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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民间手工业在官府经营的手工业外，秦汉时期的民间手工业也得到发展，其表现形式通常有三种一为独立的民营手工业者所经营的手工业；二为大手工业主经营的手工业；三为同农业相结合并作为它的副业的个体小农经营的家庭手工业。三者各占多大比重，虽然很难准确回答，但三者同时存在却是可以肯定的。如当王莽时，“博征天下工匠”以建九庙。这些工匠被征发之前，显然属于独立的民营手工业者。《史记·平准书》所说的“诸贾人、末作”中的“末作”，当就是城市中的独立手工业者。由于他们大都拥有自己的手工作坊，故《史记》又称他们为“诸作”，《集解》引如淳释“诸作”曰“以手力所作而卖之”，即以手工方式为市场而生产的独立手工业者。拥有大量奴隶或手工业劳动者，并用以采矿、冶炼和铸造器物的大手工业主，在《史记》、《汉书》的货殖列传中有集中的反映。至于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手工业，几乎比比皆是。因此，秦汉民营手工业一般存在这三种形式。
民营手工业的类别，也同官府手工业一样颇为复杂，但主要的要算采矿业、煮盐业、冶铸业、纺织业、造纸业及其他杂手工业。
采矿业、煮盐业与冶铸业我们知道，早在商鞅变法时，就“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外收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随后就有“盐铁市官及长丞”的设置。这表明盐铁早已官营。但自从“汉兴，海内为一”，有了“开关梁，弛山泽之”的条件，于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3，私营工商业发展了，这中间自然也包括盐、铁的私营。加上文帝的“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的政策的实行，在“山东食海盐，山西食卤盐，岭南沙北，固往往出盐”的情况下，鲁国的猗顿“用监盐起家”；邯郸的郭纵“以铁冶成业”；巴蜀寡妇名清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也”；赵人卓氏“用铁冶富”，秦破赵迁之于临邛，仍“即铁山鼓铸”，“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长，拟于人君”；山东的程郑“亦冶铸”，秦灭六国后迁之临邛，仍营其业，“贾椎髻之民”；梁人孔氏，“用铁冶为业”，秦灭魏后迂于宛，仍“大鼓铸”，“家致富数千金”；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齐人刁间，“逐渔盐商贾之利”，“起富数千万”4。
吴越一带，“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吴王刘濞得以“专山泽之饶”，“擅障海泽”3，“即山铸钱，富埒天子”4。“邓通专西山”以铸钱，“财《汉书·食货志》。
《盐铁论·非鞅》。
3《史记·货殖列传》。
4《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
《盐铁论·禁耕》。
3《盐铁论·错币》。
4《汉书·食货志》。
过王者”，以致“秦、雍、巴、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5。汉初所封赵国，也“以冶铁为业”。封于山东之胶东国与鲁国，都以“鼓铸盐铁”为务7。所有这一切，除汉初诸封国之经营盐铁多少有王国经营的性质外，其余都是私营盐铁手工业主兼大商人。实则王国所经营盐铁，相对于西汉官府中央的官府手工业而言，也有私营性质。各王国君主，实为大的盐铁业主。
煮盐、冶铁、铸钱三大手工业，自汉武帝实行严格的从采矿、冶炼、铸造到销售的官营制度以后，私营的比重虽下降了，却并未绝迹。故西安城门外，发现刻有“汝南富坡苑里田戎卖”给官府字样的铜块8。元帝时，贡禹也说“民坐盗铸，陷刑者多”9。即使在王莽严禁私铸钱币的情况下，私铸仍然不能断绝，出现了钱抵罪者，自公卿大人以至庶人，不可胜数”的局面，最后迫使王莽改变“私铸钱者死”的立法，“更轻其法”为“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10。到了东汉，郡国虽仍设盐、铁官，但只征税而已，实际上恢复了西汉初“纵民煮铸”的制作度。因此之故，民营采矿、冶炼等民间手工业便迅速发展起来。以远在江南的桂阳郡来说，这里“县出矿石，佗郡民庶常依因聚会，私为冶铸”。建武年间迁桂阳太守的卫飒，为了不使“招来亡命，多致奸盗”，就在这里“起铁官，斥罢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万”。可见在卫氏“起铁官”之前，这里的私营采铁与冶铁手工业是十分发达的。又河内郡的林虑县，西汉在这里设有铁官，东汉这里仍然产铁。据《后汉书·党锢·夏馥传》，桓帝时，馥为人所陷，“乃自剪须变形，入林虑山中，隐匿姓名，为冶家庸”。这个“冶家”既用钱雇人冶铁，其为民营手工业主无疑。其实，不单是一般平民，即使是皇亲国戚，也有私营冶炼之业的。《太平御览》卷八三三引壬子年《拾遗记》云“汉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数亿，家僮四百人，黄金为器，功冶之声，震于都鄙。时人谓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铸锻之声盛也。”显然，郭况实为一个大冶炼手工业主，不过像郭况所经营的手工业，就不能说是民营了，而是官宦人家的。
纺织手工业由于纺织手工业的材料来源容易获得，又不需要有雄厚的资金，一般小农家庭往往又是纺织手工业的兼营者，以致当时的统治者言及社会生产时，总是以男耕女织为标志。这表明家庭的纺织手工业是私营手工业的主要形式。由于家庭手工业的原料来源，主要依赖于农业的种植范围和水土所宜，于是随着各个地区气候条件的不同，带来了农作物产品的差别和产量的多少与优劣，从而使得不同地区的家庭纺织手工业也发生了差别。如河内的丝纺织业就比较发达。《后汉纪》卷二○，质帝本初元年（公元4年）九月，5《盐铁论·错币》。
《史记·酷吏·张汤传》。
7《汉书·终军传》。
8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9《汉书·贡禹传》。
10《汉书·食货志》。
《后汉书·循吏·卫飒传》。
载朱穆奏记曰“河南一郡，尝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这里的“调”，是调发、调运之意，意即在质帝本初元年之前，朝廷每年要向河内郡调发缣、素、绮、縠等丝织品八万多匹，而这些丝织品，都是河内郡的农民以纳税形式交给郡里的。如果农民没有普遍从事家庭丝纺织业的情况，是不会有这么多丝织品上交官府的。再从“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的话来看，表明有官府以钱购买丝织品的迹象，但实际上都是取之于民，更见缴纳丝织品者都是农户。据《后汉书·郡国志》，河内郡有户十五万。以十五万户之民，一次调丝织品十五万匹，合每户一匹，则河内地区丝纺织手工业之发达可知。又《居延汉简释文》卷三有“河内廿两帛八匹，三尺四寸大半寸，二千九百七十八”简文，可见河内地区丝纺织品已远销至边郡居延地区，反映出河内丝纺织品商品化倾向之突出。又曹魏明帝景初二年（38年），诏“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等“答汝（指倭使）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勾文锦三匹”，而此皆当时“好物也”，可见绛地、绀地，也早已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优质丝织品的集中产地。至于蜀、汉之地，则盛产蜀布；齐、陶之地，盛产缣；兖、豫之地，多产丝、絺、紵。故“齐、陶之缣”与“蜀、汉之布”并称。汉简中也屡见“广汉八稯布”及“九秽稯布”等简文；“兖、豫之漆、丝、絺、紵”，“为养生送终之具”；齐地“织作”的“冰纨绮秀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蜀地之“女工之业，覆衣天下”3，其所产的“锦”号为“蜀锦”，以致汉末三国时成了这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所谓“决敌之资，唯仰锦耳”4。还有鲁地，“颇有桑麻之业”；粤地“女子桑蚕织绫”；燕、代之地，“田畜而事蚕”5；三辅地区，出“白素”。特别是巨鹿郡一带和任城亢父等，也以产缣称著，故官府曾给马援以“巨鹿缣三百匹”7；而《西京杂记》卷一载“霍光之妻遗淳于衍散花绫二十五匹。”至于任城亢父所产之缣，则远销河西走廊及西域，故《流沙坠简考释》中有“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二十五两，直钱六百十八”的简文。还有陈留郡的襄邑，由于盛产优质丝织品，故官府在这里设有服官，而《论衡·程材》则有“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的话。《陈留风俗传》也有“襄邑有黼黻藻锦，日月华出，以奉天子宗庙御服焉。”8此外，房县出御绵，朝歌产罗绮，清河产缣总，也同襄邑的缣绣齐名，故左思《魏都赋》有“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的概括。所有这一切，不仅说明丝织品与麻织品各有不同的产地；而丝织品中，又有锦、缣、绮、纨、縠、缟、绫、罗、白素、帛、绢等之分，又各有其集中产地。如此众多的纺织业产品，其中固然有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
《盐铁论·本议》。
《盐铁论·本议》。
《汉书·地理志》。
3《后汉书·公孙述传》。
4《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诸葛亮集》。
5《汉书·地理志》。
范子《计然书》卷下。
7《太平御览》卷八三一引《东观汉记》。
8《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
出于官府手工业，但小农经营的家庭纺织业和手工业主经营的纺织业，也不可忽视，而且在纺织技术上锐意改进者和具有专门纺织技术者，多在民营纺织手工业作坊中。东汉崔寔做五原太守时，为了发展本地的民间手工业，“乃卖诸峙，得二十余万”，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工作机及纺以教民织”，可见雁门、广武一带，早已有技术高超的民间“织师”，而且五原一带民户也普遍学会了纺织技术。边远地区的情况尚且如此，中原地区自然更不用说了。
如果以纺织品来说，无疑更以民营手工业为主。因为麻的生产者都是小农，而且其绩麻、纺织，技术性较低，麻布的生产也形成了不同地区的不同特产；而且麻布的类别也很多。以著名的麻布产地来说，除前述之蜀汉地区的“蜀汉布”及“广汉八稯布”外，还有产于越地的“越布”，曾使“光武帝见而好之”，令会稽以此为贡；还有东莱惤县所产之“惤布”。《说文解字》释惤曰“惤布出东莱。”即其证。更有“江东葛”，《太平御览》卷八六引《魏文帝诏》中有“江东为葛，宁可比罗纨绮縠”语可证。此外，少数民族地区也多产布。如氐人称殊缕布为“絣”，西胡人称毳布为“■”，南郡蛮夷所出布称“賨布”，又叫“幏布”3。至于麻布的类别，许慎《说文解字》中已有緆、絺、绤、绉、紵、絟、繐、紨等之分，并谓“緆为细布”，“絺为细葛”，“绤为粗葛”，“绉为絺之细者”，“紵为枲类布白而细者”，“絟为细布”，“繐为细疏布”及“紨为粗细布”。如果按纺织时所使用的缕的粗细而分，又有“七稯布”、“八稯布”、“九稯布”及“十稯布”等不同名目。《说文解字·禾部》云“布八十缕为稯。”“七稯布”大约是最粗布，故多为徒隶者之衣。《史记·孝文帝本纪》“后元二年（公元前年），令徒隶衣七稯布。”可证。云梦秦简《金布律》有“褐衣”的名称，且用为刑徒与“隶臣妾”之衣。“枲”是制作褐衣的原料，枲即粗麻。可见秦汉时均以麻布供徒隶衣着用。实则，一般贫苦农民，也多作粗麻布，故一旦发迹为官，便称作“释褐”，意即脱下褐衣而穿官服了。八稯布与九稯布，多为戍卒所服用，故居延汉简中常见此等布名。至于十稯布，可能是最细的布，可以为官俸。《汉书·王莽传》所云“一月之禄，十稯二匹。”即其证。
制陶手工业早在战国时期，制陶手工业就很发达，产地遍及齐、鲁、燕、秦、楚诸国。秦汉时期，更有进一步发展。秦的制陶手工业，多集中于凤翔，凤翔彪脚镇画砖最为出色。秦汉官府手工业中，也有专门主管制陶业机构和官吏。《汉书·地理志》载汝南郡安城设“陶官”，《齐鲁封泥集存》有“安城陶尉”封泥，便是例证。根据西安汉城出土的各种瓦当文中有“宗百官瓦”、“都司空瓦”及“右空”等文字来看，表明宗正属官都司空令及少府属官左、右司空令，实为其主管机构。汉武帝时期，官府制陶手工业达到了鼎盛时期。据《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华峤《后汉书》云“卓曰武帝时，居《太平御览》卷二六三引崔寔《政论》。
《后汉书·独行·陆续传》。
3均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有关字义。
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窑数千处，引凉州材木东下以作宫室，为功不难。”裴注引《续汉书》云“杜南山下，有孝武故陶处，作砖瓦一朝可办。”由此可见，在终南山有官窑区，专门烧制官瓦。除官府制陶业外，民营制陶业也同样存在。特别是今之咸阳县窑村，汉人称“咸里”、“咸亭”或“咸阳亭”，就是西汉民营制陶手工业的集中地。因为在这里出土的陶器中，有“咸里高昌陶鼎”、“咸里直章陶壶”及“咸里亭久陶瓮”等等字样的若干陶片或陶器，而这些陶器上的文字，大都写上了私人的姓名，这同官府手工业题名的作法大不相同，故知为私人制陶者所题，亦得知汉之咸里为民营制陶业的集中所在。
秦汉时期的制陶手工业中，值得注意的是釉陶的正式出现和彩陶的盛行。早在商代和西周，就已有在陶器表面上釉的开端。953年在郑州二里岗商城遗址中，发现了一种豆青釉布纹陶尊，质地坚硬，有不吸水性。次年，在西安封普渡村西周长田墓中，也发现了带豆青色釉的陶豆。这说明商周时就已多少知道上釉的技术。不过，这时的上釉技术还仅仅是开端，陶器表面还没有光泽，色泽也不纯正。但是汉代北方的釉陶，不仅数量多，而且色泽或作浓黄，或作深绿；南方的釉陶，多是淡绿色或淡黄色，这说明上釉的技术已有发展。因为釉是一种矽酸盐，施于素底上，经过火烧，就成了有釉的光泽面，可以洗涤而不剥蚀，更不会被玷污。釉的色彩，取决于在砂酸盐里加入某些氧化物。如加入氧化铁即成黄色，经过还得火，又呈青色，即成青釉，也即青瓷的前身。汉代的釉陶色彩纯正，这说明已经懂得加入氧化铁和掌握火候等技术。这就为瓷器的生产奠定了基础。
造船和造纸手工业以造船手工业来说，属于官府者，《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缺载其主管机构及官名，但京兆尹有“船司空县”，颜师古注曰“本主船之官，遂以为县。”以此言之，秦或汉初本有船司空一官。又同书水衡都尉属官有“辑濯令丞”，师古曰“辑濯，船官，为檝櫂之假借。”《汉书·地理志》载庐江郡有楼船官，显然是郡国主管造船的官吏。从当时用船从事水战的需要量以及江南民间水上交通的需要来看，官府和民间的造船业应当都是存在的。从吴王刘濞能造“一船之载，当中间数十辆车”的大船和公孙述能“造十层赤楼帛兰船”等情况看，造船业的分工应当是很细致的。特别是长沙汉墓中出土的木船模型，前后有三舱，有桨十六支，后有舵，广州出土的木船一件，船上建重楼，桨十橹一。如无发达的民间造船业为基础，官府也无法造出这种大船来。可惜史料缺载，无以知当时民间造船业之详情。
造纸手工业的出现，是汉代历史上的大事。我国史学界公认“纸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的发明对人类文化传播与推动所起的作用是不可计量的。在中国，有了纸，才有印刷术的发明；有了纸，才能大量地抄书藏书印书，书籍才能流通，文化才能传播；有了纸，在世界艺术史上大放异上所引陶器字样，均见《关中秦汉陶录》卷一；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参阅《中国青瓷史略》。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后汉书·公孙述传》。
彩的中国绘画才能得到蓬蓬勃勃的发展。纸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也是同样大的。传到欧洲，就助成了世界历史上有名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促进了社会的进化。”事实正是这样，这些话一点也不夸张。西汉史籍缺载关于造纸的主管部门和官吏，但西汉时确已有纸的生产。《汉书·游侠·原涉传》，谓他在武帝时曾“削牍为疏”，可见这时尚无纸的使用。但《汉书·外戚·孝成赵皇后传》云“时儿生八九日。后三日，客复持诏记，封如前予（籍）武，中有封小绿箧，记曰‘告武以箧中物书予狱中妇人，武自临饮之。’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蹏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女自知之。’伟能即宫。”颜师古注引孟康曰“蹏，犹地也，梁纸素令赤书而书之，若今黄纸也。”又引应劭曰“赫蹏，薄小纸也。”由此可见，西汉后期，确已有纸使用。
东汉前期，已有纸写经、传者。《后汉书·贾逵传》云章帝时，“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李贤注曰“竹简及纸也。”所谓“简纸经传各一通”，即简写经传与纸写经传各一通。可见和帝之前，已有用纸写经传者。又《后汉书·和熹邓皇后传》云永元十四年（公元0年），“至冬，立为皇后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此事发生在蔡伦于和帝元兴元年（公元05年）奏上其新的造纸术以前三年，更见蔡伦之前早已有以纸充贡献之物者。近人劳榦在其《论中国造纸术之原始》一文中，说他于94年秋天，曾在额济纳河流域的烽燧台下，在已掘旧坑中，发现了一张汉代的纸，尚可见三十余字，且此旧坑曾出土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及七年的兵器簿，还出土了一枚永元十年的木简。此纸出土的位置，在永元十年木简之下，表明它埋入地下的时间应在永元十年之前。由此可见，在元兴元年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已有纸的使用了。958年5月，在西安市郊灞桥的一座西汉墓中出土一叠大小不等的古纸片，共有八十八片。据鉴定，是用大麻的韦及树纤维制作的植物纤维纸。又年，在内蒙居延汉代遗址中，也发现了麻质纤维纸。可见，蔡伦之前确已有植物纤维纸，蔡伦只是改进了造纸术而已。到了东汉，官府造纸手工业正式规范化了，由少府属官尚方令主其事。《北堂书钞》卷一○四引《东观汉记》曰“蔡伦典作尚方作纸。”又《太平御览》卷六○五云“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纸，所谓蔡伦纸也。”《后汉书·宦者·蔡伦传》云“永元九年（公元97年）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公元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李贤注引《湘州记》曰“耒阳县北有汉黄门蔡伦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伦舂纸臼也。”《后汉书补注续》云“汉人能为纸者蔡伦之外，又有左伯。伯字子邕，东莱人。汉兴，用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又为之，而子邕尤得其妙。故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子邕之纸，妍妙辉光。’”由上可见，早在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确已有纸的使用。不过这时的纸，多丝、絮参用造成。大抵这段时期，各地都在改进造纸的技术。故东季羡林《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见《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第页，三联书店98年版。
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册。
汉和帝时前后，蔡伦、左伯同工造纸之术。他们的作法，显系总结大量民间造纸之法而成，并实现了从丝、絮参用造纸别用树皮、麻头、破布、鱼网等植物纤维造纸的飞跃。从此以后，用纸日多，如《北堂书钞》卷一○四引马融《与窦伯可书》云“孟陵来赐书，见手书欢喜何量！书虽两纸八行，行七字。”又同书同卷引崔瑗《与葛元甫书》云“今遣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按马氏为顺帝与桓帝间人，崔瑗则为吏于安帝以后，可见在和帝时蔡伦发明造纸术以后不久，纸的使用便大为推广了。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造纸手工业的发展。
如上所云，东汉时期的民间手工业似有发展的趋势，至少采矿、冶炼与铸造手工业是这样。造纸手工业，则是新兴的手工业，官府未立专官经营，应以民营为主。造船手工业曾有官营者，但是主管机构并不很多，可能也以民营造船手工业为主。正因为如此，东汉时人王符曾以洛阳为例，描述当时手工业与商业等末业的兴盛情况时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千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毫无疑问，这些为末业者，都是属于民营手工业。《潜夫论·浮侈》。
第四章手工业技术秦汉时期的手工业，在生产技术上，多继承前代的传统，而各有所发展。如土木建筑，水利的治理等等，都是这样的。同时也有新的开拓，造纸术的出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第一节建筑木结构的广泛使用我国古代建筑技术最突出的特点是木结构的广泛应用，其主要成就是框架式结构和“斗拱”结构的高度发展。从具体结构来说，它们都用立柱、横梁组成骨架，全部重量由柱子承接，传到地面，墙体不承重而只起隔断的作用。这种建筑结构体系到汉代已趋于成熟，并已用拱作为柱、梁之间的过渡设施，同时起装饰作用。自两汉到清代的两千多年，我国建筑技术基本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所谓“墙倒屋不塌”，是说明梁柱系统的木结构的优点，并且在室内空间的分隔、开辟门窗、墙的用料和施工等方面都具有灵活性。无论哪种木结构，构件主要用榫卯接合。这种榫卯结构，从975年浙江河姆渡原始公社遗址的发掘看，自新石器晚期已经采用，有方形、圆形的榫，长方形、圆形的卯，有的构件上既有凸榫，又有卯眼。五里碑长沙战国墓葬中，棺椁方木榫卯有插榫、银锭、齿形三种形式，这些都说明这种建筑结构是我们先人独立创造的，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至今仍广泛使用。
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自然资源条件差别很大，各民族的习俗和生产发展也各有特点。因而，在建筑形式、用材和结构方面都表现出十分丰富多采的内容，如黄土高原多用夯土版筑、打坯砌墙或打土为窑，西南地区部分为亚热带气候，炎热而潮湿，用木、竹搭成“干阑”式结构。利用硅酸盐粘土材料烧制砖、瓦，是从战国起建筑材料的一大发展。在还原气氛下使砖瓦成为灰色，尤为我国独创。秦汉时期小条砖逐渐趋向模式化，还创造了榫卯砖、企口砖、楔形砖等。“秦砖汉瓦”，表明在秦汉时期，综合使用木材、砖瓦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已相当成熟。此外，在建筑物中还采用了金属构件，例如秦代用“金杠”。木构建筑的这类铜构件，可以加固节点和装饰门窗。到了东汉，由于冶铁业的发展，能提供大量廉价、优质的钢工具，石构建筑如石室、石阙、画像石墓等大量涌现。以石阙为例，目前已发现汉代石阙二十余处。建安十四年（公元09年）建成的四川雅安高颐阙最为精美，其上仿木结构，做出直料的基座、层檐和斗拱。953年发掘的沂南东汉画像石墓全由石块砌成，其中有一幅画面为两个院落组成的建筑物，并有角楼、石阙、华表，对研究汉代建筑布局很有价值。
西汉时已出现多层建筑，到东汉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梁柱上再加梁柱的迭架技术的应用，表明了木构技术的重大发展，奠定了后世木构高层建筑技术的基础。
宫殿建筑和万里长城秦汉时期，宫殿建筑技术取得了巨大成就。虽然其主要形式仍是战国时期盛行的高台建筑，但规模更加庞大宏伟。所谓“高台建筑”，是一种夯土和木结构相结合的建筑形式，它把许多单体建筑聚合在一个阶梯形夯土台上。秦代建成的咸阳新宫、朝宫等都是在夯土台群上修建的庞大宫室殿屋群。公元前年秦始皇兴建的朝宫，尤其华丽壮观，朝宫的前殿就是著名的阿房宫，《史记》中称它“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
在建筑技术上有着伟大成就的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从战国时代起，燕、赵、魏、齐等国便各筑有长城以防备其他国家和游牧民族的侵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用三十六万民工，花了十多年时间将列国长城连接起来，西起临洮，北达阴山，南至雁门关，东接燕长城直达辽东，工程十分浩大。以陕西韩城县现存魏长城为例，基部宽7米，顶宽4米，用黄土夯筑，烽火台每边宽7米，高9米。现存的秦长城有的用粘土夹杂碎石夯紧，夯窝小而密集，相当坚牢。汉代修筑长城的技术和规模又远胜前代。《居延汉简》称汉代长城是“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玉门关汉长城残高仍有4米多，自地面50厘米处起，每5厘米铺芦苇一层，夯土中加入小石子。烽火台每边宽7米，高达5米，有的用土坯砌筑，也夹有芦苇以增强抗压力，防止冲刷。长城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磅礴气概和聪明才智，反映了当时测量、规划设计、建筑和工程管理的高超水平。
城市建筑和规划古代建筑规模的宏大和技术的进步，又表现于城市的建筑和规划。汉长安城周长达5公里，比当时的罗马城要大三倍，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有重要地位。这座城设有十二座城门，门道下有砖券下水道。城内三分之二为皇室、贵族占有，其中，未央宫竟占全城面积近四分之一。有八条主要街道，可容十二辆马车并列驰行。又设有九个“市”。居民多在城的东北隅。全城划分有0个街坊，所谓“街衢相径”，在城市规划上已有很高水平，趋于定型。张衡《西京赋》说是“廓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正是这一大城市的真实写照。汉初建长安城进行了多年，每次征发距长安城六百里以内的农民十四万人服役（为期一月），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贵族宅第“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琐”。由于崇尚厚葬，在营造墓室方面，也是煞费经营，造成极大的糜费。而平民百姓则是穷困到“无立锥之地”，居住条件极为简陋。
《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
第二节水利秦代的水利事业秦代开通的水渠和运河，有秦渠、灵渠和江南运河。
公元前5年，秦将蒙恬领兵十万，驻守在现今的后套地区。为解决军粮，组织士兵在黄河沿岸开垦土地，修筑灌渠，此即秦渠。秦渠位于宁夏平原，从青铜峡边开凿上口和下口两个渠口，经金积，引黄河水向东北流，过灵武城北，全长75公里，有大小支渠道，灌溉农田8万亩，至今仍在使用。公元前4年开凿的灵渠，沟通了湘桂交通。船只可以从湘江过灵渠到达桂江。灵渠全长35公里，主要工程有铧嘴、大小天平、北渠、南渠。当初灵渠的主要功能是航运，现在则主要用于灌溉。关于江南运河，据《越绝书·吴地传》记载“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
汉代的水利事业汉代，水利事业蓬勃发展，水利工程布及全国。有名的水利工程如山河堰是汉水支流褒水上的著名引水灌溉工程，传说是楚汉相争时，由萧何、曹参主持修建的。六辅渠是兒宽于元鼎六年（公元前年）主持兴修的，以郑国渠北面的冶峪、清峪、浊峪等几条小河为水源，灌溉地势较高而郑国渠又无法自流灌溉的农田。白渠是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修建的，因为是赵中大夫白公建议修筑的，故因人取名。它“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成国渠大约汉武帝时修筑，从今眉县引渭水，东北流，穿过漆水河，至今兴平县境入蒙茏渠，灌溉今眉县、扶风、武功、兴平一带的农田。龙首渠大约是汉武帝元朔至元狩年间（公元前8—前7年）修建的。它引洛水灌溉临晋平原，当渠道通过商颜山时，采用井渠施工法，开创了隧洞竖井施工的先河。在施工中，由于挖掘出恐龙化石，故取名龙首渠。六门筦，又称六门陂，是汉元帝时南阳太守召信臣于建昭五年（公元前34年）主持修建的。它位于穰县（今河南邓县）之西，壅遏湍水，设三水门引水灌溉。元始五年（公元5年），又扩建三石门，合为六门，故称六门筦。鸿隙陂是汉成帝以前修的，位于淮水和汝水之间，是具有相当规模的蓄水灌溉工程。鉴湖，又称镜湖，是东汉永和五年（公元40年）由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修筑的。它是在各分散的湖泊下缘修一道长围堤，形成一个蓄水湖泊。“堤塘周回三百一十里，都溉田九千余顷。”“水高田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闭湖泄田中水入海，浙以无凶年。”黄河的治理《中国水利史稿》（上册）第5、页，水利电力出版社979年版。《汉书·沟洫志》。
见《通典·州郡》十二所引刘宋孔灵符《会稽记》。
治理黄河，是汉代的重大水利工程。西汉初年，黄河尚比较安定，只在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8年）“河决酸枣，东溃金堤”。决口后曾派许多民工前往堵口，从而揭开了汉代治黄的序幕。汉武帝时，黄河决口频繁出现，曾造成连续二十三年的泛滥灾害，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09年）派汲仁、郭昌主持堵塞决口工程。在几万民工的奋斗下，终于堵住了决口，这就是瓠子堵口。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9年），黄河又在馆陶和东郡金堤一带决口，淹没土地十五万顷，成帝派王延世主持堵口工程。王延世采用竹笼装石“两船夹载而下之”的施工方法，很快将决口堵住。可是只过了两年，黄河又在平原决口，这以后的近百年内，黄河泛滥不止，封建统治者不积极治河，致使人民灾难深重。直到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9年），才派王景主持治理黄河。王景动员组织了数十万人修筑黄河大堤，花费以百亿计。一年后，工程完成，使改道后的黄河河床得到固定，摆脱了原来高出地面的地上河床，使洪水灾害相应缓解。王景在治理黄河的同时，又整修了汴渠，“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从而发展了水门技术。
汉代的水利史专著汉代出现了水利史专著——《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河渠书》的体例是司马迁首创的，它系统论述古代治水史实以及当代的防洪、航运和农田水利建设的主要成就。同时，也指出少数水利工程效益短暂，得不偿失，要人们从中吸取教训。比如山西引汾溉汾阴，引河溉汾阴蒲板的工程，仅利用几年，就因河流摆动位移，使工程失效。褒斜航道工程，修成后，因坡度大，水流急，不能通航。龙首渠花了十余年修筑，可是使用时间很短，造成惊人的浪费。这种从正、反两方面来写水利史的方法是很有价值的。《汉书·沟洫志》是《史记·河渠书》的续篇，“沟洫”二字，规模太小，不如“河渠”取义恰当。将《沟洫志》与《河渠书》对照，不难发现，《志》前面约三分之一的内容，基本上全部抄录自《书》，但有的地方作了简省，有的略有增加，有的只是个别字作了改动。自元鼎六年（公元前年）起，为《志》的新内容引泾增修六辅渠和白渠的由来与过程；齐人延年关于引河入内蒙古大沙漠然后东流入海的大胆设想及建议；黄河决口改道的历史及治理方策的多次论争；王莽当权时，王横在议论治河的言谈中，曾引《周谱》记载“定王五年（公元前0年）河徙”。这是黄河改道最早的记载。这些记载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对后代的治水工作有实际意义。《史记·河渠书》。
《后汉书·循吏·王景传》。
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第37页，商务印书馆98年版。
第三节纺织秦汉时期纺织技术的发展秦汉时期，纺织技术较前代更为发展，各种纺织品的质量和数量都有很大提高。
汉时纺织品的花色品种十分丰富。以丝织为例，在缯或帛的总称下，有纨、绮、缣、绨、䌷、缦、綮、素、练、绫、绢、縠、缟、■、■，以及锦、绣、纱、罗、缎等数十种。这说明当时织造技术达到了纯熟的境地。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汉代出现了彩锦，这是一种经线起花的彩色提花织物，不仅花纹生动，而且锦上织绣文字。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丝织品中，还发现了几种起毛锦，说明汉代就创造了起绒织物，并成为我国传统的织锦工艺之一。汉代的布以麻、葛为代表。麻布的质量很好，有些甚至可以和丝、罗、绮相仿。此外，汉代还把毛织成或赶成毡褥，铺在地上，这是地毯的肇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纺织品，反映了当时纺织技术的高水平。经鉴定，马王堆出土丝织品的丝的质量很好，丝缕均匀，丝面光洁，单丝的投影宽度和截面积同现代的家蚕丝极为相近，表明养蚕方法和缫、练蚕丝的工艺已相当进步。“薄如蝉翼”的素纱织物，最能反映缫丝技术的先进水平。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素纱禅衣，长0厘米，两袖通长90厘米，领口、袖头都有绢缘，而总重量只有48克，纱的细韧是可想而知的。这样的丝，如在缫丝工艺、设备、操作各方面没有一定水平，是根本生产不出来的。染色工艺在秦汉时已很发达，有一染、再染，加深加固颜色的技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彩色套印花纱及多次套染的织物，据分析共有3种色象，其中浸染的颜色品种有9种，涂染的有7种，以绛紫、烟、墨绿、蓝黑和朱红等色染得最为深透均匀。在染料上，无论是植物性染料、动物性染料还是矿物性染料的运用，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经过练染加工的织物，颜色绚丽，光彩动人。
汉代织物上的花纹图案，内容多为祥禽瑞兽、吉祥图形和几何图案，组织复杂，花纹奇丽。在织造技术上，主要有彩绘和印花两种形式。彩绘和印花，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很多，归纳起来约为两种一是彩色套印，一是印花敷彩。“两者的共同点是，线条细而均匀，极少有间断现象，用色厚而立体感强，没有渗化污渍之病，花地清晰，全幅印刷。这可见当时配料之精，印制技术之高，都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纺织机械的发展秦汉时期，纺织机械主要有纺车、布机、提花机等。汉代的纺车是由一个大绳轮和一根插置纱锭的铤子组成，绳轮和铤子分装在木架的两端，以绳带传动。纺车既可加捻，又能合绞，和纺坠相比能大大提高制纱的速度和质量。秦汉时期的布机，由滕经轴、怀滚、马头、综片、蹑等主要部件和一个适于操作的机台组成。由于采用了机台和蹑，操作者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条件，可用脚踏提综，腾出手来更快地投梭引纬和打纬，从而提高了织布的速度和质量。提花机是比一般布机更复杂的织机。据汉代王逸《机妇赋》记载，汉代的提花机已经基本上具备了中国传统提花机的各种主要部件，从性能方面看，已经能织造任何复杂变化的纹样。秦汉时期的纺织机械，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李约瑟博士认为，西方的提花机是从中国传去的，使用时间比中国晚四个世纪。
第四节采矿汉代矿业的特点秦汉两代具体记载采矿技术的文献非常缺乏。除了一些零星记载外，没有专著。从文献和考古材料来看，汉代采矿业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开采的矿藏种类增多。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开采的主要矿藏有铁、铜、金、银、锡、铅、丹砂、盐、玉、石油、天然气、雄黄、雌黄等十余种，其中尤以盐、铁、铜的开采规模最大，获利最多。“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公元前一世纪时，每年十万余人去“攻山取铜铁”，所凿矿井深达“数百丈”。汉武帝时，全国设铁官49处，盐、铁官所在地一般即是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从《汉书·地理志》及《续汉书·郡国志》的统计对比中得知，铁官所在地的4％是铁的产地。当时比较有名的54个采矿点分布在3个郡国。第二是开采的矿石种类有所增加。以铜为例，汉以前开采的铜矿石主要是孔雀石〔u（o3）（oh）〕、自然铜（u）、赤铜矿（uo）和蓝铜矿〔u3（o3）（oh）〕。汉代又增加了硫化铜（）。山西运城洞沟东汉铜矿遗址就是开采硫化铜的古矿井3。第三，矿井中运输矿石的工具有显著进步，出现了和现在手工煤窑用的四轮小斗车类似的车子。河北承德汉代矿冶遗址出土了这种车子的铁车轮。
汉代采矿技术关于汉代的采矿技术，由于文献缺乏，我们只能据现存汉代古矿井了解。比如河南巩县铁生沟，有汉代采铁矿的矿区，内有方形和圆形两种竖井。类似的竖井在徐州利国驿汉代冶铁遗址采矿区也有发现。铁生沟矿井是沿矿脉平行掘进的，井下有道，有的巷道为斜坡形，可能与矿脉走向有关。沿巷道下掘，便进入矿床。从竖井和斜巷的位置看，当时已对不同的矿床采取了不同的采掘方法。
河北承德专区汉代铜矿遗址，矿井约有一百多米深，中部采矿场上，遗留有坑木，整齐地堆成四方形，有两米多高，已经朽坏。有的坑木被压断，坑道里尚有未运走的矿石。矿石从坑道顶端（即掌子面）开采下来后，先运到采矿场，然后从矿井中运出去。发掘出来的采矿工具有铁锤、锤形器、钎子、铁锄、铁车轮等。由于矿井顺着矿脉开凿，因此矿井的形状不是直上直下，而是弯曲的。在有斜坡的地方，矿石靠人背，在平坦的坑道里，则用斗车拉。
930年，山东滕县宏道院出土的一块汉代画像石刻，描绘出采矿的劳动《汉书·食货志》。
《汉书·贡禹传》。
3安志敏等《山西运城洞沟的东汉铜矿和题记》，《考古》9年0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巩县铁生沟》，文物出版社9年版。罗平《河北承德专区汉代矿冶遗址的调查》，《考古通讯》957年期。场面。在开采场里，有的用镐挖，有的用钎凿，还有三人合作的场面一人扶钎，两人用锤打。矿石挖出后，从竖井中提升出去3。这个画像石刻与古矿井遗址反映的情况相符。
3见《文物》959年期。
第五节冶金秦汉冶铁业的发展秦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有利于钢铁技术的进步。始皇陵侧出土的秦代大型铁铧长达三百毫米，重十余斤。近年来河北围场县等地也先后出土秦代铁权。从战国时已用“铁杖”，“铁殳”作兵器看，《史记·张良传》记载夯土使用重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当非虚传。
汉代冶铁业较秦有更大发展。西汉中期，武帝刘彻和桑弘羊等实行盐铁官营，全国设立了四十九处铁官，人力物力相对集中，推广先进技术。西汉三大手工业中，冶铁业占着主导地位。《汉书·贡禹传》说当时“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实际上包括民间开采以及《盐铁论》所说“家人合会”这类小规模经营方式在内，参与冶炼铜铁的人数远不止此。西汉末年和新莽时期以盗铸论罪的数以十万计，就是证明。在广大群众实践的基础上，汉代出现了规模宏大的冶铁作坊。以河南为例，解放以来，经过普查、发掘和据文献所载，可以确定有冶铁遗址的所在已有十八处，所占面积达数万平方米至十余万平方米。其中，如巩县铁生沟、南阳瓦房庄、郑州古荥镇均经大规模科学发掘。巩县铁生沟发现大量经破碎拣选的矿石和木炭、铁渣，炼炉遗址十八座和藏铁坑、大铁块多件。南阳瓦房庄在三千平方米的发掘区域内，找到三个铸造区和一个炼钢锻造区，发现多个熔炉遗址，“人排”遗迹，大量铁范、泥范和各类铁器、耐火砖等。郑州古荥镇95年、975年两次发掘，发现两座大型炼铁高炉遗址，大积铁多块，其中最重者达二十多吨，烘窑十余座和大量泥范、铁器、铁渣、鼓风管、矿石等。温县西招贤村冶铁遗址在一座烘范窑内出土三百多套完整的叠铸泥范。这些重大发现为研究汉代冶铁生产和冶铁技术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炼铁技术在炼铁技术方面，以古荥冶铁遗址为例，一号高炉炉缸呈椭圆形，面积达8.5平方米，炉高约5—米，炉容达到50立方米左右，估计日产量有半吨到一吨，在当时技术条件下，这是相当可观的，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椭圆形炉型反映了冶铁工匠增大炼炉产量的重大努力和对鼓风与炉径相互制约关系的深入认识。在古代鼓风器风量、风压较小的情况下，这是扩大炉容，多加鼓风器，使风能达到炉缸中心的一个途径。炉基南面的坑中重达二十余吨的大积铁，证明高炉曾多次修筑、使用。对积铁、铁块和铁渣的分析和计算，证实汉代已有意识在炉料中加入石灰石作熔剂，以降低炼渣的熔点，改善渣的流动性和炉况。
汉代的生铁一般是高碳低硅的白口铁。由于炉温增高和熔铸技术的改进，从西汉前期起，就出现质量比白口铁为优的灰口铸铁，如河北满城刘胜墓所出车■就是用灰口铸铁造的。南阳瓦房庄出土的西汉东汉铁釜、浇口各一件则是高磷灰口铸铁。磷份增高，使铁水流动性改善，适用于薄壁大型容器的铸造，即使在现代也还有这样使用的。汉代出现这种新的铸铁材料，应是冶铁工匠有意地加入高磷铁矿或富磷熔剂的结果。特别重要的是，在巩县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出土的铁器组织中还发现了质量十分优良的球状石墨（铁生沟铁铲和瓦房庄铁䦆），与现行球墨铸铁国家标准中的一类级球状石墨相当。球墨铸铁是947年才在英国研制成功的一种高强度铸铁材料，目前在工业生产中应用广泛。在其研究过程中曾受到韧性铸铁中偶而出现的球状石墨的启发。而我国早在西汉后期已出现了球墨铸铁，可说是冶铸史上的一个奇迹。
制钢技术汉代工农业生产和军事活动的需要，使各种制钢技术得到蓬勃发展。西汉前期刘胜墓所出钢剑，经检验是由块炼铁渗碳反复锻打而成的，由于锻打次数增多，钢的质量比战国燕下都钢剑有明显提高。到了东汉时期，又出现了以炒钢为原料的经“三十炼”的金马书刀和钢刀。《汉金文录》著录的永元错金书刀，铭文为“永元十六年（公元04年）广汉郡工官卅炼史成长荆守丞主”。974年山东苍山县出土的东汉钢刀，铭文有“永初六年（公元年）五月丙午造卅炼大刀吉祥”，为接近共析成份（碳含量千分之八）的高碳钢锻成。稍后一些时期，在东汉中平年间（公元84—89年）又出现具有“百炼清刚”铭文的百炼钢刀。
另一卓越的制钢工艺——铸铁脱碳成钢，则是从高度成熟的铸铁柔化术衍变而来。通过长期反复的实践，汉代冶铁工匠对于生铁的机械性能随着碳份的高低而变化这一点已有深入的认识。在实践上，他们能够把碳含量达4％左右或更高的铸铁，经过脱碳使内层也消除白口铁的组织，通体都成为高碳钢。这样，就创造了一种在固态下通过高温脱碳处理，把生铁变成钢的先进工艺。郑州东史马出土的东汉铁剪和南阳东汉铁戟等，就是这样制成的。由于生铁在浇注过程中，非金属和金属夹杂物可上浮撇去，金属组织较为纯净。因此，铸铁脱碳后所得到的钢，和现代碳素滚珠轴承钢的质量相近。这种制钢工艺从目前资料看，是我国所独有，很有独创精神。
西汉时期钢铁技术最重大的成就是炒钢（或炒铁）的发明。它是在地面上挖出缶状炉缸，内层涂以耐火泥，上置顶盖，做成炒钢炉。冶炼时，将生铁料烧成熔融或半熔融状态，鼓风吹炼并加搅拌，使成为熟铁，或在有控制地脱碳的条件下成为低中碳钢以至高碳钢。流传至今的传统炼钢工艺仍沿用了这种方法。因为它以生铁为原料，价廉易得，生产率高，因此和其它制钢方法相比，有极大的优越性。它的出现和逐步推广改变了整个冶铁生产的面貌，是钢铁发展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炒钢技术及热锻制钢，大大促进了百炼钢的发展，使之进入成熟阶段。巩县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都出土有炒钢炉，说明炒钢技术可能在西汉中期或稍迟时已经发明。东汉时期铁器种类增多，锻铁器比铸铁器有明显增加，铜兵器全被铁兵器取代，社会生产力也较西汉有提高，这和炒钢的发明和推广是分不开的。
制钢术的进步，需要更多的生铁作原料，从而促进炼铁技术的发展。巩县铁生沟似已试用煤来冶铁。用煤作燃料是冶铁技术提高的重要因素。在鼓风技术方面，东汉时期以水力为动力，创制了“水排”鼓风装置，在钢铁史和机械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从南阳地区诸冶铁遗址的实地调查看，有些炼炉即建在河边，很可能采用水力鼓风。南阳自战国以来即以冶铁著称，南阳大冶孔仅曾任西汉大司农和大农丞领盐铁事等要职，境内又有丰富的水利资源，“水排”在这里产生是很自然的。
铸造技术在铸造技术方面，汉代使用铁范和韧性铸铁更加广泛，技术上高度成熟。如南阳瓦房庄出土经检验的铁农具就有八件是韧性铸铁的，并且大都是质量较好的黑心韧性铸铁。它们铸作精细，退火完全，有的和现代韧性铸铁已无原则区别。温县烘范窑出土的叠铸范是战国齐刀币叠铸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其中共有十六类铸件，三十六种规格，如各种车马器和权等，最多的一次可铸得八十四件铸件，工艺设计和制作都十分精巧。为了易于清理、打磨，内浇口薄仅毫米，采用预热铸型浇注。这一技术在解放后多年内仍被一些工厂用以大批量地铸造纺织机、缝纫机的零件。
汉代《淮南万毕术》说“曾青得铁则化为铜。”“曾青”指天然硫酸铜。它与铁作用得金属铜。这就是胆铜法，它开创了水法冶金的新途径。关于铜镜铸造方面，长期使人们感兴趣而又众说纷纭的是透光镜的铸作。河南省博物馆所藏西汉铜镜一面，经过测试，证实有“透光”效应。近年来经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与试制，已经弄清楚它的作用机理，主要是由于镜体很薄，又在背面铸出花纹，冷却时造成铸造应力，再加磨制，而使镜面具有微小的曲度，这样在光的照射下，就可将镜背花纹、文字反映出来。汉代一些少数民族如居住在滇池周围地区的滇族具有发达的青铜文化。
石寨山、李家山等处先后出土的大批青铜器和铜柄铁剑等，造型、铸作都很精美。其中，如贮贝器盖的细小部件，应是用失蜡法铸成的。大量青铜农具（如斧、䦆等）的出土，证实这里也和商周时中原地区一样，曾使用青铜农具进行耕作。汉代式样的“滇王之印”和铜洗，又说明汉代在云南设郡后，这一地区和中原的联系有所加强，加速了经济、文化发展。此外，如广西岭溪县等地出土的五铢钱、铜鼓等，也是各民族间文化交流，共同发展的实物例证。
赵新来《介绍一面西汉透光镜》，《河南文博通讯》979年3期。第六节机械农业机械农业机械方面，牛耕的推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汉武帝时推广大型铁农具，牛耕得到进一步普及。所谓“耦耕”，当是两牛抬扛合引一犁的耕作方式。汉代畜力犁已采用犁壁，从山西平陆等地汉墓出土的犁耕图看，犁由犁辕、犁梢、犁底、犁铧、犁壁组成，并可用犁箭调节耕地深浅，已基本定型。长江中、下游，在西汉时期农业生产还比较落后，如《史记》所说“饭羹鱼，或火耕而水耨。”东汉以后，南方逐步推广水利与牛耕，并普及东北、西北和西南的部分地区。
由赵过倡制的三脚耧，是武帝时期推广应用的先进播种机械。它有三条耧脚，下套三个小铧，用来开沟；每两脚间为一田垄；由闸板调节耧斗开口，以控制种子流量；耧后拖挂一木棒，木棒下端为方木框，横放垄上，一次可完成开沟、下种、覆盖等工序。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畜力播种机。《盐铁论》说“铁器，民之大用也。”又说“器便于不便，其功相计而倍也。”这正是汉代对使用农业机械和先进农具的正确认识。
扬水机械和风扇车在扬水机械方面，除使用桔槔和辘轳外，到东汉毕岚已发展为翻车。《后汉书·宦者·张让传》记载中平三年（公元8年）“又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翻车主要是应用链传动的原理，将低处的水提升到高处，可用于灌溉和排水等。它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扬水机械。
西汉时，我国已经使用了轮扇。《西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工丁缓作七轮扇，连七轮，大皆径丈，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寒颤。”973年河南济源县西汉晚期墓葬中出土了陶风扇车明器。这说明至迟在西汉晚期，已经发明了谷物脱粒后，清理籽粒，分出糠粃的风力机具。它把轮扇连续扇风以及籽粒重则沉、粃轻则飏的经验巧妙地结合起来，应用于一个机械之中，确是一种新颖的创造。在辽阳三道壕东汉晚期古墓的壁画上还有另一种玩具风车。
水碓用脚踏碓来舂米，发明很早。东汉时桓谭《新论》载有水碓，已利用水力驱动水碓。南阳地区又用水力来驱动鼓风器，称为“水排”，更是机械史和冶金史上的重大发明。欧洲十六世纪用水力鼓风，对当时的钢铁生产曾起了很大作用。中国“水排”的使用比欧洲早一千七、八百年。由于它“用力少，见功多”，逐步得到推广，直到近代，在东南、西南等地区仍有使用于炼铁的。水排是根据水碓凸轮传动的原理，使水碓通过曲柄摇杆、绳、绳轮和鼓风器联接而创制的，是中国最早的具有动力机、传动机构和工作机的机器。据《后汉书·杜诗传》记载，南阳太守杜诗注意冶铁生产，兴修水利，“造作水排”，对这一鼓风机械的推广应用，起了促进作用。
候风地动仪汉代在机械方面的另一杰出成就，是张衡发明的著名的候风地动仪。中国古代对地震这一自然灾变早有认识，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地震记录，从而产生了创制地震仪的科学构想。张衡生于东汉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后汉书·五行志》载，从公元9年起，连年发生地震，出现地裂、山崩等灾变。正是在这种地震频仍和战国以来机械学发展的基础上，经过刻苦的钻研、摸索，张衡在阳嘉元年（公元3年）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地震仪（候风地动仪），比欧洲同类仪器早一千七百年。据《后汉书·张衡传》，候风地动仪是用精铜铸造，形似酒樽，直径约.94米，高约.7米的大型仪器。器内正中立有“都柱”，周围有八条滑道（“八道”），装有八组杠杆。樽体周围按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八个方向排列铸有八个龙头，分别对应“八道”。龙头口含铜丸，下蹲八个张口向上的铜制蟾蜍。它的原理和现代倒立式震摆相同。当地震震中较远时，由于体波（在地球内部传播的地震波）传播速度较快，首先被仪器接收，因惯性作用，都柱倾倒，通过杠杆作用，龙口张开，铜丸落入蟾蜍口中，发出响声，即可报知地震。文献记载及现代实验表明，这种装置能测得一、二级的无感地震。地动仪和张衡所制浑仪、浑象都设在洛阳灵台。有一次陇西发生地震，地动仪的西方龙口落下铜丸，从而作出正确的记录。过了几天，人们才从驿马邮传知道陇西地震的确讯。这证实了地动仪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是符合科学原理的。它的结构和形象，由王振铎先生复原，现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内。此外，张衡还发明了水运仪象（“作浑天仪，以漏水转之于室内”），这是我国第一台用水力作动力的天文仪器，又是最早的机械计时器。
《西京杂记》记载“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太什执辔，大将军陪乘，名为大驾。司南车，驾四，中道记道车，驾四，中道。”沈约所著《宋书》与《宋史》都说张衡制作过司南车，或称指南车。记道车又叫记里鼓车。它利用车轮的转动自动表示出车行的里数，和现代汽车上的里程表的作用相同。
机械中转动原理的应用秦汉时期，机械中应用了凸轮传动、链传动、曲柄摇杆传动等原理，这是这一时期机械技术的重要成果。根据考古发掘所得的实物和文献记载，至迟在西汉就发明了齿轮，并且不久就应用了齿轮系。975年山西省永济县出土了两个铜齿轮，相互啮合较好。据同时出土的遗物推断，这两个齿轮至迟是西汉的遗物。记里鼓车必是通过齿轮系传动实现准确可靠的记程，张衡的水运仪象和指南车也必是采用了齿衰神到最新章节轮系。可见，汉代已对齿轮传动比有定量的认识，这是机械学的重大进步。秦汉时期掌握的几种基本的、重要的机械传动原理，为后世机械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第93页，科学出版社9年版。陆敬严、田淑荣《中国古代齿轮新探》，同济大学科技情报站印。
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第93页，科学出版社9年版。《西京杂记》记载，西汉巧工丁谖作“被中香炉”，在任何位置均保持水平不致倾倒，其持平装置和现代陀螺仪的万向支架相似，反映出汉代机械学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机械与冶金技术的发展发明与应用机械，要求有相应的制造技术。金属零部件的采用对机械制造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冶金技术的发展使金属切削加工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近年在河北满城一号汉墓中出土的五铢钱，其外圆上有车削或锉削的痕迹，刀花均匀，切削振动波纹清晰，椭圆度很小。同墓出土的器物中，还有铁锉、铁凿、三棱型青铜钻、青铜弩机和青铜箭头等。其中，青铜弩机的结构相当复杂，但加工精度和表面光洁度很高，青铜箭头经过了抛光。以上表明当时的金属加工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不仅反映了当时高超的冶铸技术，也展示了各种机械联接方式，如镶铸、铸焊、对焊、钎焊、过盈联接、销联接、铆接以及精确的孔加工技术和装配技术。王莽时中国已有先进的测量工具，其结构和功能基本上与现代卡尺相同。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版）第四卷第二分册，第页。第七节交通运输陆路交通秦汉时期，陆路和水路交通都得到了较大发展。
驰道和栈道的修建，是秦汉时期规模宏大的筑路工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筑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修了多条大道。如从咸阳到今包头西面修筑的驰道，宽达米，有的路可高出道旁—.5米，用红砂岩石填筑，山口凿出宽达50米的通道，工程技术水平很高，规模很大。
栈道的修筑始自战国，秦汉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栈道盘旋于高山峡谷之间，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工程技术措施，或凿山为道，或修桥渡水，或依山傍崖构筑用木柱支撑于危岩深壑之上的木构道路，表现了在筑路工程中适应十分复杂的地形条件的出色的技术能力。西汉前期已有四条通四川的栈道。东汉时在三门峡黄河北岸开凿栈道，于花岗岩悬崖上，向壁凿出凹字形空间，路面宽—米，工程非常艰险，至今犹存和平年间的题记。
陆路交通的主要工具是各种车辆。汉代车型名目繁多，如《汉书·舆服志》所载辂车、安车等。车辆设计因不同的用途而异，大多为两轮车，还有结构简便、灵活适用的独轮车和稳定性强、载重量大的四轮车。辽宁辽阳西汉遗址出土有铁车輨（车轴承）、车■（铁圈）等物，说明汉代已在车轴上加铁圈，使与铁轴承相配，其间加上油脂润滑，以增强车轮的牢固性，减少与轴承的摩擦力。
水路交通和造船业与陆路交通相并行的是水路交通的发展及造船业的兴盛。秦代开凿的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它的总体布局和具体设计都是很科学的，在我国和世界航运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汉代已有比较完整的水军体制，发展了用途不同、类型多样的舰船。东汉刘熙在《释名》中记载有艨艟、舰、船、艇等船型，分别用于作战、航行。此外还有“高十余丈”的“楼船”。
汉代船舶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橹、舵和布帆等的发明和应用。橹是比桨效率高的推进工具，俗语有“一橹三桨”之说。船尾舵的出现大概在两汉之交，它使人们能够轻便灵活地掌握特定的航向。刘熙《释名》说“随风张幔帆。帆，汎也，使舟疾汎汎然也。”这说明至迟到东汉已使用布帆，它是利用风力解决船舶动力问题的重大发明。橹、舵、帆的使用，标志着汉代造船、航海技术已较成熟。有人认为，974年在广州发掘的秦汉遗址，是一所造船工场，并据船台规模推算，已能造宽达七、八米的大船。但也有人认为这处遗址是一水上建筑。因此，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由于造船、航海技术的成熟，海上交通已很发达。史书记载，汉武帝时，海路交通已可达今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斯里兰卡、马来半岛等。在朝鲜、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曾有汉代文物出土，是当时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东汉桓帝时，大秦王派遣使者航海来到中国，又开辟了中国和大秦之间的海上通路。这在本卷别处都已有所论述。
第八节造纸术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关于造纸技术的起源，它的发明者究竟是谁，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论。长期以来，人们根据《后汉书·宦者·蔡伦传》的记载，一直认为纸是东汉蔡伦于永元十七年（公元05年）发明的。但近年在甘肃金关、陕西扶风、甘肃天水放马滩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先后发现了西汉古麻纸，从而说明我国至迟在西汉就已经发明了造纸术。这在本编第三章中已有较多的论述。
蔡伦虽不是纸的最初发明者，但他是造纸技术史上杰出的革新家。蔡伦字敬仲，桂阳（今湖南耒阳）人，是汉和帝时的宦官。永元十七年（公元05年）他把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旧鱼网制成的纸，献给汉和帝。这种纸非常受人欢迎，并很快在全国得到推广，“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在造纸工艺方面，除漂洗、碎切、浸沤、舂捣、打浆外，还可能采用了用石灰碱液进行烹煮的化学处理方法，以使植物纤维更易分解。蔡伦的伟大功绩在于他“造意用树肤、麻头、敝布、鱼网为纸”，在造纸原料上和方法上都有革命性的改进，使得纸的大量生产成为可能，为纸的推广和普及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蔡伦之后，东汉末建安年间，东莱（今山东黄县东南）人左伯，字子邑，“擅名汉末，又甚能作纸”。南齐萧子良在答王僧虔的信中说“左伯之纸，妍妙辉光。”据说左伯的造纸法到唐代还在沿用，但具体制法已不可考。第九节陶瓷陶塑技术秦都咸阳宫殿遗址出土的大量空心砖、板瓦和瓦当，以及秦始皇陵陶俑坑出土的大批兵马俑，反映了秦代制陶技术的高超水平，在出土的大批兵马俑中，最高的将军俑身高达.9米，陶马体型大小与真马相似，高约.70米。俑是泥质灰陶，相当坚硬结实，烧成温度在900度左右，气孔率％，吸水率5％，这说明俑是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
汉初的陶塑艺术，明显继承了秦代的艺术风格。型体虽比秦代小，但仍然比较高大，注意细节的刻划，形象生动逼真，威严庄重。题材方面，除了军阵场面外，还有宫廷侍女、乐舞、杂技、宴饮等。西汉后期，陶塑所反映的则是地主阶级追求财富，追求生活享乐的内容。到了东汉，陶塑题材更加广泛，有说书俑、农夫俑、舞蹈俑、乐俑、动物俑等。
画像砖和瓦当建筑用陶方面，汉代的画像空心砖比秦代更发展，砖面上拍印的画面，题材更广泛，内容更丰富，形象更生动，使得画像空心砖不单是建筑材料，而进一步成为富有艺术价值的陶质工艺品。这种画像砖，还为今天的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真实资料。如河南郑州新通桥汉墓画像砖。画像内容包括阙门建筑、各种人物、乐舞、车马、狩猎、驯兽、击刺、禽兽、神话故事等四十五种，其中许多内容跟科学技术有较密切的关系。
四川发现的东汉砖室墓中的画像砖，并不是用作建筑材料，而是作为装饰品。这种画像砖的画面题材非常广泛，概括起来大致有五类第一类是生产场面，包括播种、收割、舂米、酿造、盐井、探矿、桑园等。第二类是建筑画像砖，主要是庭院建筑及室内陈设和阙观建筑两项。第三类是社会风俗场面，包括市集、宴乐、游戏、舞蹈、杂技以及官宦士绅的家庭生活等。第四类是车骑出行的场面，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骄奢的生活。第五类是神话故事。
汉代瓦当的特点是文字瓦当占大多数。按文字内容可分为四类宫殿类；官署类；3祠墓类；4吉语类。除文字瓦当外，还有带纹饰图案的瓦当，画面仪态生动。尤其以王莽时期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瓦当为代表作，画面气势磅礴，姿态雄伟。
铅釉陶的发明汉代制陶工艺的一个重大成就是低温铅釉陶的发明。它的应用和推广，为以后各种不同色调低温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铅釉陶大约在汉宣帝以后才有较快发展。到东汉，已在甘肃、山西、河北、山东、湖南、江西等地流行。郑州市博物馆《郑州新通桥汉代画像空心砖墓》，《文物》97年汉骥《四川的画像砖墓及画像砖》，《文物》9年期。
它的主要着色剂是铜和铁，在氧化气氛中烧成。铜使釉呈现翠绿色，铁使釉呈黄褐和棕红色，釉层清澈透明，表面光滑平整。但是汉墓中发现的铅釉陶全是明器，无实用器物。这可能跟它的低温烧成，不宜实用有关。从化学成份上看，这种釉药主要含氧化铅（约5％）和氧化硅（约30％）及少量的金属氧化物着色剂，是一种低熔点（约700℃）的硅酸铅玻璃物质。它的主要原料同古代炼丹家使用的丹药原料十分相似，说明铅釉的发明和发展与古代的炼丹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原始瓷秦代的原始青瓷，是977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内城与外城之间的秦代房基中发现的。它与战国早、中期的原始瓷存在很大的差别，例如，胎、釉原料不同，器物成型方法不同，品种和装饰也不同。从西汉到东汉早、中期的三百年间，原始瓷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且在东汉中、晚期发展为瓷器，其烧制技术已基本成熟，从而开创了我国陶瓷生产的新阶段。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浙江上虞小仙坛东汉瓷窑遗址出土青瓷片的分析，制瓷原料采用窑附近的瓷土矿，烧成温度已达30±00℃，釉料中含氧化钙5％以上，着色剂氧化亚铁（feo）的含量为.％，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为0.58％，其还原比值为.7，表明是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釉呈较为纯正的青色，没有流釉现象。瓷胎的显微结构与近代瓷基本相同，说明东汉时我国已经比较成功地掌握了复杂的青瓷烧成技术。东汉瓷器的主要品种是青釉瓷和黑釉瓷，主要产地在今浙江的上虞、慈溪、宁波和永嘉一带。新出现的瓷器，无论在造型技术和装饰风格等方面，还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与原始瓷相似之处，尚未形成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页，文物出版社98年版。第十节玻璃近年考古发掘表明，我国早在西周时就自创了与西方古代玻璃组成迥异的铅玻璃。战国时玻璃制作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大批精美玻璃珠串即为实物证据。作为文字旁证，公元前四世纪的《庄子·让王》及公元前二世纪的《淮南子·览冥训》中，多次提到“隋侯之珠”。对于这种玻璃珠的制法，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云“隋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
秦汉时期的玻璃制作技术大概掌握在炼丹家手里，主要是伪充真玉，或供服食之用。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说“道人消炼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兼鱼蚌之珠。”自汉代起，又不断有质量较高的外国玻璃输入。《汉书·西域传》载“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出虎魄、壁流离。”与此同时，西方的玻璃技艺也传入中国。
第十一节漆器漆器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据史书记载，在尧舜禹时代，就已经使用加进红或黑色颜料的色漆髹饰食器或祭器。到秦汉时期，漆器手工业的规模和范围更加扩大，髹漆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载，商人在“通邑大都”，可以经销“木器髹者千枚”，“漆千斗”，足见当时漆器业的发达。《史记·滑稽列传》中有关于制漆用“阴室”的记载。漆汁在阴湿条件下聚合成膜后容易干涸，而阴室的建立正是为此创造条件。本世纪以来，各地出土的漆器，种类繁多，质量优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精美漆器，便是漆器工艺提高的明证。名贵的漆器，其价格远过铜器，《盐铁论》说“一文杯得铜杯十”。
汉代漆器的制作有相当细致的分工。从出土汉代漆器的铭文看，当时髹漆技术的工序有素工（作内胎）、髹工和上工（上油漆）、黄涂工（在铜制附饰品上鎏金）、画工（描绘油彩纹饰）、■工（雕刻铭文等）、清工（最后修整）等。此外还有供工（负责供料）、造工（管全面的工师）以及护工卒史、长、丞、掾、令史、佐、啬夫等监造工官，组织十分严密。各工序顺次相接，分工合作，使漆器生产工艺日臻完善，盛极一时。
漆不仅用于漆器，他如船只、建筑物等，也常用漆来保护并增加美观。
由于漆的广泛应用，漆树种植面积很大，种植者亦极富有，《史记·货殖列传》载，“陈、夏千亩漆”，其人与“千户侯等”。
第十二节酿造秦汉时期的制曲技术有明显提高。汉代扬雄的《方言》里，已经出现了许多种曲的名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饼曲也”。饼曲至今仍是通用的酒曲，而秦汉时就已开始制造。秦汉时期酿酒工艺有一个重大革新，即酿酒单独用曲，初步形成了我国酿酒的独特体系。《汉书·食货志》载“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这不仅是最早记录酿酒单独用曲的配方，而且是关于酿酒原料与成品比例的最早记载。秦汉时期的酿醋、作酱工艺也有较大发展。《齐民要术》引汉人所著《食经》说“作大豆千岁苦酒（醋）法用大豆一斗，熟汰之，渍令泽，炊。暴极燥，以酒醅灌之。任性多少，以此为率。”据此可知，我国以酒酿醋的方法至迟应起源于汉代。《齐民要术》还引汉代《食经》中的“作麦酱法”云“小麦一石，渍一宿，炊。卧之，令生黄衣。以水一石六斗，盐三升，煮作卤。澄取八斗，著瓮中，炊小麦投之，搅令调匀。覆着日中，十日可食。”此外还有作肉酱法、作鱼酱法等等。
第十三节制盐煮盐是秦汉时期重要的手工业之一。汉武帝时实行盐铁专卖制度。著名的《盐铁论》反映了盐在当时国家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盐卤即池盐。《盐铁论》则说汉代海盐场规模大的有千余人之多。井盐多集中于四川境内。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今四川双流县境）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近年成都附近汉墓出土的汉画像砖中，发现几幅描写当时盐井的开采情况图，从中可以看到盐井取卤用的起重设施，汲卤滑轮，以及火井煮盐活动等，这表明汉代井盐生产已经具有较高水平和相当大的生产规模。
第十四节石油天然气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石油资源的国家之一。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出现有关石油天然气的文献记载。《汉书·地理志》称“高奴有洧水，（肥）可■”。高奴即今陕西延长一带，这里后来成为我国最早的一处油田。洧水是今延河的一条支流。这里的石油，埋藏较浅，地表经过长期的侵蚀，石油渐渐露出，并在河水携带下，漂浮水面，从而被人们发现。当时人们已知道石油的可燃性，并按其状称之为“肥”。此后又发现甘肃酒泉的石油。《后汉书·郡国志》“酒泉郡”“延寿”刘昭注引《博物记》说，那里的石油“如煮肉洎，羕羕永永，如不凝膏，然之极明，不可食，谓之石漆”。
石油天然气埋藏在地下，它的开发利用，与凿井技术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凿井技术的国家，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氏族时期，已有人工开凿的井。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劳动经验的长期积累，人们凿井技术也向前发展，特别是铁器的广泛使用，为凿井技术开辟了新的道路。春秋时期我国开凿的井，深度有的已超过800英尺。战国后期（公元前年），在李冰的带领下，四川广大地区开始穿盐井、诸陂池，为地质凿井和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最早开始地质凿井的巴蜀地区，恰好是石油天然气的富集区。人们起初并不是为了开凿油气井，而是在挖凿盐井的过程中，偶然发现石油天然气。有人甚至认为天然气井就是盐井3，这与世界其他地区石油天然气的初次开发有着共同特点。
如果说秦汉时对石油的开发，仅限于油苗发现阶段，那么，大量史料表明，当时人们对天然气这种新能源的认识和开发利用已达到较高水平。最初的天然气井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火井”。四川临邛县的天然气井是我国记载较早的天然气井之一4。《华阳国志·蜀志》提到“孝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又穿临邛、蒲江盐井二十所。”这说明西汉宣帝时临邓已广开盐井，在这基础上发现临邛“有火井，夜时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跃数十里。”又据刘敬叔《异苑》卷四载“蜀郡临邛县有火井。汉室之隆，则炎赫弥炽，暨桓、灵之际，火势渐微。”可知临邛天然气井最晚应始于宣帝之后，“汉室之隆”的时期，也就是通常所说“光武中兴”这一阶段，即公元5—54年。人们很快根据天然气的可燃性，把它用于照明，“以竹筒盛其光，可拽行终日不灭也”。因为天然气燃烧所发出的热量大，温度高，比干柴、木炭等燃料的性能优越，所以人们把它用于煮盐生产。天然气井是开凿盐井的副产品，同时也促进盐业生产的发展。四川成都西门外出土的汉代画像砖提供了当时人们利用天然气煮盐的情景。五口大锅，并排置于灶上，在灶门处排列着三、四根管线，直通锅底，这些并排的管子，输送天然气，供盐锅下燃烧用以煮盐。另外，邛崃见王先谦《汉书补注》。
（美）维斯里·欧文《石油发现者的历程》（英文版）。
《华阳国志·蜀志》。
3《文选》引左思《蜀都赋》刘逵注。
4见《后汉书·郡国志》“蜀郡”“临邛”刘昭注引《博物记》及《蜀都赋阳国志·蜀志》。
见（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版）第四卷第二分册图39的说明文字。县花牌坊出土的另一块画像砖也表明，汉代我国劳动人民已开始利用天然气煮盐3。用天然气煮盐，蒸发快，收效大。据《后汉书·郡国志》“蜀郡”“临邛”刘昭注引《蜀都赋》注云“取井火还煮井水，一斛水得四五斗盐，家火煮之不过二三斗盐耳。”此外，《华阳国志》、《四川总志》等书也有同样的记载4。这些资料表明，中国人不仅创建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天然气井，而且最早利用天然气从事盐业生产。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征服天然气的国家，并以此为能源，为世界科技史和能源开发史谱写出光辉灿烂的篇章。
天然气井是钻凿水井和盐井过程中发现的。它的燃烧现象，曾使科技不发达的古代先民为之迷惑。《汉书·郊祀志》记载，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年）“祠天封苑火于鸿门”。同书《地理志》中亦有“西河鸿门县有天封苑火井祠，火从地中出”的记载。另外，应劭在《地理风俗记》中亦提及訚阴县火井庙。上面所提到的鸿门、訚阴即今陕西省神木县一带，属于鄂尔多斯盆地的东北边缘，这一带出现天然气苗是极可能的。古代先民最初接触到天然气时，认为地下冒火是神的表现，所以建庙立祠，以示恭敬。像这样对天然气井的崇拜，并非仅见于中国。《马可·波罗游记》中同样记载中亚地区的拜火教徒对巴库天然气井顶礼膜拜的场面。天然气燃烧，有时极为恐怖，火焰高达数十米，面对面目狰狞的熊熊烈火，我国先民并没有单纯地、一味地敬奉它，而是利用它的特性为人类造福，使人们生产生活得以改观。天然气井以其神奇的出现，壮观的燃烧和广泛的应用，为文人骚客提供歌咏的极好题材。《蜀都赋》中盛赞天然气井，把它与铜梁、金堂、龙湫相媲美，当作蜀地名胜，其后人们对天然气的歌咏更是接续不绝。
3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第30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978年版。4《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四川总志》记载“井有水火，取井火煮水，一斛得盐五斗，家火煮之则盐少。”
《地理风俗记》“訚阴县西五十里，有鸿门亭天封火井庙，火从地中出。”第五章商业和货币第一节官营商业伴随统一局面的形成、巩固和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秦汉时期的商业经济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秦汉时期的商业，有官营和民营之分。在中原地区，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和在边界及辽远的域外，也都有各具特色的商业活动。
关于官营商业，新近出土的云梦秦简为我们提供了证据。《关市律》云“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缿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所谓“作务”，《汉书·尹赏传》王先谦《补注》释“无市籍商贩、作务”语时引周寿昌曰“作务，作业工技之流。”《史记·平准书》有“诸作”一词，《集解》引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卖之。”由此可见，这条简文应释为“从事手工业和为官府出卖产品”，表明有官府直接经营的商业存在。又《金布律》规定“县、都官以七月粪公器不可缮者，有久识者靡蚩之。其金及铁器入以为铜。都官输大内，内受买之，尽七月而毕。都官远大内者输县，县受卖之。”这表明县、都官等官府的机构，都有出卖其破旧器物及原料的权力。同样，《廐苑律》也有关于官府廐苑可以出卖其死亡“公子牛”的规定；《仓律》还有官府可以出卖其所饲养的猪、鸡所生产的“子息”的权力。至于盐、铁，更是官府经营的主要产品，《华阳国志·蜀志》所载秦惠王时张若治成都，“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及长、丞”，《史记·自序》谓马昌“为秦主铁官”等等，都是秦时官府直接经营盐、铁之证。故《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语曰商鞅变法后，官府的“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官府经营商业的作法，到西汉初期，有所放宽，特别是关于盐、铁的经营，“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和允许私家出卖盐、铁，使官府商业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事不旋踵，武帝时，又实行了官营盐、铁的政策，并扩大了经营范围，乃至除盐、铁之外的金、银、铜、丹砂和酒的生产和销售，都进入了官府经营的领域。昭帝之时，酒的专卖制度虽然取消了，但盐、铁的官营，一直循而未变。王莽统治时期，官营商业又进一步扩大。东汉时期，虽然把盐、铁改为各郡国主管，实行了民营官税的制度，但其他官府手工业部门，依然存在。个别的郡县，仍然实行官府经营采矿、冶铁和销售的制度，如东汉初期的桂阳郡便是如此，以致一岁之入增加了五百余万3，可见耒阳县官营冶铁的规模之大。
官府的商业经营，可以盐、铁说起。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0年），以东郭咸阳与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采取“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汉书·食货志》作“鬻盐”），官与牢盆”的办法煮盐，有“敢私铸铁器、煮盐（《汉书·食货志》作“鬻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凡“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所在县。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这就是《盐铁论·错币》。
参阅高敏《东汉盐铁官制度辨疑》。
3《后汉书·循吏·卫飒传》。
《史记·平准书》。
说，盐、铁的生产与销售都由官府进行，主持其事的机构，按颜师古所说为“主鬻、铸及出纳之外”的“作官府”，主持的官吏，为各地的小铁官及“吏”。到了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桑弘羊领大农，取代孔仅之后，鉴于过去“诸官各自相争”的情况，“乃请罢大农部官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输盐铁官”以经营盐铁3。又以酒的经营来说，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初榷酒酤”，其法系“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其所以谓之“榷”，是取“以木渡水”之意，意即“禁民酤、酿，独官开置，如道路设木为榷，独取利也”4。也就是从酒的生产到销售，都由官府直接经营。再以其他产品的经营来说，则以均输之法处理之。所谓均输之法，始于元鼎二年（公元前5年），据《史记·平准书》，其法是“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名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同书又曰“桑弘羊为大农丞，筦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集解》引孟康曰“谓诸当所输于官者，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既便，而官有利。”《盐铁论·本议》云“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以卜式的话来说“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师古注曰“市列，谓列肆。”综上均输、平准之法，其中都包含“吏坐市列，贩物求利”的内容。不独出卖盐、铁是如此，出卖均输之物和买卖“天下委输”，都是如此。至于官府出铁器，或设店铺于成市，以吏主之，农民只得“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到达之后，“吏数不在，器难得”，多次落空。有时官府“铁官卖器不售”，则采取摊派办法，“或赋与民”，即使是“坚”之器，也是一个价格，还“善恶无所择”。因此，由官府统一价格和亲自出卖各种商品，虽然有控制物价，抑制富商大贾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积极作用，但也带来许多弊端。所以早在汉武帝时，朝廷中就出现了反对官府经营商业的主张，卜式等人就是代表。只因武帝坚持如此，未能废除。及武帝死，昭、宣二帝时期，论争进一步激烈。论争的结果虽未曾取销盐、铁官营的制度，酒的专卖却废除了。到王莽时，“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并“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既控制物价，又经营商业贸易3，以致出现了“使中黄门王业领长安市卖，贱取于民，民甚患之”4的状况。不过，王莽的官经商业，仅仅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冲击得一干二净。东汉以后，包括盐、铁在内都取消了官营制度，纵民煮铸，官府置盐、铁的征税而已。故东汉时《汉书·食货志》。
3《汉书·食货志》。
4《汉书·武帝纪》及注引应劭、韦昭语。
《盐铁论·水旱》。
《盐铁论·水旱》。
3《汉书·食货志》。
4《汉书·王莽传》。
的官营商业基本不复存在了。
第二节民营商业战国时期，秦国已有了民营商业。秦献公七年（公元前387年），“初行为市”。秦孝公时，都城咸阳已有市，故商鞅得以“立三丈木于国都市南门”以募能徙者。《商君书·垦令》有“重关市之赋”的规定；《三辅黄图》载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处有“直市”；《华阳国志·蜀志》谓成“市张列肆”；《汉书·王莽传》言及秦“置奴婢之市”。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秦国存在专门从事商业贸易的固定市场。虽然这中间也包括官府经营的商业，但民营商业也是其组成部分。云梦秦简中，有专门的《关市律》，显然是关于管理关卡及市场交易等的法律，其中讲到“官府之吏”之从事商业者同“贾市居列者”同时并存，显然表明民营商业的存在。《司空律》也有“作务及贾而负债者”当其输作官府时“不得代”的规定，更是清楚地表明民营手工业者与民营商贾的存在。《法律问答》中称东方诸国入秦国贸易的商人为“客”、“邦客”或“旅人”，且明文规定珠玉等贵重商品不得“卖于客”；“客”必“请簿传于吏”才能进行贸易。这些“客”和“邦客”，无疑都是民营商贾。因此，秦国及秦皇朝时期，在官营手工业与商业之外，千真万确地存在着民营手工业与商业。尽管这时抑制民营商贾，甚至发展到给贾人另立户籍，和以贾人、有市籍者、父母及大父母有市籍戍边，仍没有从根本上取缔民营商业。
到了西汉，民营商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同上承战国以来商业发达的余绪有关；另一方面是“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统一局面与奖励政策的结果。加上汉初农业与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在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土特产各异的情况下，“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就显得格外重要。于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3的商贾贸易之风大兴。大批农民，或出卖剩余产品，或脱离农业走向手工业与商业；战国和秦皇朝以来就存在的大商人，更是乘秦末战乱之机牟取暴利，以致顿时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逼得其所欲”4的局面。在商业发达的情况下，不仅“吴越之竹”，“隋、唐之材”，“江湖之鱼”，“菜、黄之鲐”5，“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枬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兗豫之漆丝絺紵”等成了可以出卖的商品；即便是产于不同地区的甚至穷乡僻壤的金、银、锡、铜、铁、丹沙、姜、桂、玳瑁、珠玑、马、牛、羊、骡、驴等等，也进入了商品的领域。以致当时的“通邑大都”，各种商品都形成了一个大致的比价，大约一千瓮酒、一千甔酱、牛羊豕皮各一千、谷一千锺、薪稿千车、船长千丈、木材一千根、竹子一万根、轺车一百乘、牛车一千辆、上漆木器一千件、铜器一千钧、素《史记·秦始皇本纪》。
《史记·商君列传》。
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盐铁论·本议》。
3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4《史记·货殖列传》。
5《盐铁论·通有》。
《史记·货殖列传》。
木铁器与巵茜各一千石、马二百匹、牛二百五十头、羊豕各一千只、奴婢一百人、筋角丹沙各一千斤、帛絮细布各一千钧、文采一千匹、榻布皮革各一千石、漆一千斗、蘖麹盐豉千荅、鲐鱼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粟三千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锺，其价值大体相等。如果能拥有上述诸商品中任何一种的量，其富有程度就可以“比千乘之家”。故司马迁明确指出一个封君，食其封户之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亲出其中”，而一个“庶民农工商贾”之家，“率亦岁万息二千”，故“百万之家，则二十万”，其富与封君相等，故“命曰素封”。如果以商品的价值去估算，“陆地牧马二百蹄，千蹄角千，千足平、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放锺之田，若千亩巵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3。正因为任何土特产品都可以作为商品出卖而实现为私有财富，因此，在当时社会形成了一个普遍流行的概念“用贫求富”之道，“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这就是所谓“末业”即经营手工业与商业，尤其是商业，“贫者之资也”4。从事商贾之业，成了致富的主要途径，正是发达的商业在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观念。
由于民营商业的发达，以致出现了两大类型的商贾一是所谓“行商”
即流动性商人，他们打破地区与地区之间界限，勾结官府，周流天下，如师史之“转谷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曹邴氏的“贳贷行贾遍郡国”；齐人刁间之“逐渔盐商贾之利”5便是例证。二是颜师古所说的区别于“行卖曰商”的“坐贩”，谓之“贾”，简称“坐贾”，即固定性的商人。这就是《史记·平准书》中所说的“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的贾人，他们大都在城市里设有固定的店肆，还有屯积货物的仓库，贱买贵卖，操纵物价，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所谓“踕财役贫”，“废居居邑”，“买居邑，稽诸物”，使“封君皆低首仰给”；更有甚者，“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他们“大者积贮信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还“因其富源，交通五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其中尤以从事“冶铸煮盐”之业的商人更为猖獗，南阳孔氏、鲁人曹邴氏、齐人刁间、蜀人卓氏与程郑，即其代表人物。其他如宣曲任氏，乘秦汉初粮食缺乏之机，囤积粮食而致富；茂陵焦氏以“阴积贮炭苇诸下里物”而富“数千万”3；“翁伯以贩脂而倾县邑，张氏以卖酱而逾侈，质氏以洒削而鼎食，浊氏以胃脯而连骑，张里以马医而击锺”；至于其他以“力农畜工虞商贾”而致富者，“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不可胜数”4。秦汉商贾之业的发达，于此见《史记·货殖列传》。
见《史记·货殖列传》。
3见《史记·货殖列传》。
4见《史记·货殖列传》。
5见《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平准书》。
《汉书·食货志》。
3《汉书·酷吏·田延年传》。
4均见《史记·货殖列传》及《汉书·货殖传》。
可见其一斑！
由于秦和汉初的这批大商人，多从战国时期蝉联而来，故多同奴隶主阶级关系密切，有的甚至本身就是大批奴隶拥有者，如蜀地的卓氏，就有“僮千人”。他们除了利用其雄厚的财富操纵物价，贿赂王侯之外，或如宣曲任氏之制造粮荒；或如关中“子钱家”之目睹七国之乱，不肯贷钱给官府而坐观成效；特别是“冶铸煮盐”的盐铁商人，“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之急”；更有甚者，还大放高利贷给贫苦农民，乘赋敛之时半价购买农民粮食，进而兼并农民土地，掠买农民人身为奴隶，使“黎民重困”，也妨碍新兴地主阶级扩大其私有土地。尤其令人惊心动魄者，他们利用财富，收拢民心，招集亡命，图谋不轨。如“豪强大家，得营山海之利，采矿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以致造成了“以资强暴，遂其贪心，众邪群众，私门成党”的状况，出现了“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的局面。因此，这时奴隶主商人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经济上单纯牟利的范围，对新兴封建制度构成了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与发展封建制度，有必要扶植与发展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于是一个旨在打击奴隶主商人，以废除奴隶制残余和确保封建制度巩固与发展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抑商政策便应运而生了。故早在商鞅变法之时，就把这类商贾视为害人的跳蚤。秦始皇时期，进而确立了贾人另立户籍的“市籍”制度，并不允许他们入仕，也不给予土地。滥入云梦秦简《为吏之道》中的《魏户律》，就对“假门逆旅”和“赘婿后父”，作出了“勿令为户，勿予田宇。三世之后，欲仕仕之，仍署其籍曰故某虑赘婿某叟之仍孙”等规定。这种“籍”，显然就是商贾等人的市籍。秦简中抄入《魏户律》，表明秦也用此律。证以《汉书·晁错传》所载错于汉文帝时追述秦始皇时的情况所说的“发吏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有市籍者”充“谪戍”等语，不仅表明至少在秦始皇时期已有“市籍制度，而且还有把贾人罚充戍边的作法。与此同时，秦灭六国后，还有原先居住在齐、鲁、梁、赵等地的大盐、铁商人卓氏、程郑、孔氏等，或迁之于巴蜀，或徙之于南阳，而且称他们为“迁虏”或“不轨之民”，这又一次反映出这时一些盐铁大商人同秦政权处于对立状态。汉代继承了秦时打击有市籍商人的政策，汉初“天下初定”之时，刘邦立即“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后“孝惠、高后时”，即使在“弛商贾之律”的情况下，“市井之子孙”，仍然“不得仕官为吏”。元、景之时，虽允许私营煮盐冶铸之业，而“有市籍者”，仍“不得官”3。及武帝之时，除有市籍的商贾不得为官外，又颁布了“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的法令4；紧接着又对贾人实行了“等商车”、“算缗钱”和谋取资财税等税制，甚至对已经拥有奴婢与田地者，还通过杨可告缗，加以没《盐铁论·复古》。
《盐铁论·禁耕》。
《史记·货殖列传》。
均见《史记·平准书》。
3《汉书·景帝纪》。
4均见《史记·平准书》。
收，以致商贾交出的“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5。最后，又实行盐、铁、酒以官营政策，把商贾从这些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领域中赶出来，还杜绝私铸钱币，除犯法者没为奴隶外，没有犯罪的只要是有市籍商贾，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也以之列入“七科谪”之内，用以罚充戍边。这种“笼天下盐铁，以排富商大贾”的作法，给了奴隶主商人特别是他们中的盐铁商人以致命的打击，从而起到了“鉏豪强并兼之家”7的作用，既解决当时的财政需求，也削弱了同地主阶级争夺土地的商贾势力，保证了封建土地制度的存在与发展。
由于秦汉的上述抑商政策，主要是为了打击商贾中的奴隶主残余势力，故其他无市籍商贾，虽然也受到了加重各种商业税的影响，但并未彻底破产。加上昭帝时官营酒酤的取消，民营商业又有了经营的天地。故自昭、宣以后及乎成、哀，民营商业又有发展，以致又涌现出了一大批家财巨万的新富商大贾，故史称齐地的“刁间既衰，至成、哀间，临淄姓伟，訾五千万”；洛阳“师史既衰”之后，“至成、哀、王莽时，雒阳张长叔、薛子仲，訾亦十千万”；关中之诸田“既衰，自元、成及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太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总的情况则是“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可见西汉武帝之后，民营商业又在恢复发展中。
东汉时期，由于取消了西汉武帝以来的盐铁官营制度，各郡国产盐铁者虽仍设有盐官、铁官，但仅征收租税而已，其生产与销售均由民间经营，故民间煮、铸之业又盛。其他商贾贸易，也相当昌盛，尤以洛阳为最。王符在其《潜夫论·浮侈》中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堵塞道路，游手发巧，充盈都市。务本者少，游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这说明东汉时期洛阳商业发达之状况，而且表明当时全国各地的情况大都如此。故谓东汉手工业远远不如西汉者，未免忽视了东汉无《史记》、《汉书》那样的《平准书》、《食货志》及《货殖列传》等记载这一事实。不过，东汉时期的大商人，较之西汉，其“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倾向更明显了。许多富商大贾，同时就是大地主，而且以其田庄为基地进行商贾贸易活动，从而削弱了他们作为富商大贾的色彩。正如当时人仲长统所说“豪人之世，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件。车船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又云“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3这些豪人，大都是通过商贾而致富，然后用之购买土地，而成了“田亩连于5均见《史记·平准书》。
《史记·平准书》。
7《汉书·张汤传》。
《汉书·货殖传》。
《汉书·货殖传》。
《史记·货殖列传》。
《昌言·理乱篇》。
3《昌言·提益篇》。
方国”的大田庄主。这种富商大贾向大地主的转化，一方面增加了自秦和西汉以来的出身平民的豪民地主的势力，构成了后来庶族地主的前身；另一方面，投资于土地的结果，既削弱了资金周转的量，又以其安闲的田庄生活束缚了再去从事商贾贸易的活力，从而反过来影响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自给自足性的地主田庄的普遍出现，对市场的需求也相对减弱；加上东汉后期战乱不已，名都大邑相继在破坏之中，以致终于造成了东汉末年商品经济急剧下降的状况。
第三节边区及域外商业活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和在边界及辽远的域外，见于记载的商业活动也起源甚早。以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来说，云梦秦简中的“客”、“邦客”和“旅人”中，除了有从东方诸国来的商人外，也有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商人。秦简中的“臣邦真戎君长”和《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戎翟君公”，便是例证。秦灭六国时被迁徙于临邛的赵氏、卓氏，其贸易“倾滇蜀之民”；被迁于临邛的山东程郑，也“贾椎髻之民”；著名的大畜牧业主乌氏倮，以其所获“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3，所有这些，显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贸易。至于汉代，同北边匈奴、鲜卑、乌丸等族和西南诸少数民族的贸易更为频繁。自景帝时起，就与匈奴“通关市”，虽有战争也未曾终止。直到东汉，匈奴仍“远驱牛马与汉会市”。仅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的一次，北匈奴就“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交易”4。与鲜卑、乌丸的贸易，则盛行于东汉光武帝时。此时，东汉复置乌丸校尉于上谷宁城，“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5。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贸易，早在汉初，“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又汉初“高后时，有司请禁南粤关市铁器”7，可见在此之前，中原与南越地区已有民间贸易。当时，同边境国家的贸易，尤为发达。首先，汉代与南方邻国之间贸易，早在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已开始了。故当张骞到西域后，就见到了我国的蜀布与邛竹杖等商品在大夏行销。张氏问从何来，回答是“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8由此可见蜀国贾人，早就同印度、阿富汗等国有贸易关系。东汉时，“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綵与之交易，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自此以后，大秦“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至大秦者”。直到三国孙吴时，才遣会稽人刘咸送大秦使者秦论，刘咸死于道，也未曾到达大秦。汉代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同西方诸国的贸易，尤为发达。早在汉代以前，我国通过河西走廊就与西方诸国发生关系。至西汉武帝时，“始通罽宾”。罽宾实行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一至。使者来中国，往往以奉献为名。“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3到西汉末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其目的也同样是“欲贾市为好”4。东汉和帝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简文。
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3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4《后汉书·南匈奴传》。
5《后汉书·乌桓传》。
《史记·西南夷列传》。
7《汉书·南粤赵佗传》。
8《汉书·西南夷传》。
《后汉书·西域传》。
《梁书·诸夷传》。
3《汉书·西域传》上。
4《汉书·西域传》上。
时，李恂被征拜为谒者，“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李恂“一无所受”5，甚至外戚私家如梁冀之流，也“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总之，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亚诸国的商业贸易频繁，有利国用。正如《盐铁论·力耕》所云“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羌胡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骆驼，衔尾入塞；■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池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看来当时人已经懂得进出口贸易必须遵循利用利民的原则。当西汉东西贸易极盛之时，“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到了东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于是“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
在这一系列的海路与陆路的对外贸易中，不仅扩大了当时的中国人观察世界的眼光，加强了同周围邻国的友好交往，而且使南洋诸国及西方诸国的奇珍异物，骡驴牲畜和许多不产于中原地区的货物，得以源源不断流入中国，丰富了我国物产种类，对我国中原地区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也使中国文明得以传播当时的世界，为世界人民提供了物资与精神文明。5《后汉书·李徇传》。
《后汉书·梁统传附玄孙冀传》。
《后汉书·西域传》。
第四节货币货币的产生，有它古老的历史。它开始表现为具有使用价值的实物，后来才逐步确定为一种等价物的形态，进而有金属货币的出现。秦汉时期，是金属货币的重要发展期，它把黄金与铜钱固定为金属货币的复本位制，并称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把珠玉、古代的龟币、贝壳及银、锡等金属，都排除在法定货币之外，只能作为珍宝与器饰看待，几乎从此确立了整个封建社会的货币制度的基础。
黄金和铜钱据云梦秦简所载，秦国时的货币还是黄金、铜钱与布三本位制。《金布律》规定“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说明铜钱和布，都是秦国的法定货币本位。又出土《秦律》讲到对犯人罚款时，有“赉钱如律”的话；当时计算各种实物的价值时，也往往以若干钱计算；这说明铜钱确是法定的货币。《金布律》又规定“钱十当一布”、又规定每“一布”，是“袤八尺，幅广二尺五寸”的标准星，这表明法令对每“一布”的规格和它同铜钱的兑换率或比价，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此外，《法律答问》简文中，还几次提到给追捕逃犯有功者以奖励黄金“二两”的规定，如“当购二两”、“人购二两”、“购人二两”等。这里的二两，显然是指黄金而言。因此，黄金也是法定货币的本位之一。故秦国实行的是黄金、铜、布的三位制货币体系，即尚未完全摆脱以实物作为等价物的状况。从前引“毋敢择行钱、布”的规定，表明人们逐步倾向重钱而不重布，故有此规定。再结合《封诊式》简文中关于惩办盗铸钱币者的案例考察，说明秦国的铜钱铸造权是属于国家的，私铸铜币是违法的。
由三本位制货币完全过渡到金属货币的二本位制，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实现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年）统一全国后，下诏“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其中就包括统一货币制度。所谓统一货币，其内容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统一货币的形制。据太史公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龟贝。”据考古发掘，还有刀币、铲形币。总之，形制不一，不利于商品流通。故秦始皇废除各国不同形制的货币，统一于圆形的铜钱。二是统一货币的二本位制和取消以实物“布”及银等为货币的本位。《汉书·食货志》云“秦兼天下，币为二等”，即黄金与铜钱，从而确立了黄金与铜钱的二本位制，取消了秦国时以“布”为货币的制度，明确规定这些只能作为“器饰宝藏，不为币”，从而完全确立了金属货币制度。三是统一重量“黄金以溢为名，为上币；铜钱曰半两，重如其文。”3每一溢黄金，重二十两。但黄金与铜钱的兑换率不明。
汉承秦制，在货币方面也基本如此。汉代也以黄金与铜钱为主币。但改《史记·平准书》。
《史记·平准书》。
3《史记·平准书》。
黄金的计量单位为斤，不再称镒。凡云“一金”，即黄金一斤，故《史记·平准书》云汉以“黄金为一斤”。至于铜钱，汉初，以“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4，名曰榆荚钱，重三铢，较秦半两钱重十二铢者，四钱当秦一钱而已5。黄金与铜钱的兑换率，为每斤黄金当钱一万。汉武帝曾铸黄金为麟趾马蹄形金，故颜师古说“今人（指唐人）往往平地中得马蹄金，金甚精好，而刊制巧妙。”直到今日，仍有地中得马蹄金者，由此可见武帝时已正式铸造了金币。又由于每个金币的重量一定，都为一斤，故每一斤黄金，又称为“一金”，百斤黄金则称“百金”，千斤黄金则称“千金”，余以类推。是以西汉史籍中屡见“百金”、“千金”等词，既省“斤”字，又去“黄”字，其实皆黄金，往往用于赏赐、交易、罚款，也用于计算财产和贮藏，表明汉代的黄金确已具备了作为货币的流通手段、贮藏手段与支付手段等职能。奇怪的是，在西汉时普遍使用的黄金货币，到东汉时已极少见，而且日益退出了货币领域，变成了稀罕之物。
汉代变化较多的，是铜钱问题。如前所云，汉初以秦半两钱难用，改铸每钱重三铢的榆荚钱。由于钱太轻，加上“不轨逐利之民”的囤积居奇活动使物价上涨，“米至石万钱”。于是，高后二年（公元前8年），“行八铢钱”（按《汉书·高后纪》注，应劭认为“八铢钱”，本秦半两钱，但《古今注》谓秦半两钱重十二铢，与此矛盾）。但到了六年（公元前8年）六月，又“行五分钱”，应劭认为是恢复汉初榆荚钱3。到“孝文五年（公元前75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4。《史记·平准书》载此事作“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据此，益知高后六年所“行五分钱”，确为“榆荚钱”。到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40年），“行三铢钱”。5建元五年（公元前3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又《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作建元五年，“行三分钱”。元狩四年（公元前5年），又“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7。次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8自此以后，无改易五铢钱者。观上述铸钱的轻重，变化不已，最后才定于五铢。直到平帝元始中，先后共铸造五铢钱共二百八十亿万余。下及东汉，仍如旧铸五铢钱行于世。至东汉末期灵帝中平三年（公元8年），“铸四出文钱”，而其重“犹五铢两”，只是在形制上作“四道，连于边轮”而已3。“四出文钱”之名即由此而来。献帝4《史记·平准书》。
5详见《古今注》。
《汉书·食货志》。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3《汉书·高后纪》。
4《汉书·食货志》。
5《汉书·武帝纪》。
《汉书·武帝纪》。
7《史记·平准书》。
8《汉书·武帝纪》。
《汉书·食货志》。
《后汉书·灵帝纪》。
3《后汉书补注》引《献帝春秋》。
第二节民间手工业在官府经营的手工业外，秦汉时期的民间手工业也得到发展，其表现形式通常有三种一为独立的民营手工业者所经营的手工业；二为大手工业主经营的手工业；三为同农业相结合并作为它的副业的个体小农经营的家庭手工业。三者各占多大比重，虽然很难准确回答，但三者同时存在却是可以肯定的。如当王莽时，“博征天下工匠”以建九庙。这些工匠被征发之前，显然属于独立的民营手工业者。《史记·平准书》所说的“诸贾人、末作”中的“末作”，当就是城市中的独立手工业者。由于他们大都拥有自己的手工作坊，故《史记》又称他们为“诸作”，《集解》引如淳释“诸作”曰“以手力所作而卖之”，即以手工方式为市场而生产的独立手工业者。拥有大量奴隶或手工业劳动者，并用以采矿、冶炼和铸造器物的大手工业主，在《史记》、《汉书》的货殖列传中有集中的反映。至于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手工业，几乎比比皆是。因此，秦汉民营手工业一般存在这三种形式。
民营手工业的类别，也同官府手工业一样颇为复杂，但主要的要算采矿业、煮盐业、冶铸业、纺织业、造纸业及其他杂手工业。
采矿业、煮盐业与冶铸业我们知道，早在商鞅变法时，就“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外收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随后就有“盐铁市官及长丞”的设置。这表明盐铁早已官营。但自从“汉兴，海内为一”，有了“开关梁，弛山泽之”的条件，于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3，私营工商业发展了，这中间自然也包括盐、铁的私营。加上文帝的“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的政策的实行，在“山东食海盐，山西食卤盐，岭南沙北，固往往出盐”的情况下，鲁国的猗顿“用监盐起家”；邯郸的郭纵“以铁冶成业”；巴蜀寡妇名清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也”；赵人卓氏“用铁冶富”，秦破赵迁之于临邛，仍“即铁山鼓铸”，“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长，拟于人君”；山东的程郑“亦冶铸”，秦灭六国后迁之临邛，仍营其业，“贾椎髻之民”；梁人孔氏，“用铁冶为业”，秦灭魏后迂于宛，仍“大鼓铸”，“家致富数千金”；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齐人刁间，“逐渔盐商贾之利”，“起富数千万”4。
吴越一带，“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吴王刘濞得以“专山泽之饶”，“擅障海泽”3，“即山铸钱，富埒天子”4。“邓通专西山”以铸钱，“财《汉书·食货志》。
《盐铁论·非鞅》。
3《史记·货殖列传》。
4《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
《盐铁论·禁耕》。
3《盐铁论·错币》。
4《汉书·食货志》。
过王者”，以致“秦、雍、巴、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5。汉初所封赵国，也“以冶铁为业”。封于山东之胶东国与鲁国，都以“鼓铸盐铁”为务7。所有这一切，除汉初诸封国之经营盐铁多少有王国经营的性质外，其余都是私营盐铁手工业主兼大商人。实则王国所经营盐铁，相对于西汉官府中央的官府手工业而言，也有私营性质。各王国君主，实为大的盐铁业主。
煮盐、冶铁、铸钱三大手工业，自汉武帝实行严格的从采矿、冶炼、铸造到销售的官营制度以后，私营的比重虽下降了，却并未绝迹。故西安城门外，发现刻有“汝南富坡苑里田戎卖”给官府字样的铜块8。元帝时，贡禹也说“民坐盗铸，陷刑者多”9。即使在王莽严禁私铸钱币的情况下，私铸仍然不能断绝，出现了钱抵罪者，自公卿大人以至庶人，不可胜数”的局面，最后迫使王莽改变“私铸钱者死”的立法，“更轻其法”为“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10。到了东汉，郡国虽仍设盐、铁官，但只征税而已，实际上恢复了西汉初“纵民煮铸”的制作度。因此之故，民营采矿、冶炼等民间手工业便迅速发展起来。以远在江南的桂阳郡来说，这里“县出矿石，佗郡民庶常依因聚会，私为冶铸”。建武年间迁桂阳太守的卫飒，为了不使“招来亡命，多致奸盗”，就在这里“起铁官，斥罢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万”。可见在卫氏“起铁官”之前，这里的私营采铁与冶铁手工业是十分发达的。又河内郡的林虑县，西汉在这里设有铁官，东汉这里仍然产铁。据《后汉书·党锢·夏馥传》，桓帝时，馥为人所陷，“乃自剪须变形，入林虑山中，隐匿姓名，为冶家庸”。这个“冶家”既用钱雇人冶铁，其为民营手工业主无疑。其实，不单是一般平民，即使是皇亲国戚，也有私营冶炼之业的。《太平御览》卷八三三引壬子年《拾遗记》云“汉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数亿，家僮四百人，黄金为器，功冶之声，震于都鄙。时人谓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铸锻之声盛也。”显然，郭况实为一个大冶炼手工业主，不过像郭况所经营的手工业，就不能说是民营了，而是官宦人家的。
纺织手工业由于纺织手工业的材料来源容易获得，又不需要有雄厚的资金，一般小农家庭往往又是纺织手工业的兼营者，以致当时的统治者言及社会生产时，总是以男耕女织为标志。这表明家庭的纺织手工业是私营手工业的主要形式。由于家庭手工业的原料来源，主要依赖于农业的种植范围和水土所宜，于是随着各个地区气候条件的不同，带来了农作物产品的差别和产量的多少与优劣，从而使得不同地区的家庭纺织手工业也发生了差别。如河内的丝纺织业就比较发达。《后汉纪》卷二○，质帝本初元年（公元4年）九月，5《盐铁论·错币》。
《史记·酷吏·张汤传》。
7《汉书·终军传》。
8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9《汉书·贡禹传》。
10《汉书·食货志》。
《后汉书·循吏·卫飒传》。
载朱穆奏记曰“河南一郡，尝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这里的“调”，是调发、调运之意，意即在质帝本初元年之前，朝廷每年要向河内郡调发缣、素、绮、縠等丝织品八万多匹，而这些丝织品，都是河内郡的农民以纳税形式交给郡里的。如果农民没有普遍从事家庭丝纺织业的情况，是不会有这么多丝织品上交官府的。再从“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的话来看，表明有官府以钱购买丝织品的迹象，但实际上都是取之于民，更见缴纳丝织品者都是农户。据《后汉书·郡国志》，河内郡有户十五万。以十五万户之民，一次调丝织品十五万匹，合每户一匹，则河内地区丝纺织手工业之发达可知。又《居延汉简释文》卷三有“河内廿两帛八匹，三尺四寸大半寸，二千九百七十八”简文，可见河内地区丝纺织品已远销至边郡居延地区，反映出河内丝纺织品商品化倾向之突出。又曹魏明帝景初二年（38年），诏“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等“答汝（指倭使）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勾文锦三匹”，而此皆当时“好物也”，可见绛地、绀地，也早已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优质丝织品的集中产地。至于蜀、汉之地，则盛产蜀布；齐、陶之地，盛产缣；兖、豫之地，多产丝、絺、紵。故“齐、陶之缣”与“蜀、汉之布”并称。汉简中也屡见“广汉八稯布”及“九秽稯布”等简文；“兖、豫之漆、丝、絺、紵”，“为养生送终之具”；齐地“织作”的“冰纨绮秀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蜀地之“女工之业，覆衣天下”3，其所产的“锦”号为“蜀锦”，以致汉末三国时成了这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所谓“决敌之资，唯仰锦耳”4。还有鲁地，“颇有桑麻之业”；粤地“女子桑蚕织绫”；燕、代之地，“田畜而事蚕”5；三辅地区，出“白素”。特别是巨鹿郡一带和任城亢父等，也以产缣称著，故官府曾给马援以“巨鹿缣三百匹”7；而《西京杂记》卷一载“霍光之妻遗淳于衍散花绫二十五匹。”至于任城亢父所产之缣，则远销河西走廊及西域，故《流沙坠简考释》中有“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二十五两，直钱六百十八”的简文。还有陈留郡的襄邑，由于盛产优质丝织品，故官府在这里设有服官，而《论衡·程材》则有“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的话。《陈留风俗传》也有“襄邑有黼黻藻锦，日月华出，以奉天子宗庙御服焉。”8此外，房县出御绵，朝歌产罗绮，清河产缣总，也同襄邑的缣绣齐名，故左思《魏都赋》有“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的概括。所有这一切，不仅说明丝织品与麻织品各有不同的产地；而丝织品中，又有锦、缣、绮、纨、縠、缟、绫、罗、白素、帛、绢等之分，又各有其集中产地。如此众多的纺织业产品，其中固然有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
《盐铁论·本议》。
《盐铁论·本议》。
《汉书·地理志》。
3《后汉书·公孙述传》。
4《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诸葛亮集》。
5《汉书·地理志》。
范子《计然书》卷下。
7《太平御览》卷八三一引《东观汉记》。
8《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
出于官府手工业，但小农经营的家庭纺织业和手工业主经营的纺织业，也不可忽视，而且在纺织技术上锐意改进者和具有专门纺织技术者，多在民营纺织手工业作坊中。东汉崔寔做五原太守时，为了发展本地的民间手工业，“乃卖诸峙，得二十余万”，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工作机及纺以教民织”，可见雁门、广武一带，早已有技术高超的民间“织师”，而且五原一带民户也普遍学会了纺织技术。边远地区的情况尚且如此，中原地区自然更不用说了。
如果以纺织品来说，无疑更以民营手工业为主。因为麻的生产者都是小农，而且其绩麻、纺织，技术性较低，麻布的生产也形成了不同地区的不同特产；而且麻布的类别也很多。以著名的麻布产地来说，除前述之蜀汉地区的“蜀汉布”及“广汉八稯布”外，还有产于越地的“越布”，曾使“光武帝见而好之”，令会稽以此为贡；还有东莱惤县所产之“惤布”。《说文解字》释惤曰“惤布出东莱。”即其证。更有“江东葛”，《太平御览》卷八六引《魏文帝诏》中有“江东为葛，宁可比罗纨绮縠”语可证。此外，少数民族地区也多产布。如氐人称殊缕布为“絣”，西胡人称毳布为“■”，南郡蛮夷所出布称“賨布”，又叫“幏布”3。至于麻布的类别，许慎《说文解字》中已有緆、絺、绤、绉、紵、絟、繐、紨等之分，并谓“緆为细布”，“絺为细葛”，“绤为粗葛”，“绉为絺之细者”，“紵为枲类布白而细者”，“絟为细布”，“繐为细疏布”及“紨为粗细布”。如果按纺织时所使用的缕的粗细而分，又有“七稯布”、“八稯布”、“九稯布”及“十稯布”等不同名目。《说文解字·禾部》云“布八十缕为稯。”“七稯布”大约是最粗布，故多为徒隶者之衣。《史记·孝文帝本纪》“后元二年（公元前年），令徒隶衣七稯布。”可证。云梦秦简《金布律》有“褐衣”的名称，且用为刑徒与“隶臣妾”之衣。“枲”是制作褐衣的原料，枲即粗麻。可见秦汉时均以麻布供徒隶衣着用。实则，一般贫苦农民，也多作粗麻布，故一旦发迹为官，便称作“释褐”，意即脱下褐衣而穿官服了。八稯布与九稯布，多为戍卒所服用，故居延汉简中常见此等布名。至于十稯布，可能是最细的布，可以为官俸。《汉书·王莽传》所云“一月之禄，十稯二匹。”即其证。
制陶手工业早在战国时期，制陶手工业就很发达，产地遍及齐、鲁、燕、秦、楚诸国。秦汉时期，更有进一步发展。秦的制陶手工业，多集中于凤翔，凤翔彪脚镇画砖最为出色。秦汉官府手工业中，也有专门主管制陶业机构和官吏。《汉书·地理志》载汝南郡安城设“陶官”，《齐鲁封泥集存》有“安城陶尉”封泥，便是例证。根据西安汉城出土的各种瓦当文中有“宗百官瓦”、“都司空瓦”及“右空”等文字来看，表明宗正属官都司空令及少府属官左、右司空令，实为其主管机构。汉武帝时期，官府制陶手工业达到了鼎盛时期。据《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华峤《后汉书》云“卓曰武帝时，居《太平御览》卷二六三引崔寔《政论》。
《后汉书·独行·陆续传》。
3均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有关字义。
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窑数千处，引凉州材木东下以作宫室，为功不难。”裴注引《续汉书》云“杜南山下，有孝武故陶处，作砖瓦一朝可办。”由此可见，在终南山有官窑区，专门烧制官瓦。除官府制陶业外，民营制陶业也同样存在。特别是今之咸阳县窑村，汉人称“咸里”、“咸亭”或“咸阳亭”，就是西汉民营制陶手工业的集中地。因为在这里出土的陶器中，有“咸里高昌陶鼎”、“咸里直章陶壶”及“咸里亭久陶瓮”等等字样的若干陶片或陶器，而这些陶器上的文字，大都写上了私人的姓名，这同官府手工业题名的作法大不相同，故知为私人制陶者所题，亦得知汉之咸里为民营制陶业的集中所在。
秦汉时期的制陶手工业中，值得注意的是釉陶的正式出现和彩陶的盛行。早在商代和西周，就已有在陶器表面上釉的开端。953年在郑州二里岗商城遗址中，发现了一种豆青釉布纹陶尊，质地坚硬，有不吸水性。次年，在西安封普渡村西周长田墓中，也发现了带豆青色釉的陶豆。这说明商周时就已多少知道上釉的技术。不过，这时的上釉技术还仅仅是开端，陶器表面还没有光泽，色泽也不纯正。但是汉代北方的釉陶，不仅数量多，而且色泽或作浓黄，或作深绿；南方的釉陶，多是淡绿色或淡黄色，这说明上釉的技术已有发展。因为釉是一种矽酸盐，施于素底上，经过火烧，就成了有釉的光泽面，可以洗涤而不剥蚀，更不会被玷污。釉的色彩，取决于在砂酸盐里加入某些氧化物。如加入氧化铁即成黄色，经过还得火，又呈青色，即成青釉，也即青瓷的前身。汉代的釉陶色彩纯正，这说明已经懂得加入氧化铁和掌握火候等技术。这就为瓷器的生产奠定了基础。
造船和造纸手工业以造船手工业来说，属于官府者，《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缺载其主管机构及官名，但京兆尹有“船司空县”，颜师古注曰“本主船之官，遂以为县。”以此言之，秦或汉初本有船司空一官。又同书水衡都尉属官有“辑濯令丞”，师古曰“辑濯，船官，为檝櫂之假借。”《汉书·地理志》载庐江郡有楼船官，显然是郡国主管造船的官吏。从当时用船从事水战的需要量以及江南民间水上交通的需要来看，官府和民间的造船业应当都是存在的。从吴王刘濞能造“一船之载，当中间数十辆车”的大船和公孙述能“造十层赤楼帛兰船”等情况看，造船业的分工应当是很细致的。特别是长沙汉墓中出土的木船模型，前后有三舱，有桨十六支，后有舵，广州出土的木船一件，船上建重楼，桨十橹一。如无发达的民间造船业为基础，官府也无法造出这种大船来。可惜史料缺载，无以知当时民间造船业之详情。
造纸手工业的出现，是汉代历史上的大事。我国史学界公认“纸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的发明对人类文化传播与推动所起的作用是不可计量的。在中国，有了纸，才有印刷术的发明；有了纸，才能大量地抄书藏书印书，书籍才能流通，文化才能传播；有了纸，在世界艺术史上大放异上所引陶器字样，均见《关中秦汉陶录》卷一；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参阅《中国青瓷史略》。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后汉书·公孙述传》。
彩的中国绘画才能得到蓬蓬勃勃的发展。纸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也是同样大的。传到欧洲，就助成了世界历史上有名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促进了社会的进化。”事实正是这样，这些话一点也不夸张。西汉史籍缺载关于造纸的主管部门和官吏，但西汉时确已有纸的生产。《汉书·游侠·原涉传》，谓他在武帝时曾“削牍为疏”，可见这时尚无纸的使用。但《汉书·外戚·孝成赵皇后传》云“时儿生八九日。后三日，客复持诏记，封如前予（籍）武，中有封小绿箧，记曰‘告武以箧中物书予狱中妇人，武自临饮之。’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蹏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女自知之。’伟能即宫。”颜师古注引孟康曰“蹏，犹地也，梁纸素令赤书而书之，若今黄纸也。”又引应劭曰“赫蹏，薄小纸也。”由此可见，西汉后期，确已有纸使用。
东汉前期，已有纸写经、传者。《后汉书·贾逵传》云章帝时，“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李贤注曰“竹简及纸也。”所谓“简纸经传各一通”，即简写经传与纸写经传各一通。可见和帝之前，已有用纸写经传者。又《后汉书·和熹邓皇后传》云永元十四年（公元0年），“至冬，立为皇后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此事发生在蔡伦于和帝元兴元年（公元05年）奏上其新的造纸术以前三年，更见蔡伦之前早已有以纸充贡献之物者。近人劳榦在其《论中国造纸术之原始》一文中，说他于94年秋天，曾在额济纳河流域的烽燧台下，在已掘旧坑中，发现了一张汉代的纸，尚可见三十余字，且此旧坑曾出土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及七年的兵器簿，还出土了一枚永元十年的木简。此纸出土的位置，在永元十年木简之下，表明它埋入地下的时间应在永元十年之前。由此可见，在元兴元年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已有纸的使用了。958年5月，在西安市郊灞桥的一座西汉墓中出土一叠大小不等的古纸片，共有八十八片。据鉴定，是用大麻的韦及树纤维制作的植物纤维纸。又年，在内蒙居延汉代遗址中，也发现了麻质纤维纸。可见，蔡伦之前确已有植物纤维纸，蔡伦只是改进了造纸术而已。到了东汉，官府造纸手工业正式规范化了，由少府属官尚方令主其事。《北堂书钞》卷一○四引《东观汉记》曰“蔡伦典作尚方作纸。”又《太平御览》卷六○五云“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纸，所谓蔡伦纸也。”《后汉书·宦者·蔡伦传》云“永元九年（公元97年）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公元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李贤注引《湘州记》曰“耒阳县北有汉黄门蔡伦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伦舂纸臼也。”《后汉书补注续》云“汉人能为纸者蔡伦之外，又有左伯。伯字子邕，东莱人。汉兴，用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又为之，而子邕尤得其妙。故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子邕之纸，妍妙辉光。’”由上可见，早在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确已有纸的使用。不过这时的纸，多丝、絮参用造成。大抵这段时期，各地都在改进造纸的技术。故东季羡林《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见《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第页，三联书店98年版。
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册。
汉和帝时前后，蔡伦、左伯同工造纸之术。他们的作法，显系总结大量民间造纸之法而成，并实现了从丝、絮参用造纸别用树皮、麻头、破布、鱼网等植物纤维造纸的飞跃。从此以后，用纸日多，如《北堂书钞》卷一○四引马融《与窦伯可书》云“孟陵来赐书，见手书欢喜何量！书虽两纸八行，行七字。”又同书同卷引崔瑗《与葛元甫书》云“今遣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按马氏为顺帝与桓帝间人，崔瑗则为吏于安帝以后，可见在和帝时蔡伦发明造纸术以后不久，纸的使用便大为推广了。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造纸手工业的发展。
如上所云，东汉时期的民间手工业似有发展的趋势，至少采矿、冶炼与铸造手工业是这样。造纸手工业，则是新兴的手工业，官府未立专官经营，应以民营为主。造船手工业曾有官营者，但是主管机构并不很多，可能也以民营造船手工业为主。正因为如此，东汉时人王符曾以洛阳为例，描述当时手工业与商业等末业的兴盛情况时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千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毫无疑问，这些为末业者，都是属于民营手工业。《潜夫论·浮侈》。
第四章手工业技术秦汉时期的手工业，在生产技术上，多继承前代的传统，而各有所发展。如土木建筑，水利的治理等等，都是这样的。同时也有新的开拓，造纸术的出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第一节建筑木结构的广泛使用我国古代建筑技术最突出的特点是木结构的广泛应用，其主要成就是框架式结构和“斗拱”结构的高度发展。从具体结构来说，它们都用立柱、横梁组成骨架，全部重量由柱子承接，传到地面，墙体不承重而只起隔断的作用。这种建筑结构体系到汉代已趋于成熟，并已用拱作为柱、梁之间的过渡设施，同时起装饰作用。自两汉到清代的两千多年，我国建筑技术基本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所谓“墙倒屋不塌”，是说明梁柱系统的木结构的优点，并且在室内空间的分隔、开辟门窗、墙的用料和施工等方面都具有灵活性。无论哪种木结构，构件主要用榫卯接合。这种榫卯结构，从975年浙江河姆渡原始公社遗址的发掘看，自新石器晚期已经采用，有方形、圆形的榫，长方形、圆形的卯，有的构件上既有凸榫，又有卯眼。五里碑长沙战国墓葬中，棺椁方木榫卯有插榫、银锭、齿形三种形式，这些都说明这种建筑结构是我们先人独立创造的，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至今仍广泛使用。
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自然资源条件差别很大，各民族的习俗和生产发展也各有特点。因而，在建筑形式、用材和结构方面都表现出十分丰富多采的内容，如黄土高原多用夯土版筑、打坯砌墙或打土为窑，西南地区部分为亚热带气候，炎热而潮湿，用木、竹搭成“干阑”式结构。利用硅酸盐粘土材料烧制砖、瓦，是从战国起建筑材料的一大发展。在还原气氛下使砖瓦成为灰色，尤为我国独创。秦汉时期小条砖逐渐趋向模式化，还创造了榫卯砖、企口砖、楔形砖等。“秦砖汉瓦”，表明在秦汉时期，综合使用木材、砖瓦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已相当成熟。此外，在建筑物中还采用了金属构件，例如秦代用“金杠”。木构建筑的这类铜构件，可以加固节点和装饰门窗。到了东汉，由于冶铁业的发展，能提供大量廉价、优质的钢工具，石构建筑如石室、石阙、画像石墓等大量涌现。以石阙为例，目前已发现汉代石阙二十余处。建安十四年（公元09年）建成的四川雅安高颐阙最为精美，其上仿木结构，做出直料的基座、层檐和斗拱。953年发掘的沂南东汉画像石墓全由石块砌成，其中有一幅画面为两个院落组成的建筑物，并有角楼、石阙、华表，对研究汉代建筑布局很有价值。
西汉时已出现多层建筑，到东汉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梁柱上再加梁柱的迭架技术的应用，表明了木构技术的重大发展，奠定了后世木构高层建筑技术的基础。
宫殿建筑和万里长城秦汉时期，宫殿建筑技术取得了巨大成就。虽然其主要形式仍是战国时期盛行的高台建筑，但规模更加庞大宏伟。所谓“高台建筑”，是一种夯土和木结构相结合的建筑形式，它把许多单体建筑聚合在一个阶梯形夯土台上。秦代建成的咸阳新宫、朝宫等都是在夯土台群上修建的庞大宫室殿屋群。公元前年秦始皇兴建的朝宫，尤其华丽壮观，朝宫的前殿就是著名的阿房宫，《史记》中称它“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
在建筑技术上有着伟大成就的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从战国时代起，燕、赵、魏、齐等国便各筑有长城以防备其他国家和游牧民族的侵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用三十六万民工，花了十多年时间将列国长城连接起来，西起临洮，北达阴山，南至雁门关，东接燕长城直达辽东，工程十分浩大。以陕西韩城县现存魏长城为例，基部宽7米，顶宽4米，用黄土夯筑，烽火台每边宽7米，高9米。现存的秦长城有的用粘土夹杂碎石夯紧，夯窝小而密集，相当坚牢。汉代修筑长城的技术和规模又远胜前代。《居延汉简》称汉代长城是“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玉门关汉长城残高仍有4米多，自地面50厘米处起，每5厘米铺芦苇一层，夯土中加入小石子。烽火台每边宽7米，高达5米，有的用土坯砌筑，也夹有芦苇以增强抗压力，防止冲刷。长城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磅礴气概和聪明才智，反映了当时测量、规划设计、建筑和工程管理的高超水平。
城市建筑和规划古代建筑规模的宏大和技术的进步，又表现于城市的建筑和规划。汉长安城周长达5公里，比当时的罗马城要大三倍，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有重要地位。这座城设有十二座城门，门道下有砖券下水道。城内三分之二为皇室、贵族占有，其中，未央宫竟占全城面积近四分之一。有八条主要街道，可容十二辆马车并列驰行。又设有九个“市”。居民多在城的东北隅。全城划分有0个街坊，所谓“街衢相径”，在城市规划上已有很高水平，趋于定型。张衡《西京赋》说是“廓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正是这一大城市的真实写照。汉初建长安城进行了多年，每次征发距长安城六百里以内的农民十四万人服役（为期一月），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贵族宅第“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琐”。由于崇尚厚葬，在营造墓室方面，也是煞费经营，造成极大的糜费。而平民百姓则是穷困到“无立锥之地”，居住条件极为简陋。
《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
第二节水利秦代的水利事业秦代开通的水渠和运河，有秦渠、灵渠和江南运河。
公元前5年，秦将蒙恬领兵十万，驻守在现今的后套地区。为解决军粮，组织士兵在黄河沿岸开垦土地，修筑灌渠，此即秦渠。秦渠位于宁夏平原，从青铜峡边开凿上口和下口两个渠口，经金积，引黄河水向东北流，过灵武城北，全长75公里，有大小支渠道，灌溉农田8万亩，至今仍在使用。公元前4年开凿的灵渠，沟通了湘桂交通。船只可以从湘江过灵渠到达桂江。灵渠全长35公里，主要工程有铧嘴、大小天平、北渠、南渠。当初灵渠的主要功能是航运，现在则主要用于灌溉。关于江南运河，据《越绝书·吴地传》记载“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
汉代的水利事业汉代，水利事业蓬勃发展，水利工程布及全国。有名的水利工程如山河堰是汉水支流褒水上的著名引水灌溉工程，传说是楚汉相争时，由萧何、曹参主持修建的。六辅渠是兒宽于元鼎六年（公元前年）主持兴修的，以郑国渠北面的冶峪、清峪、浊峪等几条小河为水源，灌溉地势较高而郑国渠又无法自流灌溉的农田。白渠是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修建的，因为是赵中大夫白公建议修筑的，故因人取名。它“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成国渠大约汉武帝时修筑，从今眉县引渭水，东北流，穿过漆水河，至今兴平县境入蒙茏渠，灌溉今眉县、扶风、武功、兴平一带的农田。龙首渠大约是汉武帝元朔至元狩年间（公元前8—前7年）修建的。它引洛水灌溉临晋平原，当渠道通过商颜山时，采用井渠施工法，开创了隧洞竖井施工的先河。在施工中，由于挖掘出恐龙化石，故取名龙首渠。六门筦，又称六门陂，是汉元帝时南阳太守召信臣于建昭五年（公元前34年）主持修建的。它位于穰县（今河南邓县）之西，壅遏湍水，设三水门引水灌溉。元始五年（公元5年），又扩建三石门，合为六门，故称六门筦。鸿隙陂是汉成帝以前修的，位于淮水和汝水之间，是具有相当规模的蓄水灌溉工程。鉴湖，又称镜湖，是东汉永和五年（公元40年）由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修筑的。它是在各分散的湖泊下缘修一道长围堤，形成一个蓄水湖泊。“堤塘周回三百一十里，都溉田九千余顷。”“水高田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闭湖泄田中水入海，浙以无凶年。”黄河的治理《中国水利史稿》（上册）第5、页，水利电力出版社979年版。《汉书·沟洫志》。
见《通典·州郡》十二所引刘宋孔灵符《会稽记》。
治理黄河，是汉代的重大水利工程。西汉初年，黄河尚比较安定，只在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8年）“河决酸枣，东溃金堤”。决口后曾派许多民工前往堵口，从而揭开了汉代治黄的序幕。汉武帝时，黄河决口频繁出现，曾造成连续二十三年的泛滥灾害，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09年）派汲仁、郭昌主持堵塞决口工程。在几万民工的奋斗下，终于堵住了决口，这就是瓠子堵口。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9年），黄河又在馆陶和东郡金堤一带决口，淹没土地十五万顷，成帝派王延世主持堵口工程。王延世采用竹笼装石“两船夹载而下之”的施工方法，很快将决口堵住。可是只过了两年，黄河又在平原决口，这以后的近百年内，黄河泛滥不止，封建统治者不积极治河，致使人民灾难深重。直到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9年），才派王景主持治理黄河。王景动员组织了数十万人修筑黄河大堤，花费以百亿计。一年后，工程完成，使改道后的黄河河床得到固定，摆脱了原来高出地面的地上河床，使洪水灾害相应缓解。王景在治理黄河的同时，又整修了汴渠，“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从而发展了水门技术。
汉代的水利史专著汉代出现了水利史专著——《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河渠书》的体例是司马迁首创的，它系统论述古代治水史实以及当代的防洪、航运和农田水利建设的主要成就。同时，也指出少数水利工程效益短暂，得不偿失，要人们从中吸取教训。比如山西引汾溉汾阴，引河溉汾阴蒲板的工程，仅利用几年，就因河流摆动位移，使工程失效。褒斜航道工程，修成后，因坡度大，水流急，不能通航。龙首渠花了十余年修筑，可是使用时间很短，造成惊人的浪费。这种从正、反两方面来写水利史的方法是很有价值的。《汉书·沟洫志》是《史记·河渠书》的续篇，“沟洫”二字，规模太小，不如“河渠”取义恰当。将《沟洫志》与《河渠书》对照，不难发现，《志》前面约三分之一的内容，基本上全部抄录自《书》，但有的地方作了简省，有的略有增加，有的只是个别字作了改动。自元鼎六年（公元前年）起，为《志》的新内容引泾增修六辅渠和白渠的由来与过程；齐人延年关于引河入内蒙古大沙漠然后东流入海的大胆设想及建议；黄河决口改道的历史及治理方策的多次论争；王莽当权时，王横在议论治河的言谈中，曾引《周谱》记载“定王五年（公元前0年）河徙”。这是黄河改道最早的记载。这些记载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对后代的治水工作有实际意义。《史记·河渠书》。
《后汉书·循吏·王景传》。
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第37页，商务印书馆98年版。
第三节纺织秦汉时期纺织技术的发展秦汉时期，纺织技术较前代更为发展，各种纺织品的质量和数量都有很大提高。
汉时纺织品的花色品种十分丰富。以丝织为例，在缯或帛的总称下，有纨、绮、缣、绨、䌷、缦、綮、素、练、绫、绢、縠、缟、■、■，以及锦、绣、纱、罗、缎等数十种。这说明当时织造技术达到了纯熟的境地。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汉代出现了彩锦，这是一种经线起花的彩色提花织物，不仅花纹生动，而且锦上织绣文字。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丝织品中，还发现了几种起毛锦，说明汉代就创造了起绒织物，并成为我国传统的织锦工艺之一。汉代的布以麻、葛为代表。麻布的质量很好，有些甚至可以和丝、罗、绮相仿。此外，汉代还把毛织成或赶成毡褥，铺在地上，这是地毯的肇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纺织品，反映了当时纺织技术的高水平。经鉴定，马王堆出土丝织品的丝的质量很好，丝缕均匀，丝面光洁，单丝的投影宽度和截面积同现代的家蚕丝极为相近，表明养蚕方法和缫、练蚕丝的工艺已相当进步。“薄如蝉翼”的素纱织物，最能反映缫丝技术的先进水平。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素纱禅衣，长0厘米，两袖通长90厘米，领口、袖头都有绢缘，而总重量只有48克，纱的细韧是可想而知的。这样的丝，如在缫丝工艺、设备、操作各方面没有一定水平，是根本生产不出来的。染色工艺在秦汉时已很发达，有一染、再染，加深加固颜色的技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彩色套印花纱及多次套染的织物，据分析共有3种色象，其中浸染的颜色品种有9种，涂染的有7种，以绛紫、烟、墨绿、蓝黑和朱红等色染得最为深透均匀。在染料上，无论是植物性染料、动物性染料还是矿物性染料的运用，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经过练染加工的织物，颜色绚丽，光彩动人。
汉代织物上的花纹图案，内容多为祥禽瑞兽、吉祥图形和几何图案，组织复杂，花纹奇丽。在织造技术上，主要有彩绘和印花两种形式。彩绘和印花，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很多，归纳起来约为两种一是彩色套印，一是印花敷彩。“两者的共同点是，线条细而均匀，极少有间断现象，用色厚而立体感强，没有渗化污渍之病，花地清晰，全幅印刷。这可见当时配料之精，印制技术之高，都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纺织机械的发展秦汉时期，纺织机械主要有纺车、布机、提花机等。汉代的纺车是由一个大绳轮和一根插置纱锭的铤子组成，绳轮和铤子分装在木架的两端，以绳带传动。纺车既可加捻，又能合绞，和纺坠相比能大大提高制纱的速度和质量。秦汉时期的布机，由滕经轴、怀滚、马头、综片、蹑等主要部件和一个适于操作的机台组成。由于采用了机台和蹑，操作者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条件，可用脚踏提综，腾出手来更快地投梭引纬和打纬，从而提高了织布的速度和质量。提花机是比一般布机更复杂的织机。据汉代王逸《机妇赋》记载，汉代的提花机已经基本上具备了中国传统提花机的各种主要部件，从性能方面看，已经能织造任何复杂变化的纹样。秦汉时期的纺织机械，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李约瑟博士认为，西方的提花机是从中国传去的，使用时间比中国晚四个世纪。
第四节采矿汉代矿业的特点秦汉两代具体记载采矿技术的文献非常缺乏。除了一些零星记载外，没有专著。从文献和考古材料来看，汉代采矿业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开采的矿藏种类增多。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开采的主要矿藏有铁、铜、金、银、锡、铅、丹砂、盐、玉、石油、天然气、雄黄、雌黄等十余种，其中尤以盐、铁、铜的开采规模最大，获利最多。“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公元前一世纪时，每年十万余人去“攻山取铜铁”，所凿矿井深达“数百丈”。汉武帝时，全国设铁官49处，盐、铁官所在地一般即是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从《汉书·地理志》及《续汉书·郡国志》的统计对比中得知，铁官所在地的4％是铁的产地。当时比较有名的54个采矿点分布在3个郡国。第二是开采的矿石种类有所增加。以铜为例，汉以前开采的铜矿石主要是孔雀石〔u（o3）（oh）〕、自然铜（u）、赤铜矿（uo）和蓝铜矿〔u3（o3）（oh）〕。汉代又增加了硫化铜（）。山西运城洞沟东汉铜矿遗址就是开采硫化铜的古矿井3。第三，矿井中运输矿石的工具有显著进步，出现了和现在手工煤窑用的四轮小斗车类似的车子。河北承德汉代矿冶遗址出土了这种车子的铁车轮。
汉代采矿技术关于汉代的采矿技术，由于文献缺乏，我们只能据现存汉代古矿井了解。比如河南巩县铁生沟，有汉代采铁矿的矿区，内有方形和圆形两种竖井。类似的竖井在徐州利国驿汉代冶铁遗址采矿区也有发现。铁生沟矿井是沿矿脉平行掘进的，井下有道，有的巷道为斜坡形，可能与矿脉走向有关。沿巷道下掘，便进入矿床。从竖井和斜巷的位置看，当时已对不同的矿床采取了不同的采掘方法。
河北承德专区汉代铜矿遗址，矿井约有一百多米深，中部采矿场上，遗留有坑木，整齐地堆成四方形，有两米多高，已经朽坏。有的坑木被压断，坑道里尚有未运走的矿石。矿石从坑道顶端（即掌子面）开采下来后，先运到采矿场，然后从矿井中运出去。发掘出来的采矿工具有铁锤、锤形器、钎子、铁锄、铁车轮等。由于矿井顺着矿脉开凿，因此矿井的形状不是直上直下，而是弯曲的。在有斜坡的地方，矿石靠人背，在平坦的坑道里，则用斗车拉。
930年，山东滕县宏道院出土的一块汉代画像石刻，描绘出采矿的劳动《汉书·食货志》。
《汉书·贡禹传》。
3安志敏等《山西运城洞沟的东汉铜矿和题记》，《考古》9年0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巩县铁生沟》，文物出版社9年版。罗平《河北承德专区汉代矿冶遗址的调查》，《考古通讯》957年期。场面。在开采场里，有的用镐挖，有的用钎凿，还有三人合作的场面一人扶钎，两人用锤打。矿石挖出后，从竖井中提升出去3。这个画像石刻与古矿井遗址反映的情况相符。
3见《文物》959年期。
第五节冶金秦汉冶铁业的发展秦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有利于钢铁技术的进步。始皇陵侧出土的秦代大型铁铧长达三百毫米，重十余斤。近年来河北围场县等地也先后出土秦代铁权。从战国时已用“铁杖”，“铁殳”作兵器看，《史记·张良传》记载夯土使用重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当非虚传。
汉代冶铁业较秦有更大发展。西汉中期，武帝刘彻和桑弘羊等实行盐铁官营，全国设立了四十九处铁官，人力物力相对集中，推广先进技术。西汉三大手工业中，冶铁业占着主导地位。《汉书·贡禹传》说当时“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实际上包括民间开采以及《盐铁论》所说“家人合会”这类小规模经营方式在内，参与冶炼铜铁的人数远不止此。西汉末年和新莽时期以盗铸论罪的数以十万计，就是证明。在广大群众实践的基础上，汉代出现了规模宏大的冶铁作坊。以河南为例，解放以来，经过普查、发掘和据文献所载，可以确定有冶铁遗址的所在已有十八处，所占面积达数万平方米至十余万平方米。其中，如巩县铁生沟、南阳瓦房庄、郑州古荥镇均经大规模科学发掘。巩县铁生沟发现大量经破碎拣选的矿石和木炭、铁渣，炼炉遗址十八座和藏铁坑、大铁块多件。南阳瓦房庄在三千平方米的发掘区域内，找到三个铸造区和一个炼钢锻造区，发现多个熔炉遗址，“人排”遗迹，大量铁范、泥范和各类铁器、耐火砖等。郑州古荥镇95年、975年两次发掘，发现两座大型炼铁高炉遗址，大积铁多块，其中最重者达二十多吨，烘窑十余座和大量泥范、铁器、铁渣、鼓风管、矿石等。温县西招贤村冶铁遗址在一座烘范窑内出土三百多套完整的叠铸泥范。这些重大发现为研究汉代冶铁生产和冶铁技术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炼铁技术在炼铁技术方面，以古荥冶铁遗址为例，一号高炉炉缸呈椭圆形，面积达8.5平方米，炉高约5—米，炉容达到50立方米左右，估计日产量有半吨到一吨，在当时技术条件下，这是相当可观的，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椭圆形炉型反映了冶铁工匠增大炼炉产量的重大努力和对鼓风与炉径相互制约关系的深入认识。在古代鼓风器风量、风压较小的情况下，这是扩大炉容，多加鼓风器，使风能达到炉缸中心的一个途径。炉基南面的坑中重达二十余吨的大积铁，证明高炉曾多次修筑、使用。对积铁、铁块和铁渣的分析和计算，证实汉代已有意识在炉料中加入石灰石作熔剂，以降低炼渣的熔点，改善渣的流动性和炉况。
汉代的生铁一般是高碳低硅的白口铁。由于炉温增高和熔铸技术的改进，从西汉前期起，就出现质量比白口铁为优的灰口铸铁，如河北满城刘胜墓所出车■就是用灰口铸铁造的。南阳瓦房庄出土的西汉东汉铁釜、浇口各一件则是高磷灰口铸铁。磷份增高，使铁水流动性改善，适用于薄壁大型容器的铸造，即使在现代也还有这样使用的。汉代出现这种新的铸铁材料，应是冶铁工匠有意地加入高磷铁矿或富磷熔剂的结果。特别重要的是，在巩县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出土的铁器组织中还发现了质量十分优良的球状石墨（铁生沟铁铲和瓦房庄铁䦆），与现行球墨铸铁国家标准中的一类级球状石墨相当。球墨铸铁是947年才在英国研制成功的一种高强度铸铁材料，目前在工业生产中应用广泛。在其研究过程中曾受到韧性铸铁中偶而出现的球状石墨的启发。而我国早在西汉后期已出现了球墨铸铁，可说是冶铸史上的一个奇迹。
制钢技术汉代工农业生产和军事活动的需要，使各种制钢技术得到蓬勃发展。西汉前期刘胜墓所出钢剑，经检验是由块炼铁渗碳反复锻打而成的，由于锻打次数增多，钢的质量比战国燕下都钢剑有明显提高。到了东汉时期，又出现了以炒钢为原料的经“三十炼”的金马书刀和钢刀。《汉金文录》著录的永元错金书刀，铭文为“永元十六年（公元04年）广汉郡工官卅炼史成长荆守丞主”。974年山东苍山县出土的东汉钢刀，铭文有“永初六年（公元年）五月丙午造卅炼大刀吉祥”，为接近共析成份（碳含量千分之八）的高碳钢锻成。稍后一些时期，在东汉中平年间（公元84—89年）又出现具有“百炼清刚”铭文的百炼钢刀。
另一卓越的制钢工艺——铸铁脱碳成钢，则是从高度成熟的铸铁柔化术衍变而来。通过长期反复的实践，汉代冶铁工匠对于生铁的机械性能随着碳份的高低而变化这一点已有深入的认识。在实践上，他们能够把碳含量达4％左右或更高的铸铁，经过脱碳使内层也消除白口铁的组织，通体都成为高碳钢。这样，就创造了一种在固态下通过高温脱碳处理，把生铁变成钢的先进工艺。郑州东史马出土的东汉铁剪和南阳东汉铁戟等，就是这样制成的。由于生铁在浇注过程中，非金属和金属夹杂物可上浮撇去，金属组织较为纯净。因此，铸铁脱碳后所得到的钢，和现代碳素滚珠轴承钢的质量相近。这种制钢工艺从目前资料看，是我国所独有，很有独创精神。
西汉时期钢铁技术最重大的成就是炒钢（或炒铁）的发明。它是在地面上挖出缶状炉缸，内层涂以耐火泥，上置顶盖，做成炒钢炉。冶炼时，将生铁料烧成熔融或半熔融状态，鼓风吹炼并加搅拌，使成为熟铁，或在有控制地脱碳的条件下成为低中碳钢以至高碳钢。流传至今的传统炼钢工艺仍沿用了这种方法。因为它以生铁为原料，价廉易得，生产率高，因此和其它制钢方法相比，有极大的优越性。它的出现和逐步推广改变了整个冶铁生产的面貌，是钢铁发展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炒钢技术及热锻制钢，大大促进了百炼钢的发展，使之进入成熟阶段。巩县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都出土有炒钢炉，说明炒钢技术可能在西汉中期或稍迟时已经发明。东汉时期铁器种类增多，锻铁器比铸铁器有明显增加，铜兵器全被铁兵器取代，社会生产力也较西汉有提高，这和炒钢的发明和推广是分不开的。
制钢术的进步，需要更多的生铁作原料，从而促进炼铁技术的发展。巩县铁生沟似已试用煤来冶铁。用煤作燃料是冶铁技术提高的重要因素。在鼓风技术方面，东汉时期以水力为动力，创制了“水排”鼓风装置，在钢铁史和机械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从南阳地区诸冶铁遗址的实地调查看，有些炼炉即建在河边，很可能采用水力鼓风。南阳自战国以来即以冶铁著称，南阳大冶孔仅曾任西汉大司农和大农丞领盐铁事等要职，境内又有丰富的水利资源，“水排”在这里产生是很自然的。
铸造技术在铸造技术方面，汉代使用铁范和韧性铸铁更加广泛，技术上高度成熟。如南阳瓦房庄出土经检验的铁农具就有八件是韧性铸铁的，并且大都是质量较好的黑心韧性铸铁。它们铸作精细，退火完全，有的和现代韧性铸铁已无原则区别。温县烘范窑出土的叠铸范是战国齐刀币叠铸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其中共有十六类铸件，三十六种规格，如各种车马器和权等，最多的一次可铸得八十四件铸件，工艺设计和制作都十分精巧。为了易于清理、打磨，内浇口薄仅毫米，采用预热铸型浇注。这一技术在解放后多年内仍被一些工厂用以大批量地铸造纺织机、缝纫机的零件。
汉代《淮南万毕术》说“曾青得铁则化为铜。”“曾青”指天然硫酸铜。它与铁作用得金属铜。这就是胆铜法，它开创了水法冶金的新途径。关于铜镜铸造方面，长期使人们感兴趣而又众说纷纭的是透光镜的铸作。河南省博物馆所藏西汉铜镜一面，经过测试，证实有“透光”效应。近年来经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与试制，已经弄清楚它的作用机理，主要是由于镜体很薄，又在背面铸出花纹，冷却时造成铸造应力，再加磨制，而使镜面具有微小的曲度，这样在光的照射下，就可将镜背花纹、文字反映出来。汉代一些少数民族如居住在滇池周围地区的滇族具有发达的青铜文化。
石寨山、李家山等处先后出土的大批青铜器和铜柄铁剑等，造型、铸作都很精美。其中，如贮贝器盖的细小部件，应是用失蜡法铸成的。大量青铜农具（如斧、䦆等）的出土，证实这里也和商周时中原地区一样，曾使用青铜农具进行耕作。汉代式样的“滇王之印”和铜洗，又说明汉代在云南设郡后，这一地区和中原的联系有所加强，加速了经济、文化发展。此外，如广西岭溪县等地出土的五铢钱、铜鼓等，也是各民族间文化交流，共同发展的实物例证。
赵新来《介绍一面西汉透光镜》，《河南文博通讯》979年3期。第六节机械农业机械农业机械方面，牛耕的推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汉武帝时推广大型铁农具，牛耕得到进一步普及。所谓“耦耕”，当是两牛抬扛合引一犁的耕作方式。汉代畜力犁已采用犁壁，从山西平陆等地汉墓出土的犁耕图看，犁由犁辕、犁梢、犁底、犁铧、犁壁组成，并可用犁箭调节耕地深浅，已基本定型。长江中、下游，在西汉时期农业生产还比较落后，如《史记》所说“饭羹鱼，或火耕而水耨。”东汉以后，南方逐步推广水利与牛耕，并普及东北、西北和西南的部分地区。
由赵过倡制的三脚耧，是武帝时期推广应用的先进播种机械。它有三条耧脚，下套三个小铧，用来开沟；每两脚间为一田垄；由闸板调节耧斗开口，以控制种子流量；耧后拖挂一木棒，木棒下端为方木框，横放垄上，一次可完成开沟、下种、覆盖等工序。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畜力播种机。《盐铁论》说“铁器，民之大用也。”又说“器便于不便，其功相计而倍也。”这正是汉代对使用农业机械和先进农具的正确认识。
扬水机械和风扇车在扬水机械方面，除使用桔槔和辘轳外，到东汉毕岚已发展为翻车。《后汉书·宦者·张让传》记载中平三年（公元8年）“又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翻车主要是应用链传动的原理，将低处的水提升到高处，可用于灌溉和排水等。它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扬水机械。
西汉时，我国已经使用了轮扇。《西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工丁缓作七轮扇，连七轮，大皆径丈，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寒颤。”973年河南济源县西汉晚期墓葬中出土了陶风扇车明器。这说明至迟在西汉晚期，已经发明了谷物脱粒后，清理籽粒，分出糠粃的风力机具。它把轮扇连续扇风以及籽粒重则沉、粃轻则飏的经验巧妙地结合起来，应用于一个机械之中，确是一种新颖的创造。在辽阳三道壕东汉晚期古墓的壁画上还有另一种玩具风车。
水碓用脚踏碓来舂米，发明很早。东汉时桓谭《新论》载有水碓，已利用水力驱动水碓。南阳地区又用水力来驱动鼓风器，称为“水排”，更是机械史和冶金史上的重大发明。欧洲十六世纪用水力鼓风，对当时的钢铁生产曾起了很大作用。中国“水排”的使用比欧洲早一千七、八百年。由于它“用力少，见功多”，逐步得到推广，直到近代，在东南、西南等地区仍有使用于炼铁的。水排是根据水碓凸轮传动的原理，使水碓通过曲柄摇杆、绳、绳轮和鼓风器联接而创制的，是中国最早的具有动力机、传动机构和工作机的机器。据《后汉书·杜诗传》记载，南阳太守杜诗注意冶铁生产，兴修水利，“造作水排”，对这一鼓风机械的推广应用，起了促进作用。
候风地动仪汉代在机械方面的另一杰出成就，是张衡发明的著名的候风地动仪。中国古代对地震这一自然灾变早有认识，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地震记录，从而产生了创制地震仪的科学构想。张衡生于东汉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后汉书·五行志》载，从公元9年起，连年发生地震，出现地裂、山崩等灾变。正是在这种地震频仍和战国以来机械学发展的基础上，经过刻苦的钻研、摸索，张衡在阳嘉元年（公元3年）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地震仪（候风地动仪），比欧洲同类仪器早一千七百年。据《后汉书·张衡传》，候风地动仪是用精铜铸造，形似酒樽，直径约.94米，高约.7米的大型仪器。器内正中立有“都柱”，周围有八条滑道（“八道”），装有八组杠杆。樽体周围按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八个方向排列铸有八个龙头，分别对应“八道”。龙头口含铜丸，下蹲八个张口向上的铜制蟾蜍。它的原理和现代倒立式震摆相同。当地震震中较远时，由于体波（在地球内部传播的地震波）传播速度较快，首先被仪器接收，因惯性作用，都柱倾倒，通过杠杆作用，龙口张开，铜丸落入蟾蜍口中，发出响声，即可报知地震。文献记载及现代实验表明，这种装置能测得一、二级的无感地震。地动仪和张衡所制浑仪、浑象都设在洛阳灵台。有一次陇西发生地震，地动仪的西方龙口落下铜丸，从而作出正确的记录。过了几天，人们才从驿马邮传知道陇西地震的确讯。这证实了地动仪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是符合科学原理的。它的结构和形象，由王振铎先生复原，现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内。此外，张衡还发明了水运仪象（“作浑天仪，以漏水转之于室内”），这是我国第一台用水力作动力的天文仪器，又是最早的机械计时器。
《西京杂记》记载“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太什执辔，大将军陪乘，名为大驾。司南车，驾四，中道记道车，驾四，中道。”沈约所著《宋书》与《宋史》都说张衡制作过司南车，或称指南车。记道车又叫记里鼓车。它利用车轮的转动自动表示出车行的里数，和现代汽车上的里程表的作用相同。
机械中转动原理的应用秦汉时期，机械中应用了凸轮传动、链传动、曲柄摇杆传动等原理，这是这一时期机械技术的重要成果。根据考古发掘所得的实物和文献记载，至迟在西汉就发明了齿轮，并且不久就应用了齿轮系。975年山西省永济县出土了两个铜齿轮，相互啮合较好。据同时出土的遗物推断，这两个齿轮至迟是西汉的遗物。记里鼓车必是通过齿轮系传动实现准确可靠的记程，张衡的水运仪象和指南车也必是采用了齿衰神到最新章节轮系。可见，汉代已对齿轮传动比有定量的认识，这是机械学的重大进步。秦汉时期掌握的几种基本的、重要的机械传动原理，为后世机械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第93页，科学出版社9年版。陆敬严、田淑荣《中国古代齿轮新探》，同济大学科技情报站印。
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第93页，科学出版社9年版。《西京杂记》记载，西汉巧工丁谖作“被中香炉”，在任何位置均保持水平不致倾倒，其持平装置和现代陀螺仪的万向支架相似，反映出汉代机械学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机械与冶金技术的发展发明与应用机械，要求有相应的制造技术。金属零部件的采用对机械制造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冶金技术的发展使金属切削加工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近年在河北满城一号汉墓中出土的五铢钱，其外圆上有车削或锉削的痕迹，刀花均匀，切削振动波纹清晰，椭圆度很小。同墓出土的器物中，还有铁锉、铁凿、三棱型青铜钻、青铜弩机和青铜箭头等。其中，青铜弩机的结构相当复杂，但加工精度和表面光洁度很高，青铜箭头经过了抛光。以上表明当时的金属加工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不仅反映了当时高超的冶铸技术，也展示了各种机械联接方式，如镶铸、铸焊、对焊、钎焊、过盈联接、销联接、铆接以及精确的孔加工技术和装配技术。王莽时中国已有先进的测量工具，其结构和功能基本上与现代卡尺相同。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版）第四卷第二分册，第页。第七节交通运输陆路交通秦汉时期，陆路和水路交通都得到了较大发展。
驰道和栈道的修建，是秦汉时期规模宏大的筑路工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筑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修了多条大道。如从咸阳到今包头西面修筑的驰道，宽达米，有的路可高出道旁—.5米，用红砂岩石填筑，山口凿出宽达50米的通道，工程技术水平很高，规模很大。
栈道的修筑始自战国，秦汉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栈道盘旋于高山峡谷之间，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工程技术措施，或凿山为道，或修桥渡水，或依山傍崖构筑用木柱支撑于危岩深壑之上的木构道路，表现了在筑路工程中适应十分复杂的地形条件的出色的技术能力。西汉前期已有四条通四川的栈道。东汉时在三门峡黄河北岸开凿栈道，于花岗岩悬崖上，向壁凿出凹字形空间，路面宽—米，工程非常艰险，至今犹存和平年间的题记。
陆路交通的主要工具是各种车辆。汉代车型名目繁多，如《汉书·舆服志》所载辂车、安车等。车辆设计因不同的用途而异，大多为两轮车，还有结构简便、灵活适用的独轮车和稳定性强、载重量大的四轮车。辽宁辽阳西汉遗址出土有铁车輨（车轴承）、车■（铁圈）等物，说明汉代已在车轴上加铁圈，使与铁轴承相配，其间加上油脂润滑，以增强车轮的牢固性，减少与轴承的摩擦力。
水路交通和造船业与陆路交通相并行的是水路交通的发展及造船业的兴盛。秦代开凿的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它的总体布局和具体设计都是很科学的，在我国和世界航运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汉代已有比较完整的水军体制，发展了用途不同、类型多样的舰船。东汉刘熙在《释名》中记载有艨艟、舰、船、艇等船型，分别用于作战、航行。此外还有“高十余丈”的“楼船”。
汉代船舶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橹、舵和布帆等的发明和应用。橹是比桨效率高的推进工具，俗语有“一橹三桨”之说。船尾舵的出现大概在两汉之交，它使人们能够轻便灵活地掌握特定的航向。刘熙《释名》说“随风张幔帆。帆，汎也，使舟疾汎汎然也。”这说明至迟到东汉已使用布帆，它是利用风力解决船舶动力问题的重大发明。橹、舵、帆的使用，标志着汉代造船、航海技术已较成熟。有人认为，974年在广州发掘的秦汉遗址，是一所造船工场，并据船台规模推算，已能造宽达七、八米的大船。但也有人认为这处遗址是一水上建筑。因此，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由于造船、航海技术的成熟，海上交通已很发达。史书记载，汉武帝时，海路交通已可达今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斯里兰卡、马来半岛等。在朝鲜、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曾有汉代文物出土，是当时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东汉桓帝时，大秦王派遣使者航海来到中国，又开辟了中国和大秦之间的海上通路。这在本卷别处都已有所论述。
第八节造纸术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关于造纸技术的起源，它的发明者究竟是谁，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论。长期以来，人们根据《后汉书·宦者·蔡伦传》的记载，一直认为纸是东汉蔡伦于永元十七年（公元05年）发明的。但近年在甘肃金关、陕西扶风、甘肃天水放马滩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先后发现了西汉古麻纸，从而说明我国至迟在西汉就已经发明了造纸术。这在本编第三章中已有较多的论述。
蔡伦虽不是纸的最初发明者，但他是造纸技术史上杰出的革新家。蔡伦字敬仲，桂阳（今湖南耒阳）人，是汉和帝时的宦官。永元十七年（公元05年）他把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旧鱼网制成的纸，献给汉和帝。这种纸非常受人欢迎，并很快在全国得到推广，“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在造纸工艺方面，除漂洗、碎切、浸沤、舂捣、打浆外，还可能采用了用石灰碱液进行烹煮的化学处理方法，以使植物纤维更易分解。蔡伦的伟大功绩在于他“造意用树肤、麻头、敝布、鱼网为纸”，在造纸原料上和方法上都有革命性的改进，使得纸的大量生产成为可能，为纸的推广和普及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蔡伦之后，东汉末建安年间，东莱（今山东黄县东南）人左伯，字子邑，“擅名汉末，又甚能作纸”。南齐萧子良在答王僧虔的信中说“左伯之纸，妍妙辉光。”据说左伯的造纸法到唐代还在沿用，但具体制法已不可考。第九节陶瓷陶塑技术秦都咸阳宫殿遗址出土的大量空心砖、板瓦和瓦当，以及秦始皇陵陶俑坑出土的大批兵马俑，反映了秦代制陶技术的高超水平，在出土的大批兵马俑中，最高的将军俑身高达.9米，陶马体型大小与真马相似，高约.70米。俑是泥质灰陶，相当坚硬结实，烧成温度在900度左右，气孔率％，吸水率5％，这说明俑是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
汉初的陶塑艺术，明显继承了秦代的艺术风格。型体虽比秦代小，但仍然比较高大，注意细节的刻划，形象生动逼真，威严庄重。题材方面，除了军阵场面外，还有宫廷侍女、乐舞、杂技、宴饮等。西汉后期，陶塑所反映的则是地主阶级追求财富，追求生活享乐的内容。到了东汉，陶塑题材更加广泛，有说书俑、农夫俑、舞蹈俑、乐俑、动物俑等。
画像砖和瓦当建筑用陶方面，汉代的画像空心砖比秦代更发展，砖面上拍印的画面，题材更广泛，内容更丰富，形象更生动，使得画像空心砖不单是建筑材料，而进一步成为富有艺术价值的陶质工艺品。这种画像砖，还为今天的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真实资料。如河南郑州新通桥汉墓画像砖。画像内容包括阙门建筑、各种人物、乐舞、车马、狩猎、驯兽、击刺、禽兽、神话故事等四十五种，其中许多内容跟科学技术有较密切的关系。
四川发现的东汉砖室墓中的画像砖，并不是用作建筑材料，而是作为装饰品。这种画像砖的画面题材非常广泛，概括起来大致有五类第一类是生产场面，包括播种、收割、舂米、酿造、盐井、探矿、桑园等。第二类是建筑画像砖，主要是庭院建筑及室内陈设和阙观建筑两项。第三类是社会风俗场面，包括市集、宴乐、游戏、舞蹈、杂技以及官宦士绅的家庭生活等。第四类是车骑出行的场面，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骄奢的生活。第五类是神话故事。
汉代瓦当的特点是文字瓦当占大多数。按文字内容可分为四类宫殿类；官署类；3祠墓类；4吉语类。除文字瓦当外，还有带纹饰图案的瓦当，画面仪态生动。尤其以王莽时期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瓦当为代表作，画面气势磅礴，姿态雄伟。
铅釉陶的发明汉代制陶工艺的一个重大成就是低温铅釉陶的发明。它的应用和推广，为以后各种不同色调低温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铅釉陶大约在汉宣帝以后才有较快发展。到东汉，已在甘肃、山西、河北、山东、湖南、江西等地流行。郑州市博物馆《郑州新通桥汉代画像空心砖墓》，《文物》97年汉骥《四川的画像砖墓及画像砖》，《文物》9年期。
它的主要着色剂是铜和铁，在氧化气氛中烧成。铜使釉呈现翠绿色，铁使釉呈黄褐和棕红色，釉层清澈透明，表面光滑平整。但是汉墓中发现的铅釉陶全是明器，无实用器物。这可能跟它的低温烧成，不宜实用有关。从化学成份上看，这种釉药主要含氧化铅（约5％）和氧化硅（约30％）及少量的金属氧化物着色剂，是一种低熔点（约700℃）的硅酸铅玻璃物质。它的主要原料同古代炼丹家使用的丹药原料十分相似，说明铅釉的发明和发展与古代的炼丹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原始瓷秦代的原始青瓷，是977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内城与外城之间的秦代房基中发现的。它与战国早、中期的原始瓷存在很大的差别，例如，胎、釉原料不同，器物成型方法不同，品种和装饰也不同。从西汉到东汉早、中期的三百年间，原始瓷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且在东汉中、晚期发展为瓷器，其烧制技术已基本成熟，从而开创了我国陶瓷生产的新阶段。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浙江上虞小仙坛东汉瓷窑遗址出土青瓷片的分析，制瓷原料采用窑附近的瓷土矿，烧成温度已达30±00℃，釉料中含氧化钙5％以上，着色剂氧化亚铁（feo）的含量为.％，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为0.58％，其还原比值为.7，表明是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釉呈较为纯正的青色，没有流釉现象。瓷胎的显微结构与近代瓷基本相同，说明东汉时我国已经比较成功地掌握了复杂的青瓷烧成技术。东汉瓷器的主要品种是青釉瓷和黑釉瓷，主要产地在今浙江的上虞、慈溪、宁波和永嘉一带。新出现的瓷器，无论在造型技术和装饰风格等方面，还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与原始瓷相似之处，尚未形成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页，文物出版社98年版。第十节玻璃近年考古发掘表明，我国早在西周时就自创了与西方古代玻璃组成迥异的铅玻璃。战国时玻璃制作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大批精美玻璃珠串即为实物证据。作为文字旁证，公元前四世纪的《庄子·让王》及公元前二世纪的《淮南子·览冥训》中，多次提到“隋侯之珠”。对于这种玻璃珠的制法，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云“隋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
秦汉时期的玻璃制作技术大概掌握在炼丹家手里，主要是伪充真玉，或供服食之用。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说“道人消炼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兼鱼蚌之珠。”自汉代起，又不断有质量较高的外国玻璃输入。《汉书·西域传》载“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出虎魄、壁流离。”与此同时，西方的玻璃技艺也传入中国。
第十一节漆器漆器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据史书记载，在尧舜禹时代，就已经使用加进红或黑色颜料的色漆髹饰食器或祭器。到秦汉时期，漆器手工业的规模和范围更加扩大，髹漆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载，商人在“通邑大都”，可以经销“木器髹者千枚”，“漆千斗”，足见当时漆器业的发达。《史记·滑稽列传》中有关于制漆用“阴室”的记载。漆汁在阴湿条件下聚合成膜后容易干涸，而阴室的建立正是为此创造条件。本世纪以来，各地出土的漆器，种类繁多，质量优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精美漆器，便是漆器工艺提高的明证。名贵的漆器，其价格远过铜器，《盐铁论》说“一文杯得铜杯十”。
汉代漆器的制作有相当细致的分工。从出土汉代漆器的铭文看，当时髹漆技术的工序有素工（作内胎）、髹工和上工（上油漆）、黄涂工（在铜制附饰品上鎏金）、画工（描绘油彩纹饰）、■工（雕刻铭文等）、清工（最后修整）等。此外还有供工（负责供料）、造工（管全面的工师）以及护工卒史、长、丞、掾、令史、佐、啬夫等监造工官，组织十分严密。各工序顺次相接，分工合作，使漆器生产工艺日臻完善，盛极一时。
漆不仅用于漆器，他如船只、建筑物等，也常用漆来保护并增加美观。
由于漆的广泛应用，漆树种植面积很大，种植者亦极富有，《史记·货殖列传》载，“陈、夏千亩漆”，其人与“千户侯等”。
第十二节酿造秦汉时期的制曲技术有明显提高。汉代扬雄的《方言》里，已经出现了许多种曲的名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饼曲也”。饼曲至今仍是通用的酒曲，而秦汉时就已开始制造。秦汉时期酿酒工艺有一个重大革新，即酿酒单独用曲，初步形成了我国酿酒的独特体系。《汉书·食货志》载“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这不仅是最早记录酿酒单独用曲的配方，而且是关于酿酒原料与成品比例的最早记载。秦汉时期的酿醋、作酱工艺也有较大发展。《齐民要术》引汉人所著《食经》说“作大豆千岁苦酒（醋）法用大豆一斗，熟汰之，渍令泽，炊。暴极燥，以酒醅灌之。任性多少，以此为率。”据此可知，我国以酒酿醋的方法至迟应起源于汉代。《齐民要术》还引汉代《食经》中的“作麦酱法”云“小麦一石，渍一宿，炊。卧之，令生黄衣。以水一石六斗，盐三升，煮作卤。澄取八斗，著瓮中，炊小麦投之，搅令调匀。覆着日中，十日可食。”此外还有作肉酱法、作鱼酱法等等。
第十三节制盐煮盐是秦汉时期重要的手工业之一。汉武帝时实行盐铁专卖制度。著名的《盐铁论》反映了盐在当时国家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盐卤即池盐。《盐铁论》则说汉代海盐场规模大的有千余人之多。井盐多集中于四川境内。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今四川双流县境）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近年成都附近汉墓出土的汉画像砖中，发现几幅描写当时盐井的开采情况图，从中可以看到盐井取卤用的起重设施，汲卤滑轮，以及火井煮盐活动等，这表明汉代井盐生产已经具有较高水平和相当大的生产规模。
第十四节石油天然气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石油资源的国家之一。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出现有关石油天然气的文献记载。《汉书·地理志》称“高奴有洧水，（肥）可■”。高奴即今陕西延长一带，这里后来成为我国最早的一处油田。洧水是今延河的一条支流。这里的石油，埋藏较浅，地表经过长期的侵蚀，石油渐渐露出，并在河水携带下，漂浮水面，从而被人们发现。当时人们已知道石油的可燃性，并按其状称之为“肥”。此后又发现甘肃酒泉的石油。《后汉书·郡国志》“酒泉郡”“延寿”刘昭注引《博物记》说，那里的石油“如煮肉洎，羕羕永永，如不凝膏，然之极明，不可食，谓之石漆”。
石油天然气埋藏在地下，它的开发利用，与凿井技术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凿井技术的国家，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氏族时期，已有人工开凿的井。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劳动经验的长期积累，人们凿井技术也向前发展，特别是铁器的广泛使用，为凿井技术开辟了新的道路。春秋时期我国开凿的井，深度有的已超过800英尺。战国后期（公元前年），在李冰的带领下，四川广大地区开始穿盐井、诸陂池，为地质凿井和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最早开始地质凿井的巴蜀地区，恰好是石油天然气的富集区。人们起初并不是为了开凿油气井，而是在挖凿盐井的过程中，偶然发现石油天然气。有人甚至认为天然气井就是盐井3，这与世界其他地区石油天然气的初次开发有着共同特点。
如果说秦汉时对石油的开发，仅限于油苗发现阶段，那么，大量史料表明，当时人们对天然气这种新能源的认识和开发利用已达到较高水平。最初的天然气井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火井”。四川临邛县的天然气井是我国记载较早的天然气井之一4。《华阳国志·蜀志》提到“孝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又穿临邛、蒲江盐井二十所。”这说明西汉宣帝时临邓已广开盐井，在这基础上发现临邛“有火井，夜时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跃数十里。”又据刘敬叔《异苑》卷四载“蜀郡临邛县有火井。汉室之隆，则炎赫弥炽，暨桓、灵之际，火势渐微。”可知临邛天然气井最晚应始于宣帝之后，“汉室之隆”的时期，也就是通常所说“光武中兴”这一阶段，即公元5—54年。人们很快根据天然气的可燃性，把它用于照明，“以竹筒盛其光，可拽行终日不灭也”。因为天然气燃烧所发出的热量大，温度高，比干柴、木炭等燃料的性能优越，所以人们把它用于煮盐生产。天然气井是开凿盐井的副产品，同时也促进盐业生产的发展。四川成都西门外出土的汉代画像砖提供了当时人们利用天然气煮盐的情景。五口大锅，并排置于灶上，在灶门处排列着三、四根管线，直通锅底，这些并排的管子，输送天然气，供盐锅下燃烧用以煮盐。另外，邛崃见王先谦《汉书补注》。
（美）维斯里·欧文《石油发现者的历程》（英文版）。
《华阳国志·蜀志》。
3《文选》引左思《蜀都赋》刘逵注。
4见《后汉书·郡国志》“蜀郡”“临邛”刘昭注引《博物记》及《蜀都赋阳国志·蜀志》。
见（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版）第四卷第二分册图39的说明文字。县花牌坊出土的另一块画像砖也表明，汉代我国劳动人民已开始利用天然气煮盐3。用天然气煮盐，蒸发快，收效大。据《后汉书·郡国志》“蜀郡”“临邛”刘昭注引《蜀都赋》注云“取井火还煮井水，一斛水得四五斗盐，家火煮之不过二三斗盐耳。”此外，《华阳国志》、《四川总志》等书也有同样的记载4。这些资料表明，中国人不仅创建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天然气井，而且最早利用天然气从事盐业生产。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征服天然气的国家，并以此为能源，为世界科技史和能源开发史谱写出光辉灿烂的篇章。
天然气井是钻凿水井和盐井过程中发现的。它的燃烧现象，曾使科技不发达的古代先民为之迷惑。《汉书·郊祀志》记载，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年）“祠天封苑火于鸿门”。同书《地理志》中亦有“西河鸿门县有天封苑火井祠，火从地中出”的记载。另外，应劭在《地理风俗记》中亦提及訚阴县火井庙。上面所提到的鸿门、訚阴即今陕西省神木县一带，属于鄂尔多斯盆地的东北边缘，这一带出现天然气苗是极可能的。古代先民最初接触到天然气时，认为地下冒火是神的表现，所以建庙立祠，以示恭敬。像这样对天然气井的崇拜，并非仅见于中国。《马可·波罗游记》中同样记载中亚地区的拜火教徒对巴库天然气井顶礼膜拜的场面。天然气燃烧，有时极为恐怖，火焰高达数十米，面对面目狰狞的熊熊烈火，我国先民并没有单纯地、一味地敬奉它，而是利用它的特性为人类造福，使人们生产生活得以改观。天然气井以其神奇的出现，壮观的燃烧和广泛的应用，为文人骚客提供歌咏的极好题材。《蜀都赋》中盛赞天然气井，把它与铜梁、金堂、龙湫相媲美，当作蜀地名胜，其后人们对天然气的歌咏更是接续不绝。
3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第30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978年版。4《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四川总志》记载“井有水火，取井火煮水，一斛得盐五斗，家火煮之则盐少。”
《地理风俗记》“訚阴县西五十里，有鸿门亭天封火井庙，火从地中出。”第五章商业和货币第一节官营商业伴随统一局面的形成、巩固和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秦汉时期的商业经济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秦汉时期的商业，有官营和民营之分。在中原地区，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和在边界及辽远的域外，也都有各具特色的商业活动。
关于官营商业，新近出土的云梦秦简为我们提供了证据。《关市律》云“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缿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所谓“作务”，《汉书·尹赏传》王先谦《补注》释“无市籍商贩、作务”语时引周寿昌曰“作务，作业工技之流。”《史记·平准书》有“诸作”一词，《集解》引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卖之。”由此可见，这条简文应释为“从事手工业和为官府出卖产品”，表明有官府直接经营的商业存在。又《金布律》规定“县、都官以七月粪公器不可缮者，有久识者靡蚩之。其金及铁器入以为铜。都官输大内，内受买之，尽七月而毕。都官远大内者输县，县受卖之。”这表明县、都官等官府的机构，都有出卖其破旧器物及原料的权力。同样，《廐苑律》也有关于官府廐苑可以出卖其死亡“公子牛”的规定；《仓律》还有官府可以出卖其所饲养的猪、鸡所生产的“子息”的权力。至于盐、铁，更是官府经营的主要产品，《华阳国志·蜀志》所载秦惠王时张若治成都，“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及长、丞”，《史记·自序》谓马昌“为秦主铁官”等等，都是秦时官府直接经营盐、铁之证。故《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语曰商鞅变法后，官府的“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官府经营商业的作法，到西汉初期，有所放宽，特别是关于盐、铁的经营，“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和允许私家出卖盐、铁，使官府商业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事不旋踵，武帝时，又实行了官营盐、铁的政策，并扩大了经营范围，乃至除盐、铁之外的金、银、铜、丹砂和酒的生产和销售，都进入了官府经营的领域。昭帝之时，酒的专卖制度虽然取消了，但盐、铁的官营，一直循而未变。王莽统治时期，官营商业又进一步扩大。东汉时期，虽然把盐、铁改为各郡国主管，实行了民营官税的制度，但其他官府手工业部门，依然存在。个别的郡县，仍然实行官府经营采矿、冶铁和销售的制度，如东汉初期的桂阳郡便是如此，以致一岁之入增加了五百余万3，可见耒阳县官营冶铁的规模之大。
官府的商业经营，可以盐、铁说起。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0年），以东郭咸阳与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采取“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汉书·食货志》作“鬻盐”），官与牢盆”的办法煮盐，有“敢私铸铁器、煮盐（《汉书·食货志》作“鬻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凡“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所在县。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这就是《盐铁论·错币》。
参阅高敏《东汉盐铁官制度辨疑》。
3《后汉书·循吏·卫飒传》。
《史记·平准书》。
说，盐、铁的生产与销售都由官府进行，主持其事的机构，按颜师古所说为“主鬻、铸及出纳之外”的“作官府”，主持的官吏，为各地的小铁官及“吏”。到了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桑弘羊领大农，取代孔仅之后，鉴于过去“诸官各自相争”的情况，“乃请罢大农部官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输盐铁官”以经营盐铁3。又以酒的经营来说，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初榷酒酤”，其法系“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其所以谓之“榷”，是取“以木渡水”之意，意即“禁民酤、酿，独官开置，如道路设木为榷，独取利也”4。也就是从酒的生产到销售，都由官府直接经营。再以其他产品的经营来说，则以均输之法处理之。所谓均输之法，始于元鼎二年（公元前5年），据《史记·平准书》，其法是“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名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同书又曰“桑弘羊为大农丞，筦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集解》引孟康曰“谓诸当所输于官者，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既便，而官有利。”《盐铁论·本议》云“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以卜式的话来说“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师古注曰“市列，谓列肆。”综上均输、平准之法，其中都包含“吏坐市列，贩物求利”的内容。不独出卖盐、铁是如此，出卖均输之物和买卖“天下委输”，都是如此。至于官府出铁器，或设店铺于成市，以吏主之，农民只得“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到达之后，“吏数不在，器难得”，多次落空。有时官府“铁官卖器不售”，则采取摊派办法，“或赋与民”，即使是“坚”之器，也是一个价格，还“善恶无所择”。因此，由官府统一价格和亲自出卖各种商品，虽然有控制物价，抑制富商大贾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积极作用，但也带来许多弊端。所以早在汉武帝时，朝廷中就出现了反对官府经营商业的主张，卜式等人就是代表。只因武帝坚持如此，未能废除。及武帝死，昭、宣二帝时期，论争进一步激烈。论争的结果虽未曾取销盐、铁官营的制度，酒的专卖却废除了。到王莽时，“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并“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既控制物价，又经营商业贸易3，以致出现了“使中黄门王业领长安市卖，贱取于民，民甚患之”4的状况。不过，王莽的官经商业，仅仅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冲击得一干二净。东汉以后，包括盐、铁在内都取消了官营制度，纵民煮铸，官府置盐、铁的征税而已。故东汉时《汉书·食货志》。
3《汉书·食货志》。
4《汉书·武帝纪》及注引应劭、韦昭语。
《盐铁论·水旱》。
《盐铁论·水旱》。
3《汉书·食货志》。
4《汉书·王莽传》。
的官营商业基本不复存在了。
第二节民营商业战国时期，秦国已有了民营商业。秦献公七年（公元前387年），“初行为市”。秦孝公时，都城咸阳已有市，故商鞅得以“立三丈木于国都市南门”以募能徙者。《商君书·垦令》有“重关市之赋”的规定；《三辅黄图》载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处有“直市”；《华阳国志·蜀志》谓成“市张列肆”；《汉书·王莽传》言及秦“置奴婢之市”。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秦国存在专门从事商业贸易的固定市场。虽然这中间也包括官府经营的商业，但民营商业也是其组成部分。云梦秦简中，有专门的《关市律》，显然是关于管理关卡及市场交易等的法律，其中讲到“官府之吏”之从事商业者同“贾市居列者”同时并存，显然表明民营商业的存在。《司空律》也有“作务及贾而负债者”当其输作官府时“不得代”的规定，更是清楚地表明民营手工业者与民营商贾的存在。《法律问答》中称东方诸国入秦国贸易的商人为“客”、“邦客”或“旅人”，且明文规定珠玉等贵重商品不得“卖于客”；“客”必“请簿传于吏”才能进行贸易。这些“客”和“邦客”，无疑都是民营商贾。因此，秦国及秦皇朝时期，在官营手工业与商业之外，千真万确地存在着民营手工业与商业。尽管这时抑制民营商贾，甚至发展到给贾人另立户籍，和以贾人、有市籍者、父母及大父母有市籍戍边，仍没有从根本上取缔民营商业。
到了西汉，民营商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同上承战国以来商业发达的余绪有关；另一方面是“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统一局面与奖励政策的结果。加上汉初农业与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在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土特产各异的情况下，“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就显得格外重要。于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3的商贾贸易之风大兴。大批农民，或出卖剩余产品，或脱离农业走向手工业与商业；战国和秦皇朝以来就存在的大商人，更是乘秦末战乱之机牟取暴利，以致顿时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逼得其所欲”4的局面。在商业发达的情况下，不仅“吴越之竹”，“隋、唐之材”，“江湖之鱼”，“菜、黄之鲐”5，“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枬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兗豫之漆丝絺紵”等成了可以出卖的商品；即便是产于不同地区的甚至穷乡僻壤的金、银、锡、铜、铁、丹沙、姜、桂、玳瑁、珠玑、马、牛、羊、骡、驴等等，也进入了商品的领域。以致当时的“通邑大都”，各种商品都形成了一个大致的比价，大约一千瓮酒、一千甔酱、牛羊豕皮各一千、谷一千锺、薪稿千车、船长千丈、木材一千根、竹子一万根、轺车一百乘、牛车一千辆、上漆木器一千件、铜器一千钧、素《史记·秦始皇本纪》。
《史记·商君列传》。
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盐铁论·本议》。
3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4《史记·货殖列传》。
5《盐铁论·通有》。
《史记·货殖列传》。
木铁器与巵茜各一千石、马二百匹、牛二百五十头、羊豕各一千只、奴婢一百人、筋角丹沙各一千斤、帛絮细布各一千钧、文采一千匹、榻布皮革各一千石、漆一千斗、蘖麹盐豉千荅、鲐鱼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粟三千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锺，其价值大体相等。如果能拥有上述诸商品中任何一种的量，其富有程度就可以“比千乘之家”。故司马迁明确指出一个封君，食其封户之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亲出其中”，而一个“庶民农工商贾”之家，“率亦岁万息二千”，故“百万之家，则二十万”，其富与封君相等，故“命曰素封”。如果以商品的价值去估算，“陆地牧马二百蹄，千蹄角千，千足平、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放锺之田，若千亩巵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3。正因为任何土特产品都可以作为商品出卖而实现为私有财富，因此，在当时社会形成了一个普遍流行的概念“用贫求富”之道，“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这就是所谓“末业”即经营手工业与商业，尤其是商业，“贫者之资也”4。从事商贾之业，成了致富的主要途径，正是发达的商业在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观念。
由于民营商业的发达，以致出现了两大类型的商贾一是所谓“行商”
即流动性商人，他们打破地区与地区之间界限，勾结官府，周流天下，如师史之“转谷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曹邴氏的“贳贷行贾遍郡国”；齐人刁间之“逐渔盐商贾之利”5便是例证。二是颜师古所说的区别于“行卖曰商”的“坐贩”，谓之“贾”，简称“坐贾”，即固定性的商人。这就是《史记·平准书》中所说的“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的贾人，他们大都在城市里设有固定的店肆，还有屯积货物的仓库，贱买贵卖，操纵物价，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所谓“踕财役贫”，“废居居邑”，“买居邑，稽诸物”，使“封君皆低首仰给”；更有甚者，“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他们“大者积贮信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还“因其富源，交通五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其中尤以从事“冶铸煮盐”之业的商人更为猖獗，南阳孔氏、鲁人曹邴氏、齐人刁间、蜀人卓氏与程郑，即其代表人物。其他如宣曲任氏，乘秦汉初粮食缺乏之机，囤积粮食而致富；茂陵焦氏以“阴积贮炭苇诸下里物”而富“数千万”3；“翁伯以贩脂而倾县邑，张氏以卖酱而逾侈，质氏以洒削而鼎食，浊氏以胃脯而连骑，张里以马医而击锺”；至于其他以“力农畜工虞商贾”而致富者，“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不可胜数”4。秦汉商贾之业的发达，于此见《史记·货殖列传》。
见《史记·货殖列传》。
3见《史记·货殖列传》。
4见《史记·货殖列传》。
5见《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平准书》。
《汉书·食货志》。
3《汉书·酷吏·田延年传》。
4均见《史记·货殖列传》及《汉书·货殖传》。
可见其一斑！
由于秦和汉初的这批大商人，多从战国时期蝉联而来，故多同奴隶主阶级关系密切，有的甚至本身就是大批奴隶拥有者，如蜀地的卓氏，就有“僮千人”。他们除了利用其雄厚的财富操纵物价，贿赂王侯之外，或如宣曲任氏之制造粮荒；或如关中“子钱家”之目睹七国之乱，不肯贷钱给官府而坐观成效；特别是“冶铸煮盐”的盐铁商人，“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之急”；更有甚者，还大放高利贷给贫苦农民，乘赋敛之时半价购买农民粮食，进而兼并农民土地，掠买农民人身为奴隶，使“黎民重困”，也妨碍新兴地主阶级扩大其私有土地。尤其令人惊心动魄者，他们利用财富，收拢民心，招集亡命，图谋不轨。如“豪强大家，得营山海之利，采矿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以致造成了“以资强暴，遂其贪心，众邪群众，私门成党”的状况，出现了“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的局面。因此，这时奴隶主商人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经济上单纯牟利的范围，对新兴封建制度构成了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与发展封建制度，有必要扶植与发展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于是一个旨在打击奴隶主商人，以废除奴隶制残余和确保封建制度巩固与发展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抑商政策便应运而生了。故早在商鞅变法之时，就把这类商贾视为害人的跳蚤。秦始皇时期，进而确立了贾人另立户籍的“市籍”制度，并不允许他们入仕，也不给予土地。滥入云梦秦简《为吏之道》中的《魏户律》，就对“假门逆旅”和“赘婿后父”，作出了“勿令为户，勿予田宇。三世之后，欲仕仕之，仍署其籍曰故某虑赘婿某叟之仍孙”等规定。这种“籍”，显然就是商贾等人的市籍。秦简中抄入《魏户律》，表明秦也用此律。证以《汉书·晁错传》所载错于汉文帝时追述秦始皇时的情况所说的“发吏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有市籍者”充“谪戍”等语，不仅表明至少在秦始皇时期已有“市籍制度，而且还有把贾人罚充戍边的作法。与此同时，秦灭六国后，还有原先居住在齐、鲁、梁、赵等地的大盐、铁商人卓氏、程郑、孔氏等，或迁之于巴蜀，或徙之于南阳，而且称他们为“迁虏”或“不轨之民”，这又一次反映出这时一些盐铁大商人同秦政权处于对立状态。汉代继承了秦时打击有市籍商人的政策，汉初“天下初定”之时，刘邦立即“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后“孝惠、高后时”，即使在“弛商贾之律”的情况下，“市井之子孙”，仍然“不得仕官为吏”。元、景之时，虽允许私营煮盐冶铸之业，而“有市籍者”，仍“不得官”3。及武帝之时，除有市籍的商贾不得为官外，又颁布了“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的法令4；紧接着又对贾人实行了“等商车”、“算缗钱”和谋取资财税等税制，甚至对已经拥有奴婢与田地者，还通过杨可告缗，加以没《盐铁论·复古》。
《盐铁论·禁耕》。
《史记·货殖列传》。
均见《史记·平准书》。
3《汉书·景帝纪》。
4均见《史记·平准书》。
收，以致商贾交出的“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5。最后，又实行盐、铁、酒以官营政策，把商贾从这些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领域中赶出来，还杜绝私铸钱币，除犯法者没为奴隶外，没有犯罪的只要是有市籍商贾，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也以之列入“七科谪”之内，用以罚充戍边。这种“笼天下盐铁，以排富商大贾”的作法，给了奴隶主商人特别是他们中的盐铁商人以致命的打击，从而起到了“鉏豪强并兼之家”7的作用，既解决当时的财政需求，也削弱了同地主阶级争夺土地的商贾势力，保证了封建土地制度的存在与发展。
由于秦汉的上述抑商政策，主要是为了打击商贾中的奴隶主残余势力，故其他无市籍商贾，虽然也受到了加重各种商业税的影响，但并未彻底破产。加上昭帝时官营酒酤的取消，民营商业又有了经营的天地。故自昭、宣以后及乎成、哀，民营商业又有发展，以致又涌现出了一大批家财巨万的新富商大贾，故史称齐地的“刁间既衰，至成、哀间，临淄姓伟，訾五千万”；洛阳“师史既衰”之后，“至成、哀、王莽时，雒阳张长叔、薛子仲，訾亦十千万”；关中之诸田“既衰，自元、成及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太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总的情况则是“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可见西汉武帝之后，民营商业又在恢复发展中。
东汉时期，由于取消了西汉武帝以来的盐铁官营制度，各郡国产盐铁者虽仍设有盐官、铁官，但仅征收租税而已，其生产与销售均由民间经营，故民间煮、铸之业又盛。其他商贾贸易，也相当昌盛，尤以洛阳为最。王符在其《潜夫论·浮侈》中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堵塞道路，游手发巧，充盈都市。务本者少，游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这说明东汉时期洛阳商业发达之状况，而且表明当时全国各地的情况大都如此。故谓东汉手工业远远不如西汉者，未免忽视了东汉无《史记》、《汉书》那样的《平准书》、《食货志》及《货殖列传》等记载这一事实。不过，东汉时期的大商人，较之西汉，其“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倾向更明显了。许多富商大贾，同时就是大地主，而且以其田庄为基地进行商贾贸易活动，从而削弱了他们作为富商大贾的色彩。正如当时人仲长统所说“豪人之世，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件。车船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又云“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3这些豪人，大都是通过商贾而致富，然后用之购买土地，而成了“田亩连于5均见《史记·平准书》。
《史记·平准书》。
7《汉书·张汤传》。
《汉书·货殖传》。
《汉书·货殖传》。
《史记·货殖列传》。
《昌言·理乱篇》。
3《昌言·提益篇》。
方国”的大田庄主。这种富商大贾向大地主的转化，一方面增加了自秦和西汉以来的出身平民的豪民地主的势力，构成了后来庶族地主的前身；另一方面，投资于土地的结果，既削弱了资金周转的量，又以其安闲的田庄生活束缚了再去从事商贾贸易的活力，从而反过来影响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自给自足性的地主田庄的普遍出现，对市场的需求也相对减弱；加上东汉后期战乱不已，名都大邑相继在破坏之中，以致终于造成了东汉末年商品经济急剧下降的状况。
第三节边区及域外商业活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和在边界及辽远的域外，见于记载的商业活动也起源甚早。以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来说，云梦秦简中的“客”、“邦客”和“旅人”中，除了有从东方诸国来的商人外，也有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商人。秦简中的“臣邦真戎君长”和《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戎翟君公”，便是例证。秦灭六国时被迁徙于临邛的赵氏、卓氏，其贸易“倾滇蜀之民”；被迁于临邛的山东程郑，也“贾椎髻之民”；著名的大畜牧业主乌氏倮，以其所获“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3，所有这些，显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贸易。至于汉代，同北边匈奴、鲜卑、乌丸等族和西南诸少数民族的贸易更为频繁。自景帝时起，就与匈奴“通关市”，虽有战争也未曾终止。直到东汉，匈奴仍“远驱牛马与汉会市”。仅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的一次，北匈奴就“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交易”4。与鲜卑、乌丸的贸易，则盛行于东汉光武帝时。此时，东汉复置乌丸校尉于上谷宁城，“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5。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贸易，早在汉初，“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又汉初“高后时，有司请禁南粤关市铁器”7，可见在此之前，中原与南越地区已有民间贸易。当时，同边境国家的贸易，尤为发达。首先，汉代与南方邻国之间贸易，早在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已开始了。故当张骞到西域后，就见到了我国的蜀布与邛竹杖等商品在大夏行销。张氏问从何来，回答是“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8由此可见蜀国贾人，早就同印度、阿富汗等国有贸易关系。东汉时，“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綵与之交易，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自此以后，大秦“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至大秦者”。直到三国孙吴时，才遣会稽人刘咸送大秦使者秦论，刘咸死于道，也未曾到达大秦。汉代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同西方诸国的贸易，尤为发达。早在汉代以前，我国通过河西走廊就与西方诸国发生关系。至西汉武帝时，“始通罽宾”。罽宾实行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一至。使者来中国，往往以奉献为名。“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3到西汉末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其目的也同样是“欲贾市为好”4。东汉和帝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简文。
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3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4《后汉书·南匈奴传》。
5《后汉书·乌桓传》。
《史记·西南夷列传》。
7《汉书·南粤赵佗传》。
8《汉书·西南夷传》。
《后汉书·西域传》。
《梁书·诸夷传》。
3《汉书·西域传》上。
4《汉书·西域传》上。
时，李恂被征拜为谒者，“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李恂“一无所受”5，甚至外戚私家如梁冀之流，也“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总之，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亚诸国的商业贸易频繁，有利国用。正如《盐铁论·力耕》所云“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羌胡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骆驼，衔尾入塞；■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池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看来当时人已经懂得进出口贸易必须遵循利用利民的原则。当西汉东西贸易极盛之时，“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到了东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于是“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
在这一系列的海路与陆路的对外贸易中，不仅扩大了当时的中国人观察世界的眼光，加强了同周围邻国的友好交往，而且使南洋诸国及西方诸国的奇珍异物，骡驴牲畜和许多不产于中原地区的货物，得以源源不断流入中国，丰富了我国物产种类，对我国中原地区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也使中国文明得以传播当时的世界，为世界人民提供了物资与精神文明。5《后汉书·李徇传》。
《后汉书·梁统传附玄孙冀传》。
《后汉书·西域传》。
第四节货币货币的产生，有它古老的历史。它开始表现为具有使用价值的实物，后来才逐步确定为一种等价物的形态，进而有金属货币的出现。秦汉时期，是金属货币的重要发展期，它把黄金与铜钱固定为金属货币的复本位制，并称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把珠玉、古代的龟币、贝壳及银、锡等金属，都排除在法定货币之外，只能作为珍宝与器饰看待，几乎从此确立了整个封建社会的货币制度的基础。
黄金和铜钱据云梦秦简所载，秦国时的货币还是黄金、铜钱与布三本位制。《金布律》规定“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说明铜钱和布，都是秦国的法定货币本位。又出土《秦律》讲到对犯人罚款时，有“赉钱如律”的话；当时计算各种实物的价值时，也往往以若干钱计算；这说明铜钱确是法定的货币。《金布律》又规定“钱十当一布”、又规定每“一布”，是“袤八尺，幅广二尺五寸”的标准星，这表明法令对每“一布”的规格和它同铜钱的兑换率或比价，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此外，《法律答问》简文中，还几次提到给追捕逃犯有功者以奖励黄金“二两”的规定，如“当购二两”、“人购二两”、“购人二两”等。这里的二两，显然是指黄金而言。因此，黄金也是法定货币的本位之一。故秦国实行的是黄金、铜、布的三位制货币体系，即尚未完全摆脱以实物作为等价物的状况。从前引“毋敢择行钱、布”的规定，表明人们逐步倾向重钱而不重布，故有此规定。再结合《封诊式》简文中关于惩办盗铸钱币者的案例考察，说明秦国的铜钱铸造权是属于国家的，私铸铜币是违法的。
由三本位制货币完全过渡到金属货币的二本位制，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实现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年）统一全国后，下诏“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其中就包括统一货币制度。所谓统一货币，其内容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统一货币的形制。据太史公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龟贝。”据考古发掘，还有刀币、铲形币。总之，形制不一，不利于商品流通。故秦始皇废除各国不同形制的货币，统一于圆形的铜钱。二是统一货币的二本位制和取消以实物“布”及银等为货币的本位。《汉书·食货志》云“秦兼天下，币为二等”，即黄金与铜钱，从而确立了黄金与铜钱的二本位制，取消了秦国时以“布”为货币的制度，明确规定这些只能作为“器饰宝藏，不为币”，从而完全确立了金属货币制度。三是统一重量“黄金以溢为名，为上币；铜钱曰半两，重如其文。”3每一溢黄金，重二十两。但黄金与铜钱的兑换率不明。
汉承秦制，在货币方面也基本如此。汉代也以黄金与铜钱为主币。但改《史记·平准书》。
《史记·平准书》。
3《史记·平准书》。
黄金的计量单位为斤，不再称镒。凡云“一金”，即黄金一斤，故《史记·平准书》云汉以“黄金为一斤”。至于铜钱，汉初，以“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4，名曰榆荚钱，重三铢，较秦半两钱重十二铢者，四钱当秦一钱而已5。黄金与铜钱的兑换率，为每斤黄金当钱一万。汉武帝曾铸黄金为麟趾马蹄形金，故颜师古说“今人（指唐人）往往平地中得马蹄金，金甚精好，而刊制巧妙。”直到今日，仍有地中得马蹄金者，由此可见武帝时已正式铸造了金币。又由于每个金币的重量一定，都为一斤，故每一斤黄金，又称为“一金”，百斤黄金则称“百金”，千斤黄金则称“千金”，余以类推。是以西汉史籍中屡见“百金”、“千金”等词，既省“斤”字，又去“黄”字，其实皆黄金，往往用于赏赐、交易、罚款，也用于计算财产和贮藏，表明汉代的黄金确已具备了作为货币的流通手段、贮藏手段与支付手段等职能。奇怪的是，在西汉时普遍使用的黄金货币，到东汉时已极少见，而且日益退出了货币领域，变成了稀罕之物。
汉代变化较多的，是铜钱问题。如前所云，汉初以秦半两钱难用，改铸每钱重三铢的榆荚钱。由于钱太轻，加上“不轨逐利之民”的囤积居奇活动使物价上涨，“米至石万钱”。于是，高后二年（公元前8年），“行八铢钱”（按《汉书·高后纪》注，应劭认为“八铢钱”，本秦半两钱，但《古今注》谓秦半两钱重十二铢，与此矛盾）。但到了六年（公元前8年）六月，又“行五分钱”，应劭认为是恢复汉初榆荚钱3。到“孝文五年（公元前75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4。《史记·平准书》载此事作“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据此，益知高后六年所“行五分钱”，确为“榆荚钱”。到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40年），“行三铢钱”。5建元五年（公元前3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又《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作建元五年，“行三分钱”。元狩四年（公元前5年），又“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7。次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8自此以后，无改易五铢钱者。观上述铸钱的轻重，变化不已，最后才定于五铢。直到平帝元始中，先后共铸造五铢钱共二百八十亿万余。下及东汉，仍如旧铸五铢钱行于世。至东汉末期灵帝中平三年（公元8年），“铸四出文钱”，而其重“犹五铢两”，只是在形制上作“四道，连于边轮”而已3。“四出文钱”之名即由此而来。献帝4《史记·平准书》。
5详见《古今注》。
《汉书·食货志》。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3《汉书·高后纪》。
4《汉书·食货志》。
5《汉书·武帝纪》。
《汉书·武帝纪》。
7《史记·平准书》。
8《汉书·武帝纪》。
《汉书·食货志》。
《后汉书·灵帝纪》。
3《后汉书补注》引《献帝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