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搞垮首届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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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看自己已无法和袁世凯共事，于十七日请假五天，办理辞职。袁世凯正求之不得。
他在袁克定给他的信中批道：“少川请病假赴津，将辞职。名望太坏祇好许之。”
先是准唐绍仪假，指定陆徵祥代理国务总理。
明知唐绍仪决不会回心转意，偏偏派梁士诒和段祺瑞去天津，做挽留劝说。
梁士诒不知袁世凯是何心思，竭力劝说唐绍仪。一再说袁世凯常讲他和少川关系如何特别，私交甚厚，唐绍仪的离开对他打击很大，从唐绍仪走后就寝食不安。
唐绍仪虽然去意已定，但还是想尽量留一分情谊，话也尽量说得婉转，“我与项城交谊，君所深知。但观察今日国家大势，统一中国，非项城莫办；而欲治理中国，非项城与同盟会合作不可。然三月以来，审机度事，恐将来终于事与愿违，故不如及早为计也。国家大事，我又何能以私交徇公义哉！”
袁世凯在唐绍仪的辞呈上批道：“该总理在共和宣布之前，南北奔驰，为民国效劳甚至。及就任总.理，经营擘画，错节盘根，困苦艰难，非可言喻民国草创，正赖长才，岂容听其退休，失兹臂助！特以情词恳挚，出于至诚，不得不谅其苦衷，遂厥初服。应即准如所请，免国.务.总.理本官，任为高级政治顾问。仍望趁此寛闲，勉自调护，以养疴之余睱，备政治咨询，将来倚重正多，当有以副.国.民之望。”
有身边人透露，袁世凯自己写完这些后，很得意，脸上露出古怪的笑。那表情，和他写批示所含之意，风马牛不相及。
六月二十日下午，同盟会代表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面见袁世凯，告之同盟会会员国务员于昨晚议定全体辞职。张耀曾提出，再要組阁，最好组织政党内阁或超然内阁，如采用混合内阁，同盟会会员不会加入。
袁世凯当即表示反对：“非联合数党及无党之人共得组织，则断不能成一美满内阁。……余之主意，在于得人，但问其才与不才，无论其党与不党。”并郑重地说：“余奉告诸君，当放大眼光，从中国全局着眼，从世界大势着眼，断不可沾沾于一党之关系，亦不能硬以和平时代政党更代消长之成例，适用于危急存亡之中国。
“总须大家破除成见，协力同心，共同建设。为国务员者，以热心任事为主，须有自信力，万不可轻听局外之褒贬，以为进退；为议员为国民者，当体当局者之苦衷，力与维持，不宜以党派之意见，拘束而牵制之，使其无发展之余地。”
搞垮了首届内阁，袁世凯的舆论很不好，很多人说他这是在搞封建专制。有人更有眼光，看得也更深远，呼吁警惕袁世凯黄袍加身恢复帝制。对袁世凯心怀疑惑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为了打消人们的疑虑，袁世凯六月二十四给黎元洪和各省都督发电：“世凯束发受书，即慕上古官天下之风，以为历代治道之隆污，罔不系乎公私之两念。泊乎中岁，略识外情，目睹法、美共和之良规，谓为深合天下为公之古训。客岁武昌起义，各省影从，遂使二千余年专制之旧邦，一跃而为共和体制。世凯以垂朽之年，躬兹盛会，私愿从此退休田里，共享升平，乃荷国民委托之殷，膺兹重任。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现于中国。
“就职之初，又复经沥忱宣誓，皇天厚土，实闻此言。乃近日以来，各省无识之徒捏造讹言，摇感观听，或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之故事妄相猜惧。……维当此艰难缔造之秋，岂容有彼此猜嫌之隐？
|“用是重为宣布：凡我国民，苟以救国为前提，则当能见其大，万不宜轻听悠悠之口，徒为扰乱之阶。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坏，借端煽惑，不顾大局，则世凯亦唯有从国民之公意，与天下共弃之！事关大局，不敢不披沥素志，解释猜嫌。知我罪我，付诸公论。”
应该记下，这是袁世凯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第二次郑重对外宣布他本人对共和的忠诚。“皇天后土”，几乎是对天明誓。
问题是，善良的人们，可以相信他吗？
不仅如此，事后不久，他还对革命党人，同盟会的重要成员陈裕时推心置腹的言道：
“外头人说我要做皇帝，这个皇帝是最要不得的东西，不是清朝就在你们手里推翻了的吗？
‘我是在对全国国民宣誓忠诚之下就职的，怎么能说我要做全国人民所推倒的玩意呢！你是对历史研究很深的人，当然知道有史以来做皇帝都没有什么结果。
“即如你现在所驻地南京，就是六个朝代皇帝的惨史，他们的子孙甚至于临到末路，有生生世世不愿生在帝王家的怨言。
“上溯秦汉，下迄唐宋元明，哪一朝是有良好的结果？清帝逊位后，虽受到优待，但是一旦国民不承认他，还有什么方法能存活下去呢？我若连这一点都看不清楚，还敢在这乱糟糟的时候挺身而出，当此大任吗？
“请你将我的话告诉孙（中.山）黄（兴）二公及第八师各位，使他们信任我。”
陈裕时是受同盟会的委托，找袁世凯来谈事情的。事情谈完后就想马上离开，想法是袁世凯很忙，不好多打扰。没想到被袁世凯拉住，说了这么一番话。
听了袁世凯的话，陈裕时想了一下言道：“这个世上，人嘴两张皮，说什么的都有。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就是了。这事最简单了，只要我们不去做，谣言不攻自破。我想，孙黄二公，还有八师的同志，是很相信大总统的，否则，也不会力推您为临时大总统。”
陈裕时对袁世凯是没好感的，也是很有戒心的。这几句话不咸不淡，怎么理解都行，不管怎么说，还是给足了袁世凯的面子。
袁世凯知道陈裕时在南京是手握重兵的实力派，对陈裕时和新组建的八师这支南京精锐部队是很看重的。本来想从对方嘴里讨几句自己想听的话。但事与愿违，自讨无趣。
赶忙说：“那是！那是！那就让大家看袁某的实际行动好了。”
送陈裕时出门后，袁世凯狠狠的瞪了一眼陈的背影，他对这些革命党人，真的没好感。
陈裕时（公元1877～1940年），原名陈裕大，字符伯。后皈依佛门，法号元白。湖北宜昌三斗坪人，幼年胸怀志，青年时参军，在汉阳兵工厂工防营当兵，被送到武备学堂读书，只因读《鉴略》颖悟过人，受到张之洞的重视，被其送往日本深造。
一九零三年（二十六岁）七月陈裕时到达东京，进入振武陆军士官学堂读书，因其在校阅读、宣传革命书刊被开除学籍，继而转学法政。后结识孙中山与黄兴，与宜昌人黄恺元、高冈、全敬存、陈吉甫、杨征祥一道入同盟会。三十二岁回国，与蔡锷、赵恒惕、唐继尧去广西，担任龙州讲武堂监督兼龙州新军邑龙统带一职。
辛亥武昌起义后，陈裕时极力游说桂军抚王芝祥、总兵陆荣廷，宣布独立。对抗清**，组建了北伐军第三军，任三军参谋长兼邑龙标首长。与王芝祥、陆荣廷等人分几路驰援湖北、江苏。南方各省纷纷回应起义，当时到达南京的北伐军有十万馀人。孙中山先生的临时**，粮草不足，各路人马鱼龙混杂，江西、安徽两省援军，抢劫财务，发动叛乱，均被第三军弹压下去。
平息叛乱后，陈裕时建议孙中山、黄兴∶由于这些援军是临时拉起来的队伍，军事素质差，如果要对付袁世凯经过正规训练的军队，很难打胜仗。为此，北伐军应该吸收广大革命同志参加，整编几支精锐之师，打败强敌；并推荐精通军事的冯国璋之婿陈之骥担任要职。陈是陈裕时的留日同学，讲信用，重义气，可以利用他与冯国璋的关系，保证粮饷，保存和发展军事力量。
孙中山、黄兴采纳了陈裕时这条建议，以广西革命军为基本力量，以同盟会员为班底，集中优良装备，整编成南京陆军第八师，黄兴任命陈之骥为八师师长。这时，陈裕时任该师十五旅旅长兼第九混成旅旅长。
袁世凯称帝后，陈裕时成功游说湖南总督汤芗铭、四川总督陈宦同时通电反袁。湖南总督汤芗铭、四川总督陈宦站出来反袁，对袁世凯打击是沉重的，特别是四川总督陈宦的离他而去。当时有人曾说袁世凯死是因为喝了碗二陈汤，说得就是陈宦和陈裕时。不过自此之后，陈裕时或许看破红尘而心灰意冷，不再过问政治，潜心研究佛学，参与国内一些佛事活动。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陈裕时积极号召全国佛教徒一致抗日。一九四〇年七月三十日在重庆去世，终年六十四岁。
当然，这为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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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看自己已无法和袁世凯共事，于十七日请假五天，办理辞职。袁世凯正求之不得。
他在袁克定给他的信中批道：“少川请病假赴津，将辞职。名望太坏祇好许之。”
先是准唐绍仪假，指定陆徵祥代理国务总理。
明知唐绍仪决不会回心转意，偏偏派梁士诒和段祺瑞去天津，做挽留劝说。
梁士诒不知袁世凯是何心思，竭力劝说唐绍仪。一再说袁世凯常讲他和少川关系如何特别，私交甚厚，唐绍仪的离开对他打击很大，从唐绍仪走后就寝食不安。
唐绍仪虽然去意已定，但还是想尽量留一分情谊，话也尽量说得婉转，“我与项城交谊，君所深知。但观察今日国家大势，统一中国，非项城莫办；而欲治理中国，非项城与同盟会合作不可。然三月以来，审机度事，恐将来终于事与愿违，故不如及早为计也。国家大事，我又何能以私交徇公义哉！”
袁世凯在唐绍仪的辞呈上批道：“该总理在共和宣布之前，南北奔驰，为民国效劳甚至。及就任总.理，经营擘画，错节盘根，困苦艰难，非可言喻民国草创，正赖长才，岂容听其退休，失兹臂助！特以情词恳挚，出于至诚，不得不谅其苦衷，遂厥初服。应即准如所请，免国.务.总.理本官，任为高级政治顾问。仍望趁此寛闲，勉自调护，以养疴之余睱，备政治咨询，将来倚重正多，当有以副.国.民之望。”
有身边人透露，袁世凯自己写完这些后，很得意，脸上露出古怪的笑。那表情，和他写批示所含之意，风马牛不相及。
六月二十日下午，同盟会代表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面见袁世凯，告之同盟会会员国务员于昨晚议定全体辞职。张耀曾提出，再要組阁，最好组织政党内阁或超然内阁，如采用混合内阁，同盟会会员不会加入。
袁世凯当即表示反对：“非联合数党及无党之人共得组织，则断不能成一美满内阁。……余之主意，在于得人，但问其才与不才，无论其党与不党。”并郑重地说：“余奉告诸君，当放大眼光，从中国全局着眼，从世界大势着眼，断不可沾沾于一党之关系，亦不能硬以和平时代政党更代消长之成例，适用于危急存亡之中国。
“总须大家破除成见，协力同心，共同建设。为国务员者，以热心任事为主，须有自信力，万不可轻听局外之褒贬，以为进退；为议员为国民者，当体当局者之苦衷，力与维持，不宜以党派之意见，拘束而牵制之，使其无发展之余地。”
搞垮了首届内阁，袁世凯的舆论很不好，很多人说他这是在搞封建专制。有人更有眼光，看得也更深远，呼吁警惕袁世凯黄袍加身恢复帝制。对袁世凯心怀疑惑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为了打消人们的疑虑，袁世凯六月二十四给黎元洪和各省都督发电：“世凯束发受书，即慕上古官天下之风，以为历代治道之隆污，罔不系乎公私之两念。泊乎中岁，略识外情，目睹法、美共和之良规，谓为深合天下为公之古训。客岁武昌起义，各省影从，遂使二千余年专制之旧邦，一跃而为共和体制。世凯以垂朽之年，躬兹盛会，私愿从此退休田里，共享升平，乃荷国民委托之殷，膺兹重任。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现于中国。
“就职之初，又复经沥忱宣誓，皇天厚土，实闻此言。乃近日以来，各省无识之徒捏造讹言，摇感观听，或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之故事妄相猜惧。……维当此艰难缔造之秋，岂容有彼此猜嫌之隐？
|“用是重为宣布：凡我国民，苟以救国为前提，则当能见其大，万不宜轻听悠悠之口，徒为扰乱之阶。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坏，借端煽惑，不顾大局，则世凯亦唯有从国民之公意，与天下共弃之！事关大局，不敢不披沥素志，解释猜嫌。知我罪我，付诸公论。”
应该记下，这是袁世凯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第二次郑重对外宣布他本人对共和的忠诚。“皇天后土”，几乎是对天明誓。
问题是，善良的人们，可以相信他吗？
不仅如此，事后不久，他还对革命党人，同盟会的重要成员陈裕时推心置腹的言道：
“外头人说我要做皇帝，这个皇帝是最要不得的东西，不是清朝就在你们手里推翻了的吗？
‘我是在对全国国民宣誓忠诚之下就职的，怎么能说我要做全国人民所推倒的玩意呢！你是对历史研究很深的人，当然知道有史以来做皇帝都没有什么结果。
“即如你现在所驻地南京，就是六个朝代皇帝的惨史，他们的子孙甚至于临到末路，有生生世世不愿生在帝王家的怨言。
“上溯秦汉，下迄唐宋元明，哪一朝是有良好的结果？清帝逊位后，虽受到优待，但是一旦国民不承认他，还有什么方法能存活下去呢？我若连这一点都看不清楚，还敢在这乱糟糟的时候挺身而出，当此大任吗？
“请你将我的话告诉孙（中.山）黄（兴）二公及第八师各位，使他们信任我。”
陈裕时是受同盟会的委托，找袁世凯来谈事情的。事情谈完后就想马上离开，想法是袁世凯很忙，不好多打扰。没想到被袁世凯拉住，说了这么一番话。
听了袁世凯的话，陈裕时想了一下言道：“这个世上，人嘴两张皮，说什么的都有。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就是了。这事最简单了，只要我们不去做，谣言不攻自破。我想，孙黄二公，还有八师的同志，是很相信大总统的，否则，也不会力推您为临时大总统。”
陈裕时对袁世凯是没好感的，也是很有戒心的。这几句话不咸不淡，怎么理解都行，不管怎么说，还是给足了袁世凯的面子。
袁世凯知道陈裕时在南京是手握重兵的实力派，对陈裕时和新组建的八师这支南京精锐部队是很看重的。本来想从对方嘴里讨几句自己想听的话。但事与愿违，自讨无趣。
赶忙说：“那是！那是！那就让大家看袁某的实际行动好了。”
送陈裕时出门后，袁世凯狠狠的瞪了一眼陈的背影，他对这些革命党人，真的没好感。
陈裕时（公元1877～1940年），原名陈裕大，字符伯。后皈依佛门，法号元白。湖北宜昌三斗坪人，幼年胸怀志，青年时参军，在汉阳兵工厂工防营当兵，被送到武备学堂读书，只因读《鉴略》颖悟过人，受到张之洞的重视，被其送往日本深造。
一九零三年（二十六岁）七月陈裕时到达东京，进入振武陆军士官学堂读书，因其在校阅读、宣传革命书刊被开除学籍，继而转学法政。后结识孙中山与黄兴，与宜昌人黄恺元、高冈、全敬存、陈吉甫、杨征祥一道入同盟会。三十二岁回国，与蔡锷、赵恒惕、唐继尧去广西，担任龙州讲武堂监督兼龙州新军邑龙统带一职。
辛亥武昌起义后，陈裕时极力游说桂军抚王芝祥、总兵陆荣廷，宣布独立。对抗清**，组建了北伐军第三军，任三军参谋长兼邑龙标首长。与王芝祥、陆荣廷等人分几路驰援湖北、江苏。南方各省纷纷回应起义，当时到达南京的北伐军有十万馀人。孙中山先生的临时**，粮草不足，各路人马鱼龙混杂，江西、安徽两省援军，抢劫财务，发动叛乱，均被第三军弹压下去。
平息叛乱后，陈裕时建议孙中山、黄兴∶由于这些援军是临时拉起来的队伍，军事素质差，如果要对付袁世凯经过正规训练的军队，很难打胜仗。为此，北伐军应该吸收广大革命同志参加，整编几支精锐之师，打败强敌；并推荐精通军事的冯国璋之婿陈之骥担任要职。陈是陈裕时的留日同学，讲信用，重义气，可以利用他与冯国璋的关系，保证粮饷，保存和发展军事力量。
孙中山、黄兴采纳了陈裕时这条建议，以广西革命军为基本力量，以同盟会员为班底，集中优良装备，整编成南京陆军第八师，黄兴任命陈之骥为八师师长。这时，陈裕时任该师十五旅旅长兼第九混成旅旅长。
袁世凯称帝后，陈裕时成功游说湖南总督汤芗铭、四川总督陈宦同时通电反袁。湖南总督汤芗铭、四川总督陈宦站出来反袁，对袁世凯打击是沉重的，特别是四川总督陈宦的离他而去。当时有人曾说袁世凯死是因为喝了碗二陈汤，说得就是陈宦和陈裕时。不过自此之后，陈裕时或许看破红尘而心灰意冷，不再过问政治，潜心研究佛学，参与国内一些佛事活动。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陈裕时积极号召全国佛教徒一致抗日。一九四〇年七月三十日在重庆去世，终年六十四岁。
当然，这为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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