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朕觉得这大明最高贵的人是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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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诚笑答道，
“阵法的奥妙在‘同心戮力’、‘共进共退’这几个字上。”
朱翊钧听了也不觉得有甚么了得。
阵法自古至今都是军队集团作战所必需的形式，它不但可以保持军队各部分之间的紧密配合，同时也可以最大程度上杀伤敌人，这是个相当浅显的道理。
张诚又笑道，
“更要紧的，是让兵丁学会如何效忠皇爷、效忠兵官，奴婢以为，这一条比甚么铳炮都要紧，非阵法不可教习。”
朱翊钧道，
“这却奇了，阵法竟能也教人忠心？”
张诚回道，
“人皆怕死，打仗却是非要死人不可，皇爷的军饷拨下去得再多，怕死的人却依旧怕死。”
“因此练兵最讲究的是‘用众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所谓‘三军一心’，就是将一个怕死的人投入一个‘集体’当中。”
“无论这个‘集体’有多小，譬如戚家军的‘鸳鸯阵’最少用十二人便可组成，只要一个人进入了一个集体之中，他就会不由自主地他所在的集体共进退。”
“集体的意识就是他的意识，集体的目标就是他的目标，用阵法练兵的关窍就在这里。”
“只要能用集体的意识和目标取代个人思想，即使是再懦弱的人组成的军队，也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朱翊钧道，
“那也就是说，这阵法本身是为了驯化士兵的思想，实际上在战场上并无用处吗？”
张诚笑道，
“说要有用处，那也是不分离的用处，整齐划一的集体比火器的杀伤力更大。”
朱翊钧相当有人道主义精神地道，
“那还是多练练火器罢，倘或非要把一个兵训练成只能依附集体而活，那敌军的骑军冲过来，将演练好的阵法冲散了又该怎么办呢？岂不是霎时就是一击而溃了？”
张诚道，
“阵法会散，人心不会，一个人长久地处在一个集体中，他就会自觉自愿地把自己当成集体的一份子。”
朱翊钧想了想，道，
“朕明白了，你的意思是，练兵的关键就是要把兵练‘傻’，练到他们没有思想、没有自我，连本能也最好舍弃。”
“练到他们只会听从命令、服从集体，成为一个阵法中的小小一环，你便管这叫‘效忠’。”
张诚眨了眨眼，有些狡黠地道，
“皇爷的智慧就是这天下最高的智慧，大明哪里还有人能聪明得过皇爷呢？”
“天下人效忠皇爷，便是愚笨服从聪明，此乃天道至理，任凭谁也说不出甚么反驳的道理。”
朱翊钧知道张诚这是在讨好自己。
只是这番恭维是专门用来讨好皇帝的，朱翊钧本人听来只觉得牙酸。
“一个没有个人思想，只会服从集体的人，哪里知道甚么是真心效忠呢？”
朱翊钧一本正经地道，
“朕想要的禁军是要能为大明牺牲的英雄，是能为国家拼尽全力的勇士，是能保卫我大明百姓的铜墙铁壁。”
——而不是一群连个人思想都不被允许拥有的奴才。
最后这句话朱翊钧没当着张诚的面说出来，他仍然是一个很会顾及他人情绪的现代公民，连在宦官跟前都做不了理直气壮的皇帝。
张诚轻轻笑道，
“能效忠皇爷的人才能当大明的勇士，要没有皇爷，谁还来保卫大明百姓呢？”
朱翊钧张了张口，他想告诉张诚，他想要的是能保家卫国的人民子弟兵，大明百姓要靠人民子弟兵来保卫，怎么是靠他朱翊钧呢？
只是话刚到嘴边，朱翊钧忽然就打了一个寒颤。
张诚说得没错，大明只要有皇帝，就不可能培养出自己理想中的那种人民子弟兵。
明史研究生朱翊钧在这一刻领悟了史书中隐去的那一部分真理。
崇祯十七年，曹化淳开彰义门，王相尧开德胜门、平则门，王德化甚至亲率内兵于德胜门迎接闯王，最终使得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吊死煤山。
这些为闯军打开了北京城门的宦官是背叛了大明吗？
——不！他们只是背叛了崇祯皇帝朱由检。
朱翊钧在心里想道，这些宦官在紫禁城中只是朱由检的奴才，而在他们向闯军献出北京城之时，他们才是真正为保卫人民而奋斗的英雄勇士。
即便朱由检再如何努力，驭下再如何成功，都无法改变他们为奴才的本质。
那些宦官反对的根本不是朱由检，而是那个高高在上、将他们视为奴才的独裁者。
他们投靠的也根本不是李自成，而是大明每一个反对独裁者朱由检的人民。
有谁会在有机会当上人民英雄之时，而调头去当独裁者的奴才呢？
即便是被阉割的宦官，在李自成进京之前，都会奋不顾身地去追求生而为人的权利。
万历十六年的朱翊钧坐在乾清宫暖阁的榻上兀自唏嘘，这可要命了，这真是要命了，朕不过是穿越成了万历皇帝，可没想当站在大明人民对立面的独裁者啊。
“那就还是先用阵法练着。”
朱翊钧一面说着，一面在心里安慰自己，朕养禁军，也只是因为万历皇帝腿有残疾，是为了保护自己，并不是想“君王死社稷”，
“要紧的是把名单交上来，对了，禁军操练不能没有马，御马监交了名单，太仆寺也要交一份开支细则上来。”
张诚明显地愣了一下，
“太仆寺？”
朱翊钧点了下头，道，
“对，太仆寺，朕心里知道，倘或朕想要，勇士营和四卫营的那六千五百匹马他们还是有办法拨来内廷的。”
“只是近年来马政紊乱，朕这里拿了他们六千五百匹，外面有些地方就少了六千五百匹的好处。”
“既然拿了好处，那总得给朕一个名目罢，养马不是一日一时之事，少了银子朕还能想法子节俭，这没了马又该去往哪里寻来呢？”
“即便蒙古人好养马，这大明的军兵总不可能人人都骑胡马是不是？”
朱翊钧并非在危言耸听。
大明天子的近军人人骑胡马，甚至连胡马都骑不上的状况，从万历朝开始就已经有了端倪。
明朝的马政传统是“官马民牧”，即民户由官府发给马匹称“种马”，替官府牧养，定期交驹，马死赔偿。
一般而言，规定的是江北五户养一匹，江南十一户养一匹。
民间养马户可以因为养马而减轻一定程度的赋税，并能得到朝廷的补给，前提则是这些马必须完好无损。
但事实上，民间养马给民户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一旦马匹不能足数或是质量低劣倒死，民户都将面临数额巨大的赔偿。
况且每年进京解马，押送太仆寺验收，往往是舟车盘费耗损，苦不堪言。
不仅民间要养马，卫所军户也得养马，军士养马虽然也能获得朝廷一定量的补给，但是毕竟蓄养的是官马，将来有必要时这些马匹都是能够作为备战队伍参与战斗的。
因此朝廷会为了确保马匹质量进行定期检验，一旦军士养马不善或致死，不可豁免都要给予一定赔偿。
明初所养官马，每匹给与草场五十亩，加之管理有效，马匹倒损及时递补，不至于造成严重负担。
但是到了明中期，草场被侵占，加之管理不善，马匹倒损和赔补问题就显得十分棘手，甚至成为困扰军士的一大弊政。
到了晚明，甚至在团营军官内部衍生出“桩棚银制度”，即团营官军骑操马匹，酌量马队官军朋友出银买补，每年以六个月为准。
这相当于是一种合作赔补制度，这样做使马匹的倒损和买补压力不至于过度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有助于分散军士的经济压力。
团营的马匹主要来源于太仆寺，由于骑兵往往和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弱息息相关，太仆寺马匹的管理往往十分严格，如有官员监守自盗必然进行严惩。
但是到了晚明，官员私占草场银、私自买卖官马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相关部门的官员上下其手，贪污成。
以致于到了万历一朝，就连京营中的马匹竟然逐渐都变成了蒙古人通过互市卖来的胡马。
而明末的军事困局正是源于马政。
即使后世的明末穿越无数次重复过“杀豪绅、填军饷、灭鞑虏”的套路，也不能改变崇祯年间北方已无马可用，南方马价难征的史实。
史书上说清军军事力量的强大，在于八旗兵个个精通骑射。
其实这也是一种曲笔，八旗精通骑射的反义并非是明军不通骑射，而是明军根本已经不再具备足够的装备去支撑他们骑射。
朱翊钧清楚地记得，崇祯十四年，辽东前线前敌将领吴三桂领兵一万，马仅五千匹；白广恩兵五千，马仅二千五百匹；李辅明兵五千，马仅七百余匹。
而向来是为陵京藩屏，援缴必先，非他镇可比的宣镇，崇祯十四年镇标兵六千，马仅三百匹。
马政一旦崩溃，即使杀尽天下豪绅，也不可能立刻变出精壮战马递送前线供应骑兵。
战马不像奴才，非得要人去细细地养了才能受人支使。
朱翊钧十分明白这一点，所以比起禁军，他更看重的是马匹。
他发现这个道理的原则应用在晚明相当有普适性，牲畜最不会撒谎，人没说出口的话，反在牲畜身上全表达出来了。
当然朱翊钧的意思绝不是说晚明的官僚比牲畜还无耻。
因为再高贵的人，到了残酷的条件下都会被磨出那么点无耻。
也正是有了这点无耻的庇佑，高贵才得以从残酷中掩护出去。
晚明的士大夫就是这样一个高贵与无耻并存的集体。
朱翊钧打心底里怜悯这个集体中的每一个人。
张诚并不知皇帝心中的这番思量，只以为皇帝又想要使银子，于是喏喏应道，
“是，是，奴婢这就为皇爷传旨太仆寺。”
张诚笑答道，
“阵法的奥妙在‘同心戮力’、‘共进共退’这几个字上。”
朱翊钧听了也不觉得有甚么了得。
阵法自古至今都是军队集团作战所必需的形式，它不但可以保持军队各部分之间的紧密配合，同时也可以最大程度上杀伤敌人，这是个相当浅显的道理。
张诚又笑道，
“更要紧的，是让兵丁学会如何效忠皇爷、效忠兵官，奴婢以为，这一条比甚么铳炮都要紧，非阵法不可教习。”
朱翊钧道，
“这却奇了，阵法竟能也教人忠心？”
张诚回道，
“人皆怕死，打仗却是非要死人不可，皇爷的军饷拨下去得再多，怕死的人却依旧怕死。”
“因此练兵最讲究的是‘用众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所谓‘三军一心’，就是将一个怕死的人投入一个‘集体’当中。”
“无论这个‘集体’有多小，譬如戚家军的‘鸳鸯阵’最少用十二人便可组成，只要一个人进入了一个集体之中，他就会不由自主地他所在的集体共进退。”
“集体的意识就是他的意识，集体的目标就是他的目标，用阵法练兵的关窍就在这里。”
“只要能用集体的意识和目标取代个人思想，即使是再懦弱的人组成的军队，也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朱翊钧道，
“那也就是说，这阵法本身是为了驯化士兵的思想，实际上在战场上并无用处吗？”
张诚笑道，
“说要有用处，那也是不分离的用处，整齐划一的集体比火器的杀伤力更大。”
朱翊钧相当有人道主义精神地道，
“那还是多练练火器罢，倘或非要把一个兵训练成只能依附集体而活，那敌军的骑军冲过来，将演练好的阵法冲散了又该怎么办呢？岂不是霎时就是一击而溃了？”
张诚道，
“阵法会散，人心不会，一个人长久地处在一个集体中，他就会自觉自愿地把自己当成集体的一份子。”
朱翊钧想了想，道，
“朕明白了，你的意思是，练兵的关键就是要把兵练‘傻’，练到他们没有思想、没有自我，连本能也最好舍弃。”
“练到他们只会听从命令、服从集体，成为一个阵法中的小小一环，你便管这叫‘效忠’。”
张诚眨了眨眼，有些狡黠地道，
“皇爷的智慧就是这天下最高的智慧，大明哪里还有人能聪明得过皇爷呢？”
“天下人效忠皇爷，便是愚笨服从聪明，此乃天道至理，任凭谁也说不出甚么反驳的道理。”
朱翊钧知道张诚这是在讨好自己。
只是这番恭维是专门用来讨好皇帝的，朱翊钧本人听来只觉得牙酸。
“一个没有个人思想，只会服从集体的人，哪里知道甚么是真心效忠呢？”
朱翊钧一本正经地道，
“朕想要的禁军是要能为大明牺牲的英雄，是能为国家拼尽全力的勇士，是能保卫我大明百姓的铜墙铁壁。”
——而不是一群连个人思想都不被允许拥有的奴才。
最后这句话朱翊钧没当着张诚的面说出来，他仍然是一个很会顾及他人情绪的现代公民，连在宦官跟前都做不了理直气壮的皇帝。
张诚轻轻笑道，
“能效忠皇爷的人才能当大明的勇士，要没有皇爷，谁还来保卫大明百姓呢？”
朱翊钧张了张口，他想告诉张诚，他想要的是能保家卫国的人民子弟兵，大明百姓要靠人民子弟兵来保卫，怎么是靠他朱翊钧呢？
只是话刚到嘴边，朱翊钧忽然就打了一个寒颤。
张诚说得没错，大明只要有皇帝，就不可能培养出自己理想中的那种人民子弟兵。
明史研究生朱翊钧在这一刻领悟了史书中隐去的那一部分真理。
崇祯十七年，曹化淳开彰义门，王相尧开德胜门、平则门，王德化甚至亲率内兵于德胜门迎接闯王，最终使得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吊死煤山。
这些为闯军打开了北京城门的宦官是背叛了大明吗？
——不！他们只是背叛了崇祯皇帝朱由检。
朱翊钧在心里想道，这些宦官在紫禁城中只是朱由检的奴才，而在他们向闯军献出北京城之时，他们才是真正为保卫人民而奋斗的英雄勇士。
即便朱由检再如何努力，驭下再如何成功，都无法改变他们为奴才的本质。
那些宦官反对的根本不是朱由检，而是那个高高在上、将他们视为奴才的独裁者。
他们投靠的也根本不是李自成，而是大明每一个反对独裁者朱由检的人民。
有谁会在有机会当上人民英雄之时，而调头去当独裁者的奴才呢？
即便是被阉割的宦官，在李自成进京之前，都会奋不顾身地去追求生而为人的权利。
万历十六年的朱翊钧坐在乾清宫暖阁的榻上兀自唏嘘，这可要命了，这真是要命了，朕不过是穿越成了万历皇帝，可没想当站在大明人民对立面的独裁者啊。
“那就还是先用阵法练着。”
朱翊钧一面说着，一面在心里安慰自己，朕养禁军，也只是因为万历皇帝腿有残疾，是为了保护自己，并不是想“君王死社稷”，
“要紧的是把名单交上来，对了，禁军操练不能没有马，御马监交了名单，太仆寺也要交一份开支细则上来。”
张诚明显地愣了一下，
“太仆寺？”
朱翊钧点了下头，道，
“对，太仆寺，朕心里知道，倘或朕想要，勇士营和四卫营的那六千五百匹马他们还是有办法拨来内廷的。”
“只是近年来马政紊乱，朕这里拿了他们六千五百匹，外面有些地方就少了六千五百匹的好处。”
“既然拿了好处，那总得给朕一个名目罢，养马不是一日一时之事，少了银子朕还能想法子节俭，这没了马又该去往哪里寻来呢？”
“即便蒙古人好养马，这大明的军兵总不可能人人都骑胡马是不是？”
朱翊钧并非在危言耸听。
大明天子的近军人人骑胡马，甚至连胡马都骑不上的状况，从万历朝开始就已经有了端倪。
明朝的马政传统是“官马民牧”，即民户由官府发给马匹称“种马”，替官府牧养，定期交驹，马死赔偿。
一般而言，规定的是江北五户养一匹，江南十一户养一匹。
民间养马户可以因为养马而减轻一定程度的赋税，并能得到朝廷的补给，前提则是这些马必须完好无损。
但事实上，民间养马给民户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一旦马匹不能足数或是质量低劣倒死，民户都将面临数额巨大的赔偿。
况且每年进京解马，押送太仆寺验收，往往是舟车盘费耗损，苦不堪言。
不仅民间要养马，卫所军户也得养马，军士养马虽然也能获得朝廷一定量的补给，但是毕竟蓄养的是官马，将来有必要时这些马匹都是能够作为备战队伍参与战斗的。
因此朝廷会为了确保马匹质量进行定期检验，一旦军士养马不善或致死，不可豁免都要给予一定赔偿。
明初所养官马，每匹给与草场五十亩，加之管理有效，马匹倒损及时递补，不至于造成严重负担。
但是到了明中期，草场被侵占，加之管理不善，马匹倒损和赔补问题就显得十分棘手，甚至成为困扰军士的一大弊政。
到了晚明，甚至在团营军官内部衍生出“桩棚银制度”，即团营官军骑操马匹，酌量马队官军朋友出银买补，每年以六个月为准。
这相当于是一种合作赔补制度，这样做使马匹的倒损和买补压力不至于过度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有助于分散军士的经济压力。
团营的马匹主要来源于太仆寺，由于骑兵往往和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弱息息相关，太仆寺马匹的管理往往十分严格，如有官员监守自盗必然进行严惩。
但是到了晚明，官员私占草场银、私自买卖官马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相关部门的官员上下其手，贪污成。
以致于到了万历一朝，就连京营中的马匹竟然逐渐都变成了蒙古人通过互市卖来的胡马。
而明末的军事困局正是源于马政。
即使后世的明末穿越无数次重复过“杀豪绅、填军饷、灭鞑虏”的套路，也不能改变崇祯年间北方已无马可用，南方马价难征的史实。
史书上说清军军事力量的强大，在于八旗兵个个精通骑射。
其实这也是一种曲笔，八旗精通骑射的反义并非是明军不通骑射，而是明军根本已经不再具备足够的装备去支撑他们骑射。
朱翊钧清楚地记得，崇祯十四年，辽东前线前敌将领吴三桂领兵一万，马仅五千匹；白广恩兵五千，马仅二千五百匹；李辅明兵五千，马仅七百余匹。
而向来是为陵京藩屏，援缴必先，非他镇可比的宣镇，崇祯十四年镇标兵六千，马仅三百匹。
马政一旦崩溃，即使杀尽天下豪绅，也不可能立刻变出精壮战马递送前线供应骑兵。
战马不像奴才，非得要人去细细地养了才能受人支使。
朱翊钧十分明白这一点，所以比起禁军，他更看重的是马匹。
他发现这个道理的原则应用在晚明相当有普适性，牲畜最不会撒谎，人没说出口的话，反在牲畜身上全表达出来了。
当然朱翊钧的意思绝不是说晚明的官僚比牲畜还无耻。
因为再高贵的人，到了残酷的条件下都会被磨出那么点无耻。
也正是有了这点无耻的庇佑，高贵才得以从残酷中掩护出去。
晚明的士大夫就是这样一个高贵与无耻并存的集体。
朱翊钧打心底里怜悯这个集体中的每一个人。
张诚并不知皇帝心中的这番思量，只以为皇帝又想要使银子，于是喏喏应道，
“是，是，奴婢这就为皇爷传旨太仆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