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5章劳乃宣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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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及其追随者，极力赞美孔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教化的结晶，“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弃也，则一切文明随之而尽也，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也。”宣扬孔教是中国的“国魂”，宣扬“欲不亡中国乎?必自至诚至敬，尊孔子为教主始也。”
孔教会和社会上的尊孔活动，得到了袁世凯的支持和赞扬。
他赞美道：“孔教之于中国，犹如空气之于人类”，“孔孟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古代而常新。”他下令学生恢复读经，强调“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至其用”。
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中的有识之士，对这股尊孔复古风进行了抵制。一九一二年七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因尊孔问题发生激烈争论。会上，蔡元培提出“学校不应拜孔子案”，因为与当时的大气候，没有获得通过。
但由于蔡元培等力争，最后达成妥协：“这个方案不颁行，但在学校管理规程内删去拜孔子的条文”。这样，学校拜不拜孔都可以。
但是，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日，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下令“尊崇伦常”，提倡“礼教”，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唯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难。……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
此令一出，各种尊孔团体相率成立，遍布全国。
这个时候，袁世凯还要受到方方面面的牵制，做事还有所忌惮。其尊孔还比较掩饰，没有在全社会公然提倡“尊孔读经”，只是从道德层面提出问题。但是，到一九一四年，袁世凯认为他的江山已经很牢固，已经无所顾忌了。
九月二十五日，袁世凯正式颁发了《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祭孔规定。明令于孔子诞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须举行祭孔典礼。
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九月二十八日，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于早晨六点半抵达孔庙。
换上了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褶紫缎裙，头戴平天冠。由侍从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廕昌引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
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祭孔。过了几天，他又叫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并自捐银五千元相助。
遗老们借机发出请愿书，要求袁世凯政.府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
尊孔叫嚣在民国初年掀起一股复古逆流，为袁世凯后来的复辟帝制活动推波助澜，在中国历史上掀起了一股复辟潮，给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
但是，搞倒退是不会长久的，仅仅几年后，“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喊遍全国，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新的繁荣。
这股尊孔复古思潮，也就逐渐消声匿迹了，此为后话。
谈到复辟，有一个人是必须要介绍的，——劳乃宣。
劳乃宣（1843年—1921年），字季瑄，号玉初，又号韧叟。籍贯浙江省嘉兴府桐乡（又山东省武定府阳信）。中国近代音韵学家。
他是清末修律，礼、法之争中礼教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劳乃宣坚持“本旧律之义，用新律之体”的修律方针，主张凡属三纲五常的伦理纲常都纳入新刑律之中。他的法律思想是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在中国近代社会的表现，目的在于抵制中国法律制度的变革，维持封建君主专制。
庚子年闹义和团时，他做吴桥县县令，曾上书请取缔义和团。
民国成立后，他反对民主共和，在辛亥年冬天，他曾作《共和正解》。第二年夏天，又作《续共和正解》。
民国三年，在一片复古大潮中，劳乃宣预感到时机成熟，便把他的这两本“大作”合印成一本书，名为《正续共和解》，遍送京内外。
劳乃宣的共和，是这样解释：周宣王时因天子太幼，不能执政，乃由朝中重要的公卿“和”而“共”修政事，所以名曰共和。因此，所谓共和，乃君主政体而非民主政体，今日一般政界人士“不学无术”，乱加民主于共和，实在是不通。于是劳某乃力陈中国不能推行民主制的种种理由。这就是他的《共和正解》。
至于续编是自诩他早有先见之明，民主制对中国之不恰当。他自作聪明地认为袁世凯虽身为大总统，但有伊尹之志，所以他主张创行一种宪法，名为中华国共和宪法。
以共和为名是符于他的共和正解，名中华国而不名民国，即表示要行君主制。
虽然是君主制，却又不称帝国，则是不与日本雷同。日本是称帝国，俄罗斯和德国虽行君主制，但却不称帝国。“中华国”亦然；至于为何不称大清而称中华？是因中华是全名，大清只是一族之名。凡此云云，便是劳乃宣的大作奇论。
劳乃宣的“大作”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怀旧情结，因此，在当时的政坛上，也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加之袁世凯自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一切表现都是复古，也就更加助长了这股复辟思潮。
劳乃宣除了刊印这本“大作”外，还写了一封信给袁世凯聘为清史馆馆长的赵尔巽。
信上说：“总统之任必有满期，退位后无异齐民。其时白龙鱼服，无以自卫，怨毒所蓄，得而甘心，不测之灾，必难获免。项城识略过人，必早虑及此。以管见推之，以为必示人以非富天下之诚，而后足以平逐鹿之纷争，必示人以不忘故主之忠，而后足以戢纠桓之骄气。然此时遽议归政，冲主不能亲裁，别求居摄，殊难其选，实仍无以逾于项城。
“故愚议议定十年还政之期，昭示天下，而仍以欧美总统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福威玉食，一无所损，所谓闭门天子，不如开门节度也。还政之后，锡以王爵，则以总统退位，复为齐民者不同。爵位之崇，仅下天子一等，自必堂高帘远，护卫谨严，不致有意外之患。……
“且总统无传家之例，而王爵有罔替之荣，如是则项城安而王室亦安，天下因之以举安，是以深冀我公之上陈，项城之见听也。……公谓成先朝之史，以报先朝之恩，窃谓此说得行，其所以报先朝之恩者，尤胜于修史万万。……”
劳乃宣为什么写这封信给赵尔巽呢？原来他在不久之前，曾在青岛碰见赵尔巽。两个人很熟，赵尔巽刚由北京到青岛。
他们谈话时，赵尔巽不经意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不久日月重光。”
他觉得机不可失，所以当赵尔巽由青岛回北京后，劳乃宣即写了这封信给他。
劳乃宣除给赵尔巽写了上面的一封信，同时还给袁的儿女亲家，清朝时当过两江总督的遗老周馥写了一封信。周馥在天津曾和袁世凯共事，他的儿子周学熙又做过袁世凯的财政总长。
劳给周馥的信中说：“赵次帅（赵尔巽字次珊）由京来岛，谓项城自言，今日所为，皆所以调护皇室，初无忍负先朝之意，曾商之世相（清室内务总管世续），欲卸仔肩，而世相言无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冒此不韪。
“诚如此言，则项城之心亦良苦矣。当以拙作正续两解质之次帅，问其可否代呈、项城、次帅曰可，因即请其携之入都。……
“伏思我公历事累朝，恩深位重，孤忠耿耿，至今梦寐不忘，于项城有父执之谊，识拔之雅；近又缔结丝萝，亲同肺腑，若出一言，重如九鼎。可否将狂瞽之言，转达聪听？倘荷采择，见诸实行，非特有造于先朝，其所以为项城者，亦不啻出诸九渊，升之九天也。”
除了给赵尔巽和周馥外，劳乃宣还写了第三封信给国务卿徐世昌，信上说：“……我公既受先朝重任，又与项城至交，此策得行，两无所负。……
“忆己、庚之际，拳匪初萌，弟在吴桥任内，考出义和拳为白莲教支流，刊‘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分布各处，又通筹办法，屡举上官，而直省台司，褎如充耳，以致酿成滔天之祸（是指直隶总督荣禄等没有采纳他的条陈）。
“时项城出任东抚，道经连镇，弟往迎送，以刊及原稿面呈，项城大为嘉纳，到东后一切照行。联军到京，东省卒得保全，其取善之宏，从善之勇，令人感佩。
“今夏在青岛，蒙赐手书，尚有：昔庚子之变，执事不惮苦心，标正论以拯危亡之祸之语，是项城用弟言取效，至今犹未忘也。窃谓弟今日所言，尤关重大，若荷听从，其收效之宏，较之庚子更胜万万也。”
人总是向往美好的。一个健康的，好的社会，会激励和吸引人努力去走正道，通过自己的正常和正当的活动去谋生，去为自己取得收益，去养家糊口，去生活。
但是，在一个不好的、畸形的社会，特别是个人专权，有权者说什么是什么的社会。会诱发人的投机和走捷径的行为。去挖空心思标新立异，做一件取悦当权者之事，试图走捷径，甚至幻想着一步登天。
康有为及其追随者，极力赞美孔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教化的结晶，“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弃也，则一切文明随之而尽也，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也。”宣扬孔教是中国的“国魂”，宣扬“欲不亡中国乎?必自至诚至敬，尊孔子为教主始也。”
孔教会和社会上的尊孔活动，得到了袁世凯的支持和赞扬。
他赞美道：“孔教之于中国，犹如空气之于人类”，“孔孟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古代而常新。”他下令学生恢复读经，强调“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至其用”。
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中的有识之士，对这股尊孔复古风进行了抵制。一九一二年七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因尊孔问题发生激烈争论。会上，蔡元培提出“学校不应拜孔子案”，因为与当时的大气候，没有获得通过。
但由于蔡元培等力争，最后达成妥协：“这个方案不颁行，但在学校管理规程内删去拜孔子的条文”。这样，学校拜不拜孔都可以。
但是，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日，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下令“尊崇伦常”，提倡“礼教”，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唯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难。……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
此令一出，各种尊孔团体相率成立，遍布全国。
这个时候，袁世凯还要受到方方面面的牵制，做事还有所忌惮。其尊孔还比较掩饰，没有在全社会公然提倡“尊孔读经”，只是从道德层面提出问题。但是，到一九一四年，袁世凯认为他的江山已经很牢固，已经无所顾忌了。
九月二十五日，袁世凯正式颁发了《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祭孔规定。明令于孔子诞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须举行祭孔典礼。
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九月二十八日，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于早晨六点半抵达孔庙。
换上了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褶紫缎裙，头戴平天冠。由侍从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廕昌引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
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祭孔。过了几天，他又叫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并自捐银五千元相助。
遗老们借机发出请愿书，要求袁世凯政.府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
尊孔叫嚣在民国初年掀起一股复古逆流，为袁世凯后来的复辟帝制活动推波助澜，在中国历史上掀起了一股复辟潮，给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
但是，搞倒退是不会长久的，仅仅几年后，“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喊遍全国，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新的繁荣。
这股尊孔复古思潮，也就逐渐消声匿迹了，此为后话。
谈到复辟，有一个人是必须要介绍的，——劳乃宣。
劳乃宣（1843年—1921年），字季瑄，号玉初，又号韧叟。籍贯浙江省嘉兴府桐乡（又山东省武定府阳信）。中国近代音韵学家。
他是清末修律，礼、法之争中礼教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劳乃宣坚持“本旧律之义，用新律之体”的修律方针，主张凡属三纲五常的伦理纲常都纳入新刑律之中。他的法律思想是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在中国近代社会的表现，目的在于抵制中国法律制度的变革，维持封建君主专制。
庚子年闹义和团时，他做吴桥县县令，曾上书请取缔义和团。
民国成立后，他反对民主共和，在辛亥年冬天，他曾作《共和正解》。第二年夏天，又作《续共和正解》。
民国三年，在一片复古大潮中，劳乃宣预感到时机成熟，便把他的这两本“大作”合印成一本书，名为《正续共和解》，遍送京内外。
劳乃宣的共和，是这样解释：周宣王时因天子太幼，不能执政，乃由朝中重要的公卿“和”而“共”修政事，所以名曰共和。因此，所谓共和，乃君主政体而非民主政体，今日一般政界人士“不学无术”，乱加民主于共和，实在是不通。于是劳某乃力陈中国不能推行民主制的种种理由。这就是他的《共和正解》。
至于续编是自诩他早有先见之明，民主制对中国之不恰当。他自作聪明地认为袁世凯虽身为大总统，但有伊尹之志，所以他主张创行一种宪法，名为中华国共和宪法。
以共和为名是符于他的共和正解，名中华国而不名民国，即表示要行君主制。
虽然是君主制，却又不称帝国，则是不与日本雷同。日本是称帝国，俄罗斯和德国虽行君主制，但却不称帝国。“中华国”亦然；至于为何不称大清而称中华？是因中华是全名，大清只是一族之名。凡此云云，便是劳乃宣的大作奇论。
劳乃宣的“大作”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怀旧情结，因此，在当时的政坛上，也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加之袁世凯自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一切表现都是复古，也就更加助长了这股复辟思潮。
劳乃宣除了刊印这本“大作”外，还写了一封信给袁世凯聘为清史馆馆长的赵尔巽。
信上说：“总统之任必有满期，退位后无异齐民。其时白龙鱼服，无以自卫，怨毒所蓄，得而甘心，不测之灾，必难获免。项城识略过人，必早虑及此。以管见推之，以为必示人以非富天下之诚，而后足以平逐鹿之纷争，必示人以不忘故主之忠，而后足以戢纠桓之骄气。然此时遽议归政，冲主不能亲裁，别求居摄，殊难其选，实仍无以逾于项城。
“故愚议议定十年还政之期，昭示天下，而仍以欧美总统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福威玉食，一无所损，所谓闭门天子，不如开门节度也。还政之后，锡以王爵，则以总统退位，复为齐民者不同。爵位之崇，仅下天子一等，自必堂高帘远，护卫谨严，不致有意外之患。……
“且总统无传家之例，而王爵有罔替之荣，如是则项城安而王室亦安，天下因之以举安，是以深冀我公之上陈，项城之见听也。……公谓成先朝之史，以报先朝之恩，窃谓此说得行，其所以报先朝之恩者，尤胜于修史万万。……”
劳乃宣为什么写这封信给赵尔巽呢？原来他在不久之前，曾在青岛碰见赵尔巽。两个人很熟，赵尔巽刚由北京到青岛。
他们谈话时，赵尔巽不经意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不久日月重光。”
他觉得机不可失，所以当赵尔巽由青岛回北京后，劳乃宣即写了这封信给他。
劳乃宣除给赵尔巽写了上面的一封信，同时还给袁的儿女亲家，清朝时当过两江总督的遗老周馥写了一封信。周馥在天津曾和袁世凯共事，他的儿子周学熙又做过袁世凯的财政总长。
劳给周馥的信中说：“赵次帅（赵尔巽字次珊）由京来岛，谓项城自言，今日所为，皆所以调护皇室，初无忍负先朝之意，曾商之世相（清室内务总管世续），欲卸仔肩，而世相言无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冒此不韪。
“诚如此言，则项城之心亦良苦矣。当以拙作正续两解质之次帅，问其可否代呈、项城、次帅曰可，因即请其携之入都。……
“伏思我公历事累朝，恩深位重，孤忠耿耿，至今梦寐不忘，于项城有父执之谊，识拔之雅；近又缔结丝萝，亲同肺腑，若出一言，重如九鼎。可否将狂瞽之言，转达聪听？倘荷采择，见诸实行，非特有造于先朝，其所以为项城者，亦不啻出诸九渊，升之九天也。”
除了给赵尔巽和周馥外，劳乃宣还写了第三封信给国务卿徐世昌，信上说：“……我公既受先朝重任，又与项城至交，此策得行，两无所负。……
“忆己、庚之际，拳匪初萌，弟在吴桥任内，考出义和拳为白莲教支流，刊‘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分布各处，又通筹办法，屡举上官，而直省台司，褎如充耳，以致酿成滔天之祸（是指直隶总督荣禄等没有采纳他的条陈）。
“时项城出任东抚，道经连镇，弟往迎送，以刊及原稿面呈，项城大为嘉纳，到东后一切照行。联军到京，东省卒得保全，其取善之宏，从善之勇，令人感佩。
“今夏在青岛，蒙赐手书，尚有：昔庚子之变，执事不惮苦心，标正论以拯危亡之祸之语，是项城用弟言取效，至今犹未忘也。窃谓弟今日所言，尤关重大，若荷听从，其收效之宏，较之庚子更胜万万也。”
人总是向往美好的。一个健康的，好的社会，会激励和吸引人努力去走正道，通过自己的正常和正当的活动去谋生，去为自己取得收益，去养家糊口，去生活。
但是，在一个不好的、畸形的社会，特别是个人专权，有权者说什么是什么的社会。会诱发人的投机和走捷径的行为。去挖空心思标新立异，做一件取悦当权者之事，试图走捷径，甚至幻想着一步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