短短的走廊。唐尼-雷的房门关着。上面贴了一张“请勿吸烟”的纸条。她轻轻敲了两下，我们跨进房问。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散发着一种灭菌剂的气味。角落里有一台正在转动的电扇，开着的窗户上装着栅栏。床脚边放着一台电视机。电视机旁边，在离他枕头很近的地方，是一张小桌，上面放满了装着药水和药丸的瓶子。
唐尼-雷像一根木头一样僵直地躺在床上，瘦弱无力的身体上紧紧地裹着一条床单。看见我时，他高兴得眉开眼笑，用手拍了拍身旁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我的座位。多特则在我对面坐下。
他一边竭力维持住脸上的微笑，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他感觉良好，今天一切都比以前好。仅仅是有点儿疲倦，如此而已。他说得非常吃力，声音很低，有时候低得我简直听不大见。我又把昨天听证会的情况复述了一遍，把对方提出的解决办法向他做了解释，他听得非常认真。多特握着他的右手。
“他们能再多出一点吗？”他问。这个问题我和戴克昨天吃午饭时曾经讨论过。大利保险公司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从原先的一个子儿也不给，到现在肯付7万5。他们最多也许会愿意付出10万这个数。但是在我的委托人面前，我不敢如此乐观。
“我不敢肯定，”我说，“但是我们可以试试。他们最多说一个‘不’字，此外还能拿我们怎么样？”
“你将得多少？”他问。我根据委托书的规定解释说，我拿总数的三分之一。
他望着他母亲说：“这就是说，你和爸爸得5万。”
“咱要这5万块钱有什么用？”她问他。
“把买房子的钱付清，买部新车，留点儿钱过晚年。”
“咱不要他们的臭钱！”
唐尼-雷闭上了眼睛，稍稍打了个盹。我凝视着那些药瓶。他重又睁开眼睛，碰了碰我的手臂，想用力抓住它。“你想这样了结吗，鲁迪？一部分钱是你的啦。”
“不，我不想就此了结，”我语气坚定地说。我看看他，又看看她。他们在听着我的回答，脸上充满了急切的神情。“他们不心虚，是决不会提出给这笔钱的。我要揭露这帮人。”
律师有义务向委托人提出尽可能最佳的建议，而不应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我完全明白，我有能力诱使他们接受对方的解决方案。不费吹灰之力，我就可以让他们相信，黑尔法官马上就要把我们屁股底下的凳子抽掉，现在眼皮底下的这笔钱，很快就会一去永不复返。我可以描绘出一幅世界末日的图画，他们遭人践踏受人欺骗如此之久如此之深，立刻就会深信不疑。
目前，要把我逐出律师界，可以说轻而易举。我将在采取下一个步骤之后，立即离开，而决不出卖我的委托人。
我在唐尼-雷的房间里向他们母子俩告了别。但愿明天再来时，不会给他们带来起诉已被驳回的坏消息。
在圣彼得医院附近，至少还有4家医院，与之相距不过几分钟的路程。那里还有一所医学院、牙科学院和无数的医师诊所。孟菲斯的医药卫生机构，像受了地心引力影响一样，都集中在联邦大道和麦迪逊大道之间这6个街区之内。在麦迪逊大道上，圣彼得医院的正对面，有一座8层大楼，名叫皮博迪医药技术大楼。在它和圣彼得医院之间，有一条封闭式架空走廊，横跨麦迪逊大道，供医生们往返。这条走廊是医生们专用，其中的一位便是埃里克-克雷格代尔博士，一个矫形外科医生。他的办公室在大楼的第三层。
我昨天给他的办公室接连打了几只匿名电话，摸清了我所需要的信息。我坐在圣彼得医院巨大的休息厅里，这里比街面高一层，可以清楚看到皮博迪医药技术大楼附近的停车场。10时40分，我看见一辆旧大众缓缓驶离麦迪逊大道，停在车辆众多的停车场上。凯莉走下汽车。
她独自一人，正像我希望的那样。一小时前，我给她丈夫的单位打电话找他，一等听到他的声音，又立即把电话挂断。她吃力地从汽车里钻出时，我勉强可以看到她的头顶。她拄着拐杖，一跳一跳地在一排排汽车中穿行，走向技术大楼。
我跳上自动扶梯，上了一层楼，走过横跨麦迪逊大道的密封玻璃走廊。我内心紧张，但步履安闲。
候诊室里坐满了人。她背靠墙坐着，翻着一本杂志，那只断裂的脚踝现在绑着可以走路的石膏绷带。她右边的椅子正好空着，她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是谁，我已经一屁股坐下。
她的脸上先是一愣，但立刻露出了表示欢迎的笑容。她朝周围紧张地望了望。谁也不在注意我们。
“你只管看你的杂志，”我一边打开一本《全国地理月刊》，一边低声对她说。她把《时尚》几乎捧到与眼睛齐平，问道：“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的背有点麻烦。”
她不信地摇摇头，接着又是一阵左顾右盼。坐在她另一边的那位女士，倒是想转过头来把我们研究一番，可惜脖子上有个固定托架，她的颈子丝毫不能动弹。休息厅里我们没有一个熟人，又何必惴惴不安？“那么你的大夫是谁呀？”她问。
“克雷格代尔。”
“真有趣！”凯莉-赖考当初躺在医院里的时候，穿着一件朴素的医院睡袍，脸上还有一个青紫的肿块，脂粉末施，就已是那样漂亮，如今我更是无法把我的目光从她姣好的面庞上离开。她穿着一件全棉白色T恤衫，上过薄薄一层浆，钮扣一直扣到底，是大学女生喜欢向男朋友借来换换口味出出风头的那种款式。卡其短裤，裤头卷起。一头乌发，飘垂在肩头。
“他好不好？”
“不就是个大夫嘛。”
“你以前见过他？”
“别问了，鲁迪。我不想谈这种事。我想你应该走开。”她声音平静，但口气坚决。
“嗳，你知道，我的确想过该不该走开这件事。实际上，我想过很久很久，想你，也想自己应该怎么办。”有个人坐着轮椅从我们面前走过，我停了一下。
“结果是什么呢？”她问。
“结果是，我仍旧不知道。”
“我想你应该走开。”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是我的真心话。”
“不，这不是。你要我呆在你身边，和你保持联系，常常给你打电话，等他下次再打断你的骨头，你就可以有个人真正关心你。这才是你要的东西。”
“再不会有下次了。”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不同了。他在想法子戒酒。他还保证以后不再打我。”
“那你就相信他？”
“是的，我相信。”
“他以前也保证过的呀。”
“你干吗不走开？别嚷嚷，好吗？那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为什么？为什么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她犹豫了一下，把杂志放在膝头上，眼睛望着我说：“因为，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少了。”
她一直在思念我，知道这一点，滋味真不坏。我伸进口袋掏出一张名片。名片上的地址是已经被美国政府的各种机构加了锁贴了封条的那个旧地址。我在名片背面写上我的电话号码交给了她。
“做个交易吧。我决不再给你打电话。如果你需要我，这是我家里的号码。要是他伤害你，我希望能知道。”
她接过名片。我匆匆在她脸上吻了一下，大步走出了候诊室。
在这座建筑的6楼，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肿瘤部。瓦尔待-科德博士是唐尼-雷的主治医师。在目前，这意味着他给他吃些药片和其他药品，眼睁睁等着他的死亡来临。最初开出化疗处方的是科德。进行化验并确定隆尼-布莱克的骨髓完全可以用来为他的孪生兄弟进行骨髓移植的，也是科德。他在审讯时将是至关重要的证人，假如这件案子将来能够得到审理的话。
我给他的接待员留下了一封3页的信。我希望在他方便的时候和他谈一次话，而且这次谈话最好能够免费。医生们一般都很讨厌律师，哪怕是仅仅和我们闲聊一阵，也要按时间向我们索取高额的费用。但科德和我属于同一阵营；设法打开和他对话之门，对我不会有任何损失。
我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在孟菲斯这个犯罪率很高的地区，沿着这条街道慢慢地向前逛。我不看街上的车辆，不理迎面走来的行人，我只想尽力认出剥落褪色的门牌号码，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这个社区似乎曾一度被人们废置，这当然合情合理；目前正处于重振雄风的过程之中。街上全是两三层楼的房屋，进深却有半个街区那么长，正面用砖和玻璃砌成。大多数房屋都是连成一片，少数房屋中间有小巷将彼此隔开。许多大门仍用木板牢牢封住，有两幢若干年前已经烧成灰烬。我走过一家洗衣店、一家花店和两家饭店。一家饭店的桌子就放在人行道上，但天棚下面却不见顾客。
出土珍宝古董店在一个角落上。这幢屋子外表倒蛮清洁，砖墙刷成了深灰色，窗户上面撑着红色的凉棚。房子有两层。我的视线射到二楼时，我猜想我是找到我的新家啦。
由于别无他门可入，我便走进古董店。在狭小的门厅里，我看见了一个楼梯井，顶上亮着一盏似暗似明的灯。
戴克正在等我。他一脸的得意。“你觉得如何啊？”我还没有来得及对任何东西看上一眼，他就口若悬河地吹了起来。“4个房间，差不多有14英尺呢，而且还有洗手间。不坏呀，”他拍拍我肩膀说。接着他向前一跃，又180度转过身来，伸开双手。“这里可以用作接待处。将来雇了秘书，就让她在这儿干接待。只需要粉刷一下。房间里全是硬木地板。”他跺了跺脚，好像我看不见地板似的。“天花板12英尺。墙是石膏灰泥板，粉刷起来容易得很呢。”他做了手势让我跟着他。我们跨过一道敞开的门，走进一条短短的走廊。“一边一个房问。这个房间最大，我想你用最合适。”
我走进我的新办公室一看，不由得既惊又喜。这是一个正方形的房间，长宽大约都有15英尺，一扇窗户正对着大街。室内空空，打扫得干干净净，地板平整而又富有弹性。
“那边是第三个房问。我觉得可以做会议室。我就在那里工作，但我保证决不会把它弄得一团糟。”他在拼命讨我喜欢，我却有点儿为他难过。放心吧，戴克，我喜欢这儿。你干得很棒。
“再前边就是厕所，需要打扫粉刷。或许找个水电工来。”他退回到前面的房问。“觉得怎么样？”
“能行，戴克，房东是谁？”
“楼下那一对专卖假冒伪劣货色的老夫妻。顺便告诉你，他们有些东西我们可能用得上。桌子啦，椅子啦，灯具啦，甚至还有旧的文件柜。很便宜，样子也不差，跟我们的装模计划还是蛮相配的呢。而且，他们还同意我们按月分期付款。有人住在这里，他们挺高兴。我想，他们已经被抢过好几次啦。”
“这倒是让人感到安慰。”
“是呀，我们在这儿就是要多加小心。”他给了我一本从夏尔文一威廉姆斯商店取来的布样标本。“我看最好用白色的窗帘。不费工又省钱。电话公司明天来装电话。电已经接通。你瞧瞧这个。”窗旁是一张牌桌，上面散乱地摊着一些文书，桌子中央有一架小的黑白电视机。
戴克已经找过印刷商。他把我们新事务所信纸信封的各种设计图样给我瞧，我的名字用粗体字印在顶部，他作为律师帮办名字印在角落上。“从街上一个印刷所搞来的。价格很合算。两天左右就可以交货。就先印500张信纸信封吧。还想看点儿什么？”
“我晚上想一想。”
“打算何时粉刷？”
“呃，我想我们——”
“我看咱们辛苦一天就可以干完啦，如果只刷一遍的话，真的。今天下午我就把材料搞来，争取先干起来。明天你能帮点儿忙吗？”
“肯定可以。”
“有几件事得决定一下。要不要弄个传真机？现在就买还是等一等？电话公司明天来人，记住了吗？复印机怎么说？我看不买，现在不要买。我可以每天跑一次复印店。我们需要一架录音电话。好一点的要80元一部。如果你想买，我就去办。我们还需要到银行开个户头。我认识第一信托银行的支行经理，他说每个月可以免费给我们30张支票，而且存款利率可以高到两个百分点。这可是十分优惠呀。我们需要买点支票簿，因为我们需要付一些账单，你知道。”他突然看了看表。“哎哟，我差点忘啦。”
他揿了一下电视机的按钮。“起诉书已于1小时前公布，指控布鲁索、本尼（普林斯）-托马斯、威利-麦克斯旺等人犯有100余条罪状。”
电视台正在广播午间新闻。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镜头，便是我们以前的事务所。特工人员把守着大门，大门在当时尚未被封。记者解释说，事务所的雇员获准可以自由进出，但不得取走任何财物或文件。第二个镜头拍的是文克森脱衣舞俱乐部的外景，联邦调查局侦探也已查封了这家俱乐部。“起诉书说，布鲁索和普林斯插手3家俱乐部，”戴克说。电视台的播音员证实了他的话。接着播出的几个镜头，是从前的一次审讯，我们的前任老板正阴沉着脸，在法院走廊里踱来踱去。已经发出了逮捕令，但至今不知斯通先生和托马斯先生的行踪。负责调查此案的特工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这两位绅士已经逃离本地区。正在进行人范围的搜捕。
“跑吧，布鲁索跑吧。”戴克说。
这案子本身就很有刺激性。它涉及到当地的坏蛋、一个喜欢炫耀的律师、几个警察和色情行业。如今案犯漏网潜逃，不啻是火上浇油，记者们自然要大显身手。屏幕上出现了一连串的镜头：警察被捕；又一个脱衣舞俱乐部，这一次拍出了裸体舞女们大腿往下的部分；联邦检察官向媒体宣读起诉书。
接着出现的镜头令我心碎。他们封闭了尤吉酒家，在大门把手上绕上铁链，门口布置了警卫。他们说它是普林斯-托马斯这个黑帮头头的总部。联邦调查局侦探昨夜破门而入时，没有发现任何现钞，这似乎使他们大为惊奇。“跑吧，普林斯跑吧。”我自言自语。
与这件案子有关的消息，占去了午间新闻的大部分时间。
“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戴克关掉电视说。
我们不声不响地想了几秒钟。“那里面装的是什么？”我指着牌桌旁边的一只箱子问。
“我的案卷。”
“有什么好东西吗？”
“足够开销两个月的账单。几件小车祸。工人们要求赔偿的案子。还有一件人命案，是我从布鲁索那儿拿来的。实际上，我并没有拿，而是他上周把卷宗交给我，要我对里面几张保险单进行一番研究，就这样自己留在我办公室里的。现在都在这儿啦。”
我怀疑箱子里还有别的档案，可能也是戴克从布鲁索办公室里捞来的，但我不想打听。
“你看联邦调查局会找我们谈话吗？”我问。
“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取出任何一件他们会感兴趣的档案。我们干吗担心？”
“我很担心。”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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