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九章 戚家军为何不能自耕自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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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不一定要是某个人，军屯的‘地主’就是国家嘛，廷纶兄，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每回一说到九边屯田，邸报上有些科道官就在那儿‘起隆煤堆’，要么是在地域上作文章，说北方人懒，要么就干脆上升到族群之分，说蒙古家丁懒，反正就是把问题归结到某类群体身上，我觉得这是不公道的。”
吴惟贤认真道，
“从周朝到现在，能为国家为朝廷产生主要税粮的，无一例外都是私田，假设公田能维持一整个国家的税粮供应，那实行井田制的周王朝就不该只延续了八百年，想想周赧王最后死前是甚么境地？债台高筑，连攻秦的兵马粮饷都要向富户借款啊。”
“当然了，太祖皇帝当年的出发点是好的，太祖皇帝将九边军田公有化，是想在养卫所百万旗兵的基础上令军户人人能有田种、有饭吃，但是这种土地公有化之后再平均分配的构想并不符合我大明的现实国情。”
“这个问题跟种军田的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是汉人还是蒙古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自己是南兵所以我敢说这句话，倘或现在朝廷下旨，把南人北人互相调转了居所，让军屯的北人去江南种地，让浙江的农民来北方耕军田，结果依然是江南粮仓富庶、九边军屯崩溃，因为这根源就不在人身上。”
“我将心比心地说一句，就九边这军屯国策，军户们跑了一点儿也不过分，暂且抛开其他不说，单单讲交纳税粮，即使是丰年，军户们辛辛苦苦收了粮，先交国家的，再交卫所的，光一项公粮收下来就能让军户月月无余粮。”
“卫所有甚么事，样样都要军户出钱出力，三天一小派，五天一大派，样样有说法，桩桩有公文，想换掉军籍去考科举罢，且不说有没有这份心力，多生的几个儿子能不能不被当作‘余丁’勾取应役，还得看卫所军官脸色，即使我从前在浙江种田挖矿，也没有过得像九边军户这般一点儿盼头都没有。”
倘或此刻穿越者朱翊钧在此处，一定会立刻发现吴惟贤所讲述的军户待遇，其实就是近现代的“三提五统”，只是万历朝的浙江乡民吴惟贤还不能想象一个国家能做到“彻底取消农业税”这回事儿，
“浙江的农民和矿工再怎么不容易，起码还可以盼着有一天攒足了钱也买上几十亩田地当个地主，可是军户们劳作了一生，所得之钱粮都交给了国家和卫所，下一代还继续要在同一片军田上为朝廷劳动，子子孙孙都是公田的佃户，连自己的一点产业都置不下来，这不就是朝廷用国策在赶人逃跑吗？”
“虽说浙江的土地都归大官们所有，但是当私田的佃户尚且还有致富的希望，公田却是把土地上劳作的所有佃户搜刮得一干二净，这条规律是恒定的，往前一千年是这样，往后一千年也是这样，土地集中国有化的后果就是朝廷作为最终的大地主剥夺掉小民的一切劳动成果。”
“这种亏从前九边的军户吃了一次，把太祖皇帝设定下来的屯田制给弄垮了，现在要是再教南兵吃一次，这蓟镇军饷的情形只会越来越糟，我虽然当过农民、矿工，但我绝不赞成‘平分公田’的这一套道理，这是反贼拉旗造反时才喊出来的口号，寻常年景下是行不通的。”
陈蚕回道，
“我就觉得种田是条路子嘛，分下来的田，白白荒在那里，实在是太可惜了，倘或咱们都撂开手不种，大概没过几年，要么是被哪家圈去了，要么就是被山西、徽州来的商人拿去当商屯了。”
吴惟贤道，
“其实我倒巴不得被这田地被谁家去种了，若是商人们圈了地，他们并不敢役使军兵，只能花银子雇工耕种，种出来的粮食一样是交给户部和运司衙门，咱们是得钱又得粮。”
“至于边将大族，他们为了稳定人心、豢养家丁，不敢对军兵奴役过甚，说是说边将侵占屯田，朝廷不也一样向他们收税？反正只要种的是私田，上上下下都比种公田要尽心，这公田种了实在没意思，我是不忍心让大家去作这无用功。”
却不怪陈蚕和吴惟贤有如此一番言论，到了万历十六年，军人自己种田自己吃粮在九边反而成了稀罕事，除了“三提五统”在无论哪个朝代都无法作为长久之计外，商人和边将对军田的蚕食也是造成这般局面的一大缘故。
实际上除了陈蚕和吴惟贤这种对军户能感同身受的营兵，能够合法役使大明的边将军官也是乐见军户士卒逃亡的。
正如吴惟贤所言，历朝历代能创造财富的都是私田，克公肥私是人类趋利之本能，当军官们发现逃亡的军户数额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境地时，他们反倒放弃了追补逃兵。
虽然“勾军”也是一笔能通过敲诈补偿收入的合法来源，但是由于军户的处境实在太过艰难，自宣德、正统以后，不仅逃兵在跑，连从卫所派遣出去勾军的官旗追补员也趁机跑了，于是将官们干脆开始将逃亡军户抛荒下来的大片田土占为己有，像江南所有大地主一样雇佣麾下士兵或家丁耕种。
这套土地国有化重新转为封建私有制的历史过程在戚家军成立之前就已经在九边完成了，在戚继光北上之前，朝廷早就默认了这样的事实，甚至给予了边将军官们和南方地主一样的税收待遇。
虽然屯田减少的数量与边将大族田地增加的数量严重不对等，但军户的逃亡正仿佛是九十年代的农民工进城潮，九边的军田留不住人，对户籍进行严苛控制的高压行政手段又不复存在，朝廷对军屯公田失去了管理办法，无法逆转人口流动的历史大势，只得任由边将圈地，希望以此缓解九边的军饷问题。
商人比边将们的顾忌当然多一些，他们起初并没有参与九边的国有土地私有化的历史进程，只是军户们在朝廷想出办法前自己给自己取消了军籍户口之后，即使有边将圈地耕种，但是九边的粮饷缺口依旧随着逃兵的增加而越来越大。
这时候朝廷推出了开中法，商户们只要把粮食运到指定的边防地区粮仓﹐就可以换取盐引，合法售盐，由于长途运输耗费巨大﹐商人们为节省运力，索性就在九边买下荒田，雇工耕种，以便就地入仓。
这个方法到了成化年间被频繁奏讨盐引的皇亲贵族们破坏了，于是当时为户部尚书的叶淇改革盐法，令商人以银代米，直接交纳运司，待解入太仓库中后，再分给各边，此举直接致使边地盐商纷纷内迁，商屯粮储顿时大减。
到了嘉靖、隆庆年间，国家财政又出现了新的窟窿，为了弥补九边屯务，朝廷重新在边地推行屯田开中，因此陈蚕和吴惟贤此刻面对的已不再是洪武朝的国有军田，而是与之相去甚远的商屯和民屯。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吴惟贤反对戚家军自耕自种是站得住脚的，他虽然不知道甚么叫“三提五统”和“农民工进城”，但是九边军户的逃亡史已经向他证明了，在国有土地上的个人劳动回报率是极低的，个人劳动成果是要被集中剥夺的，人口流动和私有化进程是不可更改的。
由此可见，假设历史上的戚家军能挺过蓟州之变和浑河血战，小鞑子努尔哈齐在八旗挺进辽沈后宣传汉人和女真人“粮食同吃，分田耕种”的政治口号是绝对迷惑不了人的，倘或国有集体下的平均主义能行得通，那就根本没有戚家军的建立了。
朴素的浙江乡民吴惟贤用他朴实而有力的小农智慧继续道，
“世宗皇帝在的时候，宁夏那儿降了个蒙古人哱拜，听说他原本是蒙古鞑靼部的一个小酋长，不幸得罪了他的部长，父兄都被杀了，这才率领部众归降宁夏官军。”
“后来他屡立战功，朝廷便授予他宁夏卫都指挥使的世职，据闻他在宁夏站稳脚跟之后，手下即豢养了一支‘苍头军’，可以说这个蒙古人哱拜自耕自种的主动意愿是最强的，但是哱拜还是接受了朝廷的封赏薪银，放弃了自力更生耕种屯田，这是为甚么呢？因为他要表达归顺之意嘛。”
“同样的道理，即便南兵的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大公无私，在不属于自己的公田上为了一口吃的卖力耕种，假设产粮颇丰，那朝中定会有人疑心，为何九边之中，唯有南兵能做到自给自足？这其中是不是有甚么不足为外人道的猫腻？”
“即使朝廷没有这样的疑心，九边其他边将心里也不会觉得舒坦，南兵两万多人才来了不到二十年，就把前边两百多年的军户逃亡全给否定了，这不就是在变相地说他们御下无能？皇上要是知道了，一高兴不明就里地就下诏要求重新恢复祖制军屯，那这军饷不是更得无限制地拖欠下去了吗？”
“所以北方人和蒙古人一点也不懒，更不是甚么蠢或者不聪明，他们只是想在朝廷定下的规章之内用最省力的办法获得最大限度的好处，前几个月我读邸报，见到上头说皇上下令命云南巡抚李材在边地试种番薯，戴罪立功，我就想说啊，就九边屯田这种情况，朝廷推广甚么都没用，除非那番薯是把种子丢地里就能自动长出粮食的神物，否则大家还是靠商屯和民屯开荒，靠朝廷拨下来的京运年例银吃饭。”
陈蚕闻言叹道，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只是……说到底还是科举太难，商人们可以靠盘根错节的家族乡里供几个读书人去朝廷里做官、专替他们说话，咱们南兵就不行，这么多年真正做成文官的就一个叶子中，结果现在他儿子还是照样从军。”
吴惟贤却笑道，
“不是咱们南兵不行，是这天底下的读书种子本来就少，再说当兵的除了为钱，就是为了世袭封爵，希望自己儿子可以承袭世职，或是被朝廷封个荫官，读书科举和在九边当兵在大明本就不能兼顾，何况朝廷又那么提防着武将。”
陈蚕口中的“叶子中”即是“戚家军”前后两万多人中唯一一位经由军功步入文官仕途的将领叶大正，最高才做到正六品的延平府通判。
但即使是一个文官中的正六品，叶大正被朝廷录用时还有一个戚家军绝大多数普通士兵都做不到的前提，那就是叶大正在投笔从戎之前就是国子监监生，他是先当了监生再立军功，这才有了由军功转文仕的机会。
而按照戚继光当年在南直隶遴选士兵的方法，像叶大正这样在科举系统内本来就有补选文官资格的南兵将领在戚家军中是少之又少。
这也就是为甚么在张居正倒台、戚继光去世后，戚家军在朝中的代言人竟然就此绝了迹，即使粮饷不继，陈蚕和吴惟贤也很难在朝中找到一位愿意替南兵发声的文官，毕竟朝廷本来就不鼓励这样的人坐上高位。
不过即使陈蚕和吴惟贤这两位戚家军南将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他们对让自己儿子读书科举成为文官这样的事其实也并不大热衷。
因为大明有官阶的实授武职通常是可以世袭的，不但公、侯、伯多数可以世袭，连卫所指挥使以下的武官都可以世袭，只有五军都督府的都督、都指挥使，需要军功升任。
所以一般像陈蚕和吴惟贤这样有品秩的武官都不会想着要儿子去科举，毕竟戚家军中唯一转升文官的叶大正的儿子最后也是靠武官世职得了一个临山卫指挥佥事的位置，既然大明的武官世袭已经如常运作了两百多年，又何必舍近求远呢？
在这种背景下，陈蚕和吴惟贤对于“将二代”李如柏的态度才显得相当包容，事实上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戚家军与世袭北地边将的矛盾并没有那么突出，即使有矛盾存在，基本上也不是因为世袭。
大明的武官人人都是世袭得来的职务，连戚继光也是靠世袭才能获得武将官职大展宏图，反正人人都世袭，等于人人不世袭，既然自己不是将二代就要努力成为将一代，陈蚕和吴惟贤就是抱着这种想法看待转迁文官的问题的。
假设穿越者朱翊钧没有出现，那么历史最终也证明了，自叶大正之后，戚家军中确实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个经由军功步入文仕的将领。
“俗话说得好，解铃还须系铃人。”
沉默良久之后，吴惟贤又开口了，
“我看这饷银发不下来，归根结底还是皇上改革了马政的缘故。”
。
“‘地主’不一定要是某个人，军屯的‘地主’就是国家嘛，廷纶兄，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每回一说到九边屯田，邸报上有些科道官就在那儿‘起隆煤堆’，要么是在地域上作文章，说北方人懒，要么就干脆上升到族群之分，说蒙古家丁懒，反正就是把问题归结到某类群体身上，我觉得这是不公道的。”
吴惟贤认真道，
“从周朝到现在，能为国家为朝廷产生主要税粮的，无一例外都是私田，假设公田能维持一整个国家的税粮供应，那实行井田制的周王朝就不该只延续了八百年，想想周赧王最后死前是甚么境地？债台高筑，连攻秦的兵马粮饷都要向富户借款啊。”
“当然了，太祖皇帝当年的出发点是好的，太祖皇帝将九边军田公有化，是想在养卫所百万旗兵的基础上令军户人人能有田种、有饭吃，但是这种土地公有化之后再平均分配的构想并不符合我大明的现实国情。”
“这个问题跟种军田的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是汉人还是蒙古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自己是南兵所以我敢说这句话，倘或现在朝廷下旨，把南人北人互相调转了居所，让军屯的北人去江南种地，让浙江的农民来北方耕军田，结果依然是江南粮仓富庶、九边军屯崩溃，因为这根源就不在人身上。”
“我将心比心地说一句，就九边这军屯国策，军户们跑了一点儿也不过分，暂且抛开其他不说，单单讲交纳税粮，即使是丰年，军户们辛辛苦苦收了粮，先交国家的，再交卫所的，光一项公粮收下来就能让军户月月无余粮。”
“卫所有甚么事，样样都要军户出钱出力，三天一小派，五天一大派，样样有说法，桩桩有公文，想换掉军籍去考科举罢，且不说有没有这份心力，多生的几个儿子能不能不被当作‘余丁’勾取应役，还得看卫所军官脸色，即使我从前在浙江种田挖矿，也没有过得像九边军户这般一点儿盼头都没有。”
倘或此刻穿越者朱翊钧在此处，一定会立刻发现吴惟贤所讲述的军户待遇，其实就是近现代的“三提五统”，只是万历朝的浙江乡民吴惟贤还不能想象一个国家能做到“彻底取消农业税”这回事儿，
“浙江的农民和矿工再怎么不容易，起码还可以盼着有一天攒足了钱也买上几十亩田地当个地主，可是军户们劳作了一生，所得之钱粮都交给了国家和卫所，下一代还继续要在同一片军田上为朝廷劳动，子子孙孙都是公田的佃户，连自己的一点产业都置不下来，这不就是朝廷用国策在赶人逃跑吗？”
“虽说浙江的土地都归大官们所有，但是当私田的佃户尚且还有致富的希望，公田却是把土地上劳作的所有佃户搜刮得一干二净，这条规律是恒定的，往前一千年是这样，往后一千年也是这样，土地集中国有化的后果就是朝廷作为最终的大地主剥夺掉小民的一切劳动成果。”
“这种亏从前九边的军户吃了一次，把太祖皇帝设定下来的屯田制给弄垮了，现在要是再教南兵吃一次，这蓟镇军饷的情形只会越来越糟，我虽然当过农民、矿工，但我绝不赞成‘平分公田’的这一套道理，这是反贼拉旗造反时才喊出来的口号，寻常年景下是行不通的。”
陈蚕回道，
“我就觉得种田是条路子嘛，分下来的田，白白荒在那里，实在是太可惜了，倘或咱们都撂开手不种，大概没过几年，要么是被哪家圈去了，要么就是被山西、徽州来的商人拿去当商屯了。”
吴惟贤道，
“其实我倒巴不得被这田地被谁家去种了，若是商人们圈了地，他们并不敢役使军兵，只能花银子雇工耕种，种出来的粮食一样是交给户部和运司衙门，咱们是得钱又得粮。”
“至于边将大族，他们为了稳定人心、豢养家丁，不敢对军兵奴役过甚，说是说边将侵占屯田，朝廷不也一样向他们收税？反正只要种的是私田，上上下下都比种公田要尽心，这公田种了实在没意思，我是不忍心让大家去作这无用功。”
却不怪陈蚕和吴惟贤有如此一番言论，到了万历十六年，军人自己种田自己吃粮在九边反而成了稀罕事，除了“三提五统”在无论哪个朝代都无法作为长久之计外，商人和边将对军田的蚕食也是造成这般局面的一大缘故。
实际上除了陈蚕和吴惟贤这种对军户能感同身受的营兵，能够合法役使大明的边将军官也是乐见军户士卒逃亡的。
正如吴惟贤所言，历朝历代能创造财富的都是私田，克公肥私是人类趋利之本能，当军官们发现逃亡的军户数额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境地时，他们反倒放弃了追补逃兵。
虽然“勾军”也是一笔能通过敲诈补偿收入的合法来源，但是由于军户的处境实在太过艰难，自宣德、正统以后，不仅逃兵在跑，连从卫所派遣出去勾军的官旗追补员也趁机跑了，于是将官们干脆开始将逃亡军户抛荒下来的大片田土占为己有，像江南所有大地主一样雇佣麾下士兵或家丁耕种。
这套土地国有化重新转为封建私有制的历史过程在戚家军成立之前就已经在九边完成了，在戚继光北上之前，朝廷早就默认了这样的事实，甚至给予了边将军官们和南方地主一样的税收待遇。
虽然屯田减少的数量与边将大族田地增加的数量严重不对等，但军户的逃亡正仿佛是九十年代的农民工进城潮，九边的军田留不住人，对户籍进行严苛控制的高压行政手段又不复存在，朝廷对军屯公田失去了管理办法，无法逆转人口流动的历史大势，只得任由边将圈地，希望以此缓解九边的军饷问题。
商人比边将们的顾忌当然多一些，他们起初并没有参与九边的国有土地私有化的历史进程，只是军户们在朝廷想出办法前自己给自己取消了军籍户口之后，即使有边将圈地耕种，但是九边的粮饷缺口依旧随着逃兵的增加而越来越大。
这时候朝廷推出了开中法，商户们只要把粮食运到指定的边防地区粮仓﹐就可以换取盐引，合法售盐，由于长途运输耗费巨大﹐商人们为节省运力，索性就在九边买下荒田，雇工耕种，以便就地入仓。
这个方法到了成化年间被频繁奏讨盐引的皇亲贵族们破坏了，于是当时为户部尚书的叶淇改革盐法，令商人以银代米，直接交纳运司，待解入太仓库中后，再分给各边，此举直接致使边地盐商纷纷内迁，商屯粮储顿时大减。
到了嘉靖、隆庆年间，国家财政又出现了新的窟窿，为了弥补九边屯务，朝廷重新在边地推行屯田开中，因此陈蚕和吴惟贤此刻面对的已不再是洪武朝的国有军田，而是与之相去甚远的商屯和民屯。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吴惟贤反对戚家军自耕自种是站得住脚的，他虽然不知道甚么叫“三提五统”和“农民工进城”，但是九边军户的逃亡史已经向他证明了，在国有土地上的个人劳动回报率是极低的，个人劳动成果是要被集中剥夺的，人口流动和私有化进程是不可更改的。
由此可见，假设历史上的戚家军能挺过蓟州之变和浑河血战，小鞑子努尔哈齐在八旗挺进辽沈后宣传汉人和女真人“粮食同吃，分田耕种”的政治口号是绝对迷惑不了人的，倘或国有集体下的平均主义能行得通，那就根本没有戚家军的建立了。
朴素的浙江乡民吴惟贤用他朴实而有力的小农智慧继续道，
“世宗皇帝在的时候，宁夏那儿降了个蒙古人哱拜，听说他原本是蒙古鞑靼部的一个小酋长，不幸得罪了他的部长，父兄都被杀了，这才率领部众归降宁夏官军。”
“后来他屡立战功，朝廷便授予他宁夏卫都指挥使的世职，据闻他在宁夏站稳脚跟之后，手下即豢养了一支‘苍头军’，可以说这个蒙古人哱拜自耕自种的主动意愿是最强的，但是哱拜还是接受了朝廷的封赏薪银，放弃了自力更生耕种屯田，这是为甚么呢？因为他要表达归顺之意嘛。”
“同样的道理，即便南兵的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大公无私，在不属于自己的公田上为了一口吃的卖力耕种，假设产粮颇丰，那朝中定会有人疑心，为何九边之中，唯有南兵能做到自给自足？这其中是不是有甚么不足为外人道的猫腻？”
“即使朝廷没有这样的疑心，九边其他边将心里也不会觉得舒坦，南兵两万多人才来了不到二十年，就把前边两百多年的军户逃亡全给否定了，这不就是在变相地说他们御下无能？皇上要是知道了，一高兴不明就里地就下诏要求重新恢复祖制军屯，那这军饷不是更得无限制地拖欠下去了吗？”
“所以北方人和蒙古人一点也不懒，更不是甚么蠢或者不聪明，他们只是想在朝廷定下的规章之内用最省力的办法获得最大限度的好处，前几个月我读邸报，见到上头说皇上下令命云南巡抚李材在边地试种番薯，戴罪立功，我就想说啊，就九边屯田这种情况，朝廷推广甚么都没用，除非那番薯是把种子丢地里就能自动长出粮食的神物，否则大家还是靠商屯和民屯开荒，靠朝廷拨下来的京运年例银吃饭。”
陈蚕闻言叹道，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只是……说到底还是科举太难，商人们可以靠盘根错节的家族乡里供几个读书人去朝廷里做官、专替他们说话，咱们南兵就不行，这么多年真正做成文官的就一个叶子中，结果现在他儿子还是照样从军。”
吴惟贤却笑道，
“不是咱们南兵不行，是这天底下的读书种子本来就少，再说当兵的除了为钱，就是为了世袭封爵，希望自己儿子可以承袭世职，或是被朝廷封个荫官，读书科举和在九边当兵在大明本就不能兼顾，何况朝廷又那么提防着武将。”
陈蚕口中的“叶子中”即是“戚家军”前后两万多人中唯一一位经由军功步入文官仕途的将领叶大正，最高才做到正六品的延平府通判。
但即使是一个文官中的正六品，叶大正被朝廷录用时还有一个戚家军绝大多数普通士兵都做不到的前提，那就是叶大正在投笔从戎之前就是国子监监生，他是先当了监生再立军功，这才有了由军功转文仕的机会。
而按照戚继光当年在南直隶遴选士兵的方法，像叶大正这样在科举系统内本来就有补选文官资格的南兵将领在戚家军中是少之又少。
这也就是为甚么在张居正倒台、戚继光去世后，戚家军在朝中的代言人竟然就此绝了迹，即使粮饷不继，陈蚕和吴惟贤也很难在朝中找到一位愿意替南兵发声的文官，毕竟朝廷本来就不鼓励这样的人坐上高位。
不过即使陈蚕和吴惟贤这两位戚家军南将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他们对让自己儿子读书科举成为文官这样的事其实也并不大热衷。
因为大明有官阶的实授武职通常是可以世袭的，不但公、侯、伯多数可以世袭，连卫所指挥使以下的武官都可以世袭，只有五军都督府的都督、都指挥使，需要军功升任。
所以一般像陈蚕和吴惟贤这样有品秩的武官都不会想着要儿子去科举，毕竟戚家军中唯一转升文官的叶大正的儿子最后也是靠武官世职得了一个临山卫指挥佥事的位置，既然大明的武官世袭已经如常运作了两百多年，又何必舍近求远呢？
在这种背景下，陈蚕和吴惟贤对于“将二代”李如柏的态度才显得相当包容，事实上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戚家军与世袭北地边将的矛盾并没有那么突出，即使有矛盾存在，基本上也不是因为世袭。
大明的武官人人都是世袭得来的职务，连戚继光也是靠世袭才能获得武将官职大展宏图，反正人人都世袭，等于人人不世袭，既然自己不是将二代就要努力成为将一代，陈蚕和吴惟贤就是抱着这种想法看待转迁文官的问题的。
假设穿越者朱翊钧没有出现，那么历史最终也证明了，自叶大正之后，戚家军中确实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个经由军功步入文仕的将领。
“俗话说得好，解铃还须系铃人。”
沉默良久之后，吴惟贤又开口了，
“我看这饷银发不下来，归根结底还是皇上改革了马政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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