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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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形容那种雾气给人的感觉，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见到任何一种雾气是那样的形态，我印象最深的是那种灰色，让人感觉非常的重，但偏偏又是飘动的。
雾气迅速从门里涌进来，速度十分平均，让人感觉它从容不迫，因为光线的关系，实在无法看清。我们转头帮小兵放下了副班长，再回头时，整个准备室已经一片漆黑，光线全被雾气阻挡了。
而紧闭的气门，却成功挡住了雾气的再度蔓延。这几十年的老旧三防设施，质量超乎我的想象，虽然如此，我还是下意识不敢靠门太近，总感觉雾气随时会从缝里进来。
我暗暗咂舌，心想如果现在我还在外面，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样子。难道会和落水洞里的尸体一样？
一旁的陈落户招呼我帮忙，副班长被我们抬到了写字台上，满头是血，小兵大口喘着气，手忙脚乱地检查他的伤口。
我问小兵在哪里找到副班长的？他说就在下面一点点距离，大坝中部出水口的地方，那上面有防止人跌落的水泥缓冲条。副班长没我这么走运，一直摔了下去，直到撞上了缓冲条才停了下来，已经昏了过去。从这个机房可以下到那里，小兵直冲下去，当时浓雾已经几乎就在脚下，幸好班长还死死抓着手电，他一眼看见一路狂奔把他背了上来。那雾气几乎就跟着到了，他连门都来不及关。
我们都有紧急医疗的经验，在野外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特别是坠落的伤员。此时我的手也很疼，几乎举不起来，但还是忍着帮忙解开副班长的衣服。
副班长心跳和呼吸都有，但是神志有点迷糊，浑身都软了，脑袋上有伤口，估计是最后那一下撞昏了。这也是可大可小的事情，我见过有的人从大树上摔下来，磕着脑袋满头是血但第二天包好了照样爬树，也见过人打山核桃的时候，被拳头大的石头敲一下脑袋就敲死了。其他的倒是奇迹，没有什么特别的外伤。
小战士看着机灵，看到副班长这样却又哽咽了，我拍拍他让他别担心，自己的手却揪心的痛。
撩起来一看，可以确定没骨折，或者说没骨折的那么厉害，手腕的地方肿了一大块，疼得厉害，可能是关节严重扭伤。这地方也没有什么好处理的，我只好忍着。
我们给他止了血让他躺着，我问那小兵他们到达这里的情况，他又是怎么找到这个三防室的。
小兵一脸茫然，说不是他找到的，是袁喜乐带他们来的。
他说他们的皮筏子被水流带着，一直被冲到大坝边上。他们找了一处地方爬了上去，刚上去袁喜乐就疯了一样开始跑，他和陈落户在背后狂追，一直就追到了这里，到了这里袁喜乐马上就缩到了角落里，再也没动过。
我哑然，水坝内的建筑结构之复杂，并不在于房间的多少，而在于它的用处完全和我们平时的住房不同。事实上普通人所处的建筑结构对他造成的行走习惯在特定建筑场合一点用处也没有，这也是我们做勘探的时候，遇到一些废弃建筑都不主张深入探索的原因。就比如一个化工厂，你想在里面奔跑，恐怕跑不到一百步你就得停下来，因为有些你认为是路的地方，其实根本不是路。水电站就更加的不同，其建筑结构完全是为了承压和为电机服务设计的，袁喜乐能够一口气穿过如此复杂的建筑跑到这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她对这里的结构非常熟悉，她肯定来过这里。
我突然有点悲哀，如果是这样的话，她肯定是花了相当大的力气才能够回到我们遇见她的地方，见鬼的我们竟然又把她带回来，要不是她神志失常，恐怕会掐死我们。
小兵还告诉我这样的雾起来已经是第二次了，上一次也是先泄洪，但是没有飘到这么高。袁喜乐听到警报之后就几乎疯了一样，要关上这里的门。他是工程兵，对于毒气以及三防方面的知识相当丰富，当时也意识到这雾气可能有毒。
我问按照他的理解，这一切是怎么一回事？
他说，如果按照工程角度来说，这里肯定有一个水位感应器，在水位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水坝会自动开闸放水，显然这个装置要么这二十几年一直在这样规律运作着，要么就是前不久被启动的。
而这大坝下的深渊如此的深邃，他估计这层浓雾是被高速落下的水流砸起来的，撑着那种向上吹的横风带上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成分。
这小兵的分析真是十分有道理，后来我们回去再考虑，也觉得这是唯一的可能性。
我当时问了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马在海，是温州乐清的兵，三年的老工程兵了，一直没退役。
我说那你怎么还是小兵，他说家庭出身不好，每次班长提档都被放到一边，他都换了四个班长了，自己还是小兵。副班长和他一样，都是家庭出身不好，不过副班长打过印度人，所以升了一级，他们两个人一直在班里待着，他第一个班长都提正排了。他说我要是觉得他可怜就帮他向上头说说，好歹也弄个副班长当。
这事儿我也帮不了他，只好干笑不作答，心说看现在的情况，能活着回去再说吧。
浓雾一直持续，气闭门外一片漆黑，两小时后也不见有消散的迹象。我们躲在铁舱里，只能通过那个孔窗观察外面，什么情况也看不清楚。好在封闭舱里相对安静，我们能听到水流的轰鸣声，这里最清晰的声音，则是我们的呼吸和整个混凝土大坝承压发出的那种声音。
没有人知道浓雾什么时候会退去，我们一开始还说话，后来就静静地待在舱里休息。副班长昏迷了一个半小时后便醒了过来，精神委靡，但是还算清醒，似乎没什么大碍。马在海喜极而泣，我则松了一口气。
之后有段时间，我开始担心房间里氧气会耗尽，但很快我发现这里有老式的换气装置开在踢脚线的位置上。后来1984年的时候我参观了一个海军基地里缴获的日本潜艇，想起这种开在踢脚线上的长条形小窗，有点像那艘日式潜艇的换气系统，想想可能那时看到的就是从报废的潜艇上拆卸下来的系统。这个人防工事修在大坝的机房里，似乎本身就是为了应对这种特别的地质现象。
当时也没有个人能和我商量事情，我只能一个人在那里瞎想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显然袁喜乐这么熟悉这个地方，她所属的勘探队肯定在这里待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他们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显然他们遇到的我们很快也会遇到。现在我所知道的情况是袁喜乐神志不清，而另一个似乎是他们勘探队的人严重中毒死在了半路上。可以肯定这里发生的必然不会是太愉快的。
其他人到哪里去了？按照马在海所说的，袁喜乐对于这种雾气的恐惧如此厉害，会不会其他人已经牺牲了？另一个关键问题，当年日本人又是怎么想的？
这些事情全都毫无头绪，我的脑海里一下闪过巨大的“深山”轰炸机，一下又闪过深渊和鬼魅一样的雾气，简直头痛欲裂。似乎所有的线索只有这么几项，反复思考都得不到一点启发。
瞎琢磨了将近三小时，雾气还是没有退散，我痛苦莫名，又想到了生死不明的王四川，老猫他们现在又在哪里？我们又该怎么回去？诸如此类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在焦灼中我浑浑噩噩地睡了过去。
当时没有想到，这是我在这个洞穴内的最后一次睡眠，这噩梦连连的短暂休息之后，是真正的噩梦的开始。
在睡醒之后，我再一次尝试和袁喜乐交流，不久宣告失败。这可怜的女人的恐惧似乎已经到达了极点，听不得任何一点声音，只要我一和她说话，她就蜷缩得更加紧，眼睛也不由自主地避开我的视线。
我只好放弃，开始和副班长他们商量离开的路线以及方法。
值得庆幸的是，马在海说他们来时的皮筏子应该还在那个地方，如果水流没有这么湍急，我们可以逆流划船返回。但现在不知道应该是顺着这条巨大的地下暗河逆流，还是寻找我们摔下的落水洞，回到我们和老猫分开的地方。
最明智的路线就是袁喜乐的路线，但又不知道她是怎么走的？如果她还清醒，倒是可以带我们一程。
副班长说要是能找到指示图或者地图就好了，这里肯定有这样的东西，如果能找到，我们就能知道日本人当年是怎么规划的，那就可以找出一条最短最安全的道路。这里许多设施都已经腐朽，如果硬闯回去，恐怕并不现实。
我也点头，心说确实是，这些搞工程的，一看图纸就能知道很多东西，只是这图纸估计撤离的时候已经完全销毁了吧。
几个人在那里商量来商量去，大脑也逐渐清醒起来。我当时是放松的，因为无论怎么说，现在是返回，我们知道目的地有什么，而我们也有选择，可以选择行进的路线。无论什么时候，有选择总是幸福的。这是我后来总结出来的格言。
我们当时全部都没有意识到最关键的问题，不在我们的归途，而就在我们的眼前。
十小时之后，我们大概确定了计划，也统计了剩下的食品以及燃料，再一次探查孔窗的时候，发现仍旧是一片漆黑，此时，我才突然想到那个关键问题：
这雾气会在外面维持多少时间？天哪，一天，或者是一个月？
在我提出来前，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在大家的观念中雾气总是很快就消散的，我提出来之后，我们也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有点恐慌，希望我的想法不会变成现实。马在海对我说，上一次虽然雾气没有上来，但退下去也比较迅速，他估计这雾气再有几小时就肯定得散，不然那横风也能把它吹淡了。
我也想当然地同意了，因为在这样的局面下，找个理由让自己安心总好过让自己窝心。我们当时都忘记了自己刚刚下过的判断，这鬼魅一般的雾气，是被万丈激流冲起来的，现在落水根本没有停止，雾气必然是不停地翻滚上来，如何能有散的时候。
所以很快，马在海的说法就开始站不住脚了。
我们在忐忑不安中，又安静等待了五六个小时，雾气仍旧弥漫在我们的舱外，一点也没有消散的迹象。
这时候，之前那种似有似无的恐慌，就逐渐变成了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了这样一个命题：这浓雾短时间内不会消散了。
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承认这么一个命题，相当的痛苦，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撤离计划一下子无限期延迟了，我也知道这时候再干等，那就是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
此时我们再次合计，十多小时前干劲冲天的那些说辞、计划，现在看来就像是笑话一样，这样的境遇颇为尴尬。
副班长和马在海对我说我们是不是得有耐心，现在想这些会不会自乱阵脚？我对马在海他们说，我们得面对现实，看样子，只要水闸不关，这雾气只会越来越浓，不可能消散了。那样的话，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一方面要分配口粮和水，尽量延长生存时间，希望能等到雾气散去，一方面也要积极想办法。特别是第一个措施，就算雾气一小时后可能散去，我们也得做好一个月后雾气才散去的准备。
我说完这个，马在海的面色很难看，他对我们说，其实，口粮的问题还可以，他们带来的几只包裹里，有足够的压缩饼干和蔬菜，因为当时急着救我们，所以大量装备都丢弃了，只把食物带了过来。主要的问题是水，他和陈落户两个人只有两只水壶，其中一只还不是满的。
我听完这个，心直往下沉，喉咙一下子感觉到干渴起来。当时在入洞初段行军的时候，也想过实在没水的时候要喝尿，顿时心里犯堵，心说自己当时他妈的也真是缺心眼，现在是现世报应。
当时我们的裤管早就干了，不然还能拧出水来，我脑子转得飞快，但是没用，很快就绝望了。
在我的记忆里，同样被困住的经历并不多，最危险的一次是1959年在川东。那时我才参加工作，当地地质局组织了一个洞穴勘探，我们被涨水困在了一个气洞里三天两夜，好在水最后退了。当时我们有十几号人，干粮和水都很充足，最缺乏的是经验，所以哭鼻子的一大堆，现在倒好，经验丰富了，没水，这实在比哭鼻子要命得多。
这时候马在海说，要在这个密封舱里待到雾退，我们恐怕需要很大的运气。如果能到达其他地方，说不定还有转机，比如说可以找到老旧的水管或者蒸汽管道，里面也许有水？要不要试一下？
我心说这里哪里有那种管道，只见他蹲了下来，指了指踢脚部位的通气口，说这里的通气口联通着气滤装置，是二战时候德国人使用的技术，后来被苏联学去了，我们现在的地下工事大部分是这种装置的改良，这里面也许有水管。
我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但这管道口窄得只能放进去一个脑袋，人怎能钻得进去？
马在海说他个子小，应该问题不大，说着就趴了下去，先是拆除了防鼠网，然后试探着能不能进去。
我也趴了下去，一看就知道不可能，这洞口的大小已经宽于马在海的肩膀，他到底是个男的，当兵的骨头架子大，怎样都挤不进去。而这个通气口，怎么看也不可能通过任何人。
马在海滑稽地做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动作，然而他的脑袋也只能侧着探入，身子丝毫无法进入分毫，最后他扭伤了脖子，只好退了出来。
其他人里陈落户脑袋很大，我是个大个子，副班长脑袋上有伤，而袁喜乐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提议算是白提了。
我沮丧地坐在地上，几个人都不说话，一边的陈落户更是脑子有问题地把自己的水壶抱在了怀里，似乎怕我们来抢。
我没心思去理他，脑子一片空白，就在这时，突然“啪”的一声，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了，密封舱里的应急灯突然熄灭了，我们顿时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显然是电线老化终于烧断了。
很难形容那种雾气给人的感觉，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见到任何一种雾气是那样的形态，我印象最深的是那种灰色，让人感觉非常的重，但偏偏又是飘动的。
雾气迅速从门里涌进来，速度十分平均，让人感觉它从容不迫，因为光线的关系，实在无法看清。我们转头帮小兵放下了副班长，再回头时，整个准备室已经一片漆黑，光线全被雾气阻挡了。
而紧闭的气门，却成功挡住了雾气的再度蔓延。这几十年的老旧三防设施，质量超乎我的想象，虽然如此，我还是下意识不敢靠门太近，总感觉雾气随时会从缝里进来。
我暗暗咂舌，心想如果现在我还在外面，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样子。难道会和落水洞里的尸体一样？
一旁的陈落户招呼我帮忙，副班长被我们抬到了写字台上，满头是血，小兵大口喘着气，手忙脚乱地检查他的伤口。
我问小兵在哪里找到副班长的？他说就在下面一点点距离，大坝中部出水口的地方，那上面有防止人跌落的水泥缓冲条。副班长没我这么走运，一直摔了下去，直到撞上了缓冲条才停了下来，已经昏了过去。从这个机房可以下到那里，小兵直冲下去，当时浓雾已经几乎就在脚下，幸好班长还死死抓着手电，他一眼看见一路狂奔把他背了上来。那雾气几乎就跟着到了，他连门都来不及关。
我们都有紧急医疗的经验，在野外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特别是坠落的伤员。此时我的手也很疼，几乎举不起来，但还是忍着帮忙解开副班长的衣服。
副班长心跳和呼吸都有，但是神志有点迷糊，浑身都软了，脑袋上有伤口，估计是最后那一下撞昏了。这也是可大可小的事情，我见过有的人从大树上摔下来，磕着脑袋满头是血但第二天包好了照样爬树，也见过人打山核桃的时候，被拳头大的石头敲一下脑袋就敲死了。其他的倒是奇迹，没有什么特别的外伤。
小战士看着机灵，看到副班长这样却又哽咽了，我拍拍他让他别担心，自己的手却揪心的痛。
撩起来一看，可以确定没骨折，或者说没骨折的那么厉害，手腕的地方肿了一大块，疼得厉害，可能是关节严重扭伤。这地方也没有什么好处理的，我只好忍着。
我们给他止了血让他躺着，我问那小兵他们到达这里的情况，他又是怎么找到这个三防室的。
小兵一脸茫然，说不是他找到的，是袁喜乐带他们来的。
他说他们的皮筏子被水流带着，一直被冲到大坝边上。他们找了一处地方爬了上去，刚上去袁喜乐就疯了一样开始跑，他和陈落户在背后狂追，一直就追到了这里，到了这里袁喜乐马上就缩到了角落里，再也没动过。
我哑然，水坝内的建筑结构之复杂，并不在于房间的多少，而在于它的用处完全和我们平时的住房不同。事实上普通人所处的建筑结构对他造成的行走习惯在特定建筑场合一点用处也没有，这也是我们做勘探的时候，遇到一些废弃建筑都不主张深入探索的原因。就比如一个化工厂，你想在里面奔跑，恐怕跑不到一百步你就得停下来，因为有些你认为是路的地方，其实根本不是路。水电站就更加的不同，其建筑结构完全是为了承压和为电机服务设计的，袁喜乐能够一口气穿过如此复杂的建筑跑到这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她对这里的结构非常熟悉，她肯定来过这里。
我突然有点悲哀，如果是这样的话，她肯定是花了相当大的力气才能够回到我们遇见她的地方，见鬼的我们竟然又把她带回来，要不是她神志失常，恐怕会掐死我们。
小兵还告诉我这样的雾起来已经是第二次了，上一次也是先泄洪，但是没有飘到这么高。袁喜乐听到警报之后就几乎疯了一样，要关上这里的门。他是工程兵，对于毒气以及三防方面的知识相当丰富，当时也意识到这雾气可能有毒。
我问按照他的理解，这一切是怎么一回事？
他说，如果按照工程角度来说，这里肯定有一个水位感应器，在水位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水坝会自动开闸放水，显然这个装置要么这二十几年一直在这样规律运作着，要么就是前不久被启动的。
而这大坝下的深渊如此的深邃，他估计这层浓雾是被高速落下的水流砸起来的，撑着那种向上吹的横风带上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成分。
这小兵的分析真是十分有道理，后来我们回去再考虑，也觉得这是唯一的可能性。
我当时问了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马在海，是温州乐清的兵，三年的老工程兵了，一直没退役。
我说那你怎么还是小兵，他说家庭出身不好，每次班长提档都被放到一边，他都换了四个班长了，自己还是小兵。副班长和他一样，都是家庭出身不好，不过副班长打过印度人，所以升了一级，他们两个人一直在班里待着，他第一个班长都提正排了。他说我要是觉得他可怜就帮他向上头说说，好歹也弄个副班长当。
这事儿我也帮不了他，只好干笑不作答，心说看现在的情况，能活着回去再说吧。
浓雾一直持续，气闭门外一片漆黑，两小时后也不见有消散的迹象。我们躲在铁舱里，只能通过那个孔窗观察外面，什么情况也看不清楚。好在封闭舱里相对安静，我们能听到水流的轰鸣声，这里最清晰的声音，则是我们的呼吸和整个混凝土大坝承压发出的那种声音。
没有人知道浓雾什么时候会退去，我们一开始还说话，后来就静静地待在舱里休息。副班长昏迷了一个半小时后便醒了过来，精神委靡，但是还算清醒，似乎没什么大碍。马在海喜极而泣，我则松了一口气。
之后有段时间，我开始担心房间里氧气会耗尽，但很快我发现这里有老式的换气装置开在踢脚线的位置上。后来1984年的时候我参观了一个海军基地里缴获的日本潜艇，想起这种开在踢脚线上的长条形小窗，有点像那艘日式潜艇的换气系统，想想可能那时看到的就是从报废的潜艇上拆卸下来的系统。这个人防工事修在大坝的机房里，似乎本身就是为了应对这种特别的地质现象。
当时也没有个人能和我商量事情，我只能一个人在那里瞎想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显然袁喜乐这么熟悉这个地方，她所属的勘探队肯定在这里待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他们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显然他们遇到的我们很快也会遇到。现在我所知道的情况是袁喜乐神志不清，而另一个似乎是他们勘探队的人严重中毒死在了半路上。可以肯定这里发生的必然不会是太愉快的。
其他人到哪里去了？按照马在海所说的，袁喜乐对于这种雾气的恐惧如此厉害，会不会其他人已经牺牲了？另一个关键问题，当年日本人又是怎么想的？
这些事情全都毫无头绪，我的脑海里一下闪过巨大的“深山”轰炸机，一下又闪过深渊和鬼魅一样的雾气，简直头痛欲裂。似乎所有的线索只有这么几项，反复思考都得不到一点启发。
瞎琢磨了将近三小时，雾气还是没有退散，我痛苦莫名，又想到了生死不明的王四川，老猫他们现在又在哪里？我们又该怎么回去？诸如此类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在焦灼中我浑浑噩噩地睡了过去。
当时没有想到，这是我在这个洞穴内的最后一次睡眠，这噩梦连连的短暂休息之后，是真正的噩梦的开始。
在睡醒之后，我再一次尝试和袁喜乐交流，不久宣告失败。这可怜的女人的恐惧似乎已经到达了极点，听不得任何一点声音，只要我一和她说话，她就蜷缩得更加紧，眼睛也不由自主地避开我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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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庆幸的是，马在海说他们来时的皮筏子应该还在那个地方，如果水流没有这么湍急，我们可以逆流划船返回。但现在不知道应该是顺着这条巨大的地下暗河逆流，还是寻找我们摔下的落水洞，回到我们和老猫分开的地方。
最明智的路线就是袁喜乐的路线，但又不知道她是怎么走的？如果她还清醒，倒是可以带我们一程。
副班长说要是能找到指示图或者地图就好了，这里肯定有这样的东西，如果能找到，我们就能知道日本人当年是怎么规划的，那就可以找出一条最短最安全的道路。这里许多设施都已经腐朽，如果硬闯回去，恐怕并不现实。
我也点头，心说确实是，这些搞工程的，一看图纸就能知道很多东西，只是这图纸估计撤离的时候已经完全销毁了吧。
几个人在那里商量来商量去，大脑也逐渐清醒起来。我当时是放松的，因为无论怎么说，现在是返回，我们知道目的地有什么，而我们也有选择，可以选择行进的路线。无论什么时候，有选择总是幸福的。这是我后来总结出来的格言。
我们当时全部都没有意识到最关键的问题，不在我们的归途，而就在我们的眼前。
十小时之后，我们大概确定了计划，也统计了剩下的食品以及燃料，再一次探查孔窗的时候，发现仍旧是一片漆黑，此时，我才突然想到那个关键问题：
这雾气会在外面维持多少时间？天哪，一天，或者是一个月？
在我提出来前，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在大家的观念中雾气总是很快就消散的，我提出来之后，我们也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有点恐慌，希望我的想法不会变成现实。马在海对我说，上一次虽然雾气没有上来，但退下去也比较迅速，他估计这雾气再有几小时就肯定得散，不然那横风也能把它吹淡了。
我也想当然地同意了，因为在这样的局面下，找个理由让自己安心总好过让自己窝心。我们当时都忘记了自己刚刚下过的判断，这鬼魅一般的雾气，是被万丈激流冲起来的，现在落水根本没有停止，雾气必然是不停地翻滚上来，如何能有散的时候。
所以很快，马在海的说法就开始站不住脚了。
我们在忐忑不安中，又安静等待了五六个小时，雾气仍旧弥漫在我们的舱外，一点也没有消散的迹象。
这时候，之前那种似有似无的恐慌，就逐渐变成了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了这样一个命题：这浓雾短时间内不会消散了。
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承认这么一个命题，相当的痛苦，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撤离计划一下子无限期延迟了，我也知道这时候再干等，那就是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
此时我们再次合计，十多小时前干劲冲天的那些说辞、计划，现在看来就像是笑话一样，这样的境遇颇为尴尬。
副班长和马在海对我说我们是不是得有耐心，现在想这些会不会自乱阵脚？我对马在海他们说，我们得面对现实，看样子，只要水闸不关，这雾气只会越来越浓，不可能消散了。那样的话，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一方面要分配口粮和水，尽量延长生存时间，希望能等到雾气散去，一方面也要积极想办法。特别是第一个措施，就算雾气一小时后可能散去，我们也得做好一个月后雾气才散去的准备。
我说完这个，马在海的面色很难看，他对我们说，其实，口粮的问题还可以，他们带来的几只包裹里，有足够的压缩饼干和蔬菜，因为当时急着救我们，所以大量装备都丢弃了，只把食物带了过来。主要的问题是水，他和陈落户两个人只有两只水壶，其中一只还不是满的。
我听完这个，心直往下沉，喉咙一下子感觉到干渴起来。当时在入洞初段行军的时候，也想过实在没水的时候要喝尿，顿时心里犯堵，心说自己当时他妈的也真是缺心眼，现在是现世报应。
当时我们的裤管早就干了，不然还能拧出水来，我脑子转得飞快，但是没用，很快就绝望了。
在我的记忆里，同样被困住的经历并不多，最危险的一次是1959年在川东。那时我才参加工作，当地地质局组织了一个洞穴勘探，我们被涨水困在了一个气洞里三天两夜，好在水最后退了。当时我们有十几号人，干粮和水都很充足，最缺乏的是经验，所以哭鼻子的一大堆，现在倒好，经验丰富了，没水，这实在比哭鼻子要命得多。
这时候马在海说，要在这个密封舱里待到雾退，我们恐怕需要很大的运气。如果能到达其他地方，说不定还有转机，比如说可以找到老旧的水管或者蒸汽管道，里面也许有水？要不要试一下？
我心说这里哪里有那种管道，只见他蹲了下来，指了指踢脚部位的通气口，说这里的通气口联通着气滤装置，是二战时候德国人使用的技术，后来被苏联学去了，我们现在的地下工事大部分是这种装置的改良，这里面也许有水管。
我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但这管道口窄得只能放进去一个脑袋，人怎能钻得进去？
马在海说他个子小，应该问题不大，说着就趴了下去，先是拆除了防鼠网，然后试探着能不能进去。
我也趴了下去，一看就知道不可能，这洞口的大小已经宽于马在海的肩膀，他到底是个男的，当兵的骨头架子大，怎样都挤不进去。而这个通气口，怎么看也不可能通过任何人。
马在海滑稽地做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动作，然而他的脑袋也只能侧着探入，身子丝毫无法进入分毫，最后他扭伤了脖子，只好退了出来。
其他人里陈落户脑袋很大，我是个大个子，副班长脑袋上有伤，而袁喜乐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提议算是白提了。
我沮丧地坐在地上，几个人都不说话，一边的陈落户更是脑子有问题地把自己的水壶抱在了怀里，似乎怕我们来抢。
我没心思去理他，脑子一片空白，就在这时，突然“啪”的一声，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了，密封舱里的应急灯突然熄灭了，我们顿时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显然是电线老化终于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