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 平等公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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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低级官员的不满还是经济审察出现了漏洞，都属于都察院的事，这让高攀龙和杨涟等人很不好意思。 加上前半年朝中也曾经出现过对选拔官员制度不满的事，把持都察院的东林党人知道应该要想点办法了，假如这事管不好失去了皇帝的信任，让别人进来掺沙子不说自己也会很没有面子。
高攀龙跟杨涟仔细商议后，认为先应该给天启表明一下态度。虽说天启已经说过小事情让他们自己处理，但经济审察制度和培训各省举人的事都是天启亲自提议并推行的，无论如何做都得给天启报告一下才合理。高攀龙和杨涟两人商议的结果就是两人分工，高攀龙负责向天启报告经过和表明态度，杨涟负责去搞清具体情况和拿出合理办法，出了事没关系，但是如果今后继续出类似的事，那就是不能容忍的。
谁知道天启没有见高攀龙，天启只让负责传话的太监告诉高攀龙：“小事就让都察院自己处理，大事就在新成立的监政院中几位协商处理，假如还像以前那样事事请示，那就失去了成立监政院的意义。”
听了天启的传话高攀龙明白了，监政院成立后事情少了各部门自动化运行了等情形仅仅是相对于皇帝来说的话，他们这些大臣在皇帝当甩手掌柜后只有更忙更累的命，正是因为他们的忙累才能给皇帝换来宽余的时间。现在是解决问题为主，高攀龙当即来到监政院向信王报告了情况，并让刘宗周和徐光启帮忙想一想办法。
监政院成立后信王就把日常事务交给叶向高处理，自己带了几个来政务院帮忙的小翰林转移到监政院值守，刘宗周和徐光启也把日常事务交给其他人。由于事情不多天启允许他们每天只来半天，下午没事可以回各部门转转也可以回家，信王闲得无聊就把预政处的事拿到政务院来做，预先谋划好才不会在出了事时手忙脚乱。
见高攀龙详细说了这两件事的经过，刘宗周轻轻地说道：“下官就知道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这两件事都是都察院管辖范围内的事，一件是级别职位的不公平引起了不满，另一件是监督人员监督不到位产生的。监督人员失职这事杨涟杨大人正在详查，而且这事既然出了一时半会儿不会出第二次所以不急。下官认为我们应该先把各县佐官的情绪安抚下去，全国事务这么多他们带情绪处理事务容易出乱子。”
高攀龙问道：“刘大人从哪里看出这些事迟早要暴露出来？是从几月前有朝臣对不按廷推制度选拔官员不满的事看出来的吗？”
刘宗周说：“那只是一个佐证，下官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前几天邓玉函等几个泰西人说的话。当时皇上让大家寻找出大明今后的展趋势，邓玉函说事情该怎么做他不知道，但是人应该是做到平等和自由。皇上回来后让下官仔细想想是否正确，下官想了两天认为邓玉函说得有道理，这官员有情绪不就是感到不平等吗？”
高攀龙寻思了一下点头说：“还真是这么回事，这几个泰西乌鸦嘴！”
信王看了看刘宗周和高攀龙说道：“既然这件事比较急不能拖延，是不是现在就定个章程行文下先把人安抚住为好？本王记得上次因为乔应甲等对不通过廷推直接任命官员一事不满，皇兄曾经叫圣学院好好考虑一下怎么办，这几个月过去了圣学院是怎么考虑的？还有就是都察院也应该在具体任免安排上作细致的规定，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别人就会根据个人想法作出猜想，这样是不合适的。”
信王这话一说就相当于把责任轻轻松松地推给了圣学院和都察院，刘宗周还好些但高攀龙就有点不满意了，不过这几位的脾气都不错，不会因为小事情争吵起来。高攀龙笑了笑说：“信王有所不知，以往的升迁主要看功绩，当然也有按资排辈的考量在里面。自从皇上说了不允许说按功绩升迁要按能力升迁以来，这官员的升迁就变得比以往更随意了。在下这么说没有对皇上不敬的意思，不过确实是以往还有规可循现在连可循的制度也没有了。”
信王皱眉说：“皇兄确实有不按功绩按能力升迁一说，但能力只是一个综合考量不像功绩一样有具体标准，很多时候都是上官说了算，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这样不能服众。在圣学院确定能力的具体标准之前，能不能参考一下开始说的论资排辈制度？毕竟每个人都要老尊老敬贤还是要讲的。”
高攀龙说：“信王说得很对，尊老敬贤确实要讲，不过皇上好像讲过头了，他已经用年龄限制了官员升迁之路，什么年岁最高只能做几品官限制得死死的，除了任军职任何人都不能例外。而且这次有怨言的都是七品以下的小吏，他们的年龄都已经很大，年龄封顶限制对他们来说不起作用，总不能按最高标准把他们都升成五品六品官吧？那样一来他们当然不会有意见了。”
信王见高攀龙说都察院没有好办法，只有看能不能在圣学院中想主意，于是问刘宗周道：“刘大人，从乔应甲他们闹事到现在已经四个月过去了，圣学院还没有找出什么办法吗？既然不能凭功绩也无法做到论资排辈，那就只有按皇兄说的按能力了，这能力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圣学院有没有个章程出来？”
刘宗周想了想说：“五月份皇上作了这方面的要求后，圣学院一直在商讨这问题可是没有结果。一个人的能力到底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楚，而且就算一个人有很大的能力，他愿意施展出多大的能力来做事也是不得而知的。下官想了很久只想到能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个人能力的评判上，改作去判断一个人的服从态度上去。也就是说一个官员只看他的服从态度就是要听话，能力的缺失用集体智慧去弥补。”
高攀龙说：“皇上原来说过一句话，就是他只需要两种人，一种是有能力的人另外一种是听话的人。在皇上已经有了决断后，他还是需要两种人，一种是听话的人另外一种是非常听话的人。由此可见听话是官员的必备素质，能力问题都排在后面，当然在需要能力的时候还是要提倡个人能力。在没有对能力作出明确标准前，他的知识就是他的能力，我们这次把举人培训一段时间后委以重任就是出于这考虑，至于说能力大的人不用出来，那是慢慢考虑的事了。”
见刘宗周和高攀龙都振振有词的样子，信王转向徐光启说：“徐大人，这些举人经过培训后主要是为了配合大铁公司在各处卖开矿和开工场的资格，据说教他们的那些翰林院中的老师都是博学院中的人在传授知识，博学院能不能在里面做一个具体的能力判定呢？比如说通过考试之类的手段来筛选优劣，避免其他人心生不满。”
徐光启说：“这个没问题，不过皇上说了这次不经过比较性质的考试，只要合格一个就算一个没有名额限制，这样一来只要稍微用心一点的人都能够胜任无法分出优劣。况且这次有不满情绪的人不是进行培训的举子，而是那些在各县做事的县丞、主薄、典史等佐官，假如让他们也来学习跟举子们竞争，又怕县里的事情没人做。再加上他们的年龄也不小了记忆力和理解能力都差，真要这样规定他们说不定还以为我们在为难他们。”
信王问道：“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徐光启说：“办法也有很多，只不过都被皇上事先限制了，假如能得到皇上的允许，论功绩也好论资排辈也好用考试筛选也好都可以。”
信王听到最后的办法居然还是要找天启，心里很不舒服地说：“皇兄之所以成立监政院，就是不希望我们有事没事去打扰他，听说高大人已经去找过他被拒绝了，因此这办法不考虑。”
刘宗周这时候慢慢地说道：“其实这事跟政务院有很大关系的，假如政务院作一些改变恐怕要好办得多。”
信王一听绕来绕去绕到自己身上来了，感到非常不能理解。这官员的管理和升迁一直是都察院的事，天启为了避免政务院在施政的同时干涉官员的任免，干脆把吏部拆了合并到都察院中，这以后官员的升迁任免无论如何都扯不到政务院身上去。现在刘宗周竟然说跟政务院有关，不知道从何谈起。
刘宗周见信王露出不解的样子，微微一笑道：“前几天皇上同意了邓玉函说的平等与自由是今后展时用人的趋势一说，这地方官员不能处理好当地事务而把矛盾推给朝廷，下官想来是因为政务院做事时没有做到平等和自由。”
无论是低级官员的不满还是经济审察出现了漏洞，都属于都察院的事，这让高攀龙和杨涟等人很不好意思。 加上前半年朝中也曾经出现过对选拔官员制度不满的事，把持都察院的东林党人知道应该要想点办法了，假如这事管不好失去了皇帝的信任，让别人进来掺沙子不说自己也会很没有面子。
高攀龙跟杨涟仔细商议后，认为先应该给天启表明一下态度。虽说天启已经说过小事情让他们自己处理，但经济审察制度和培训各省举人的事都是天启亲自提议并推行的，无论如何做都得给天启报告一下才合理。高攀龙和杨涟两人商议的结果就是两人分工，高攀龙负责向天启报告经过和表明态度，杨涟负责去搞清具体情况和拿出合理办法，出了事没关系，但是如果今后继续出类似的事，那就是不能容忍的。
谁知道天启没有见高攀龙，天启只让负责传话的太监告诉高攀龙：“小事就让都察院自己处理，大事就在新成立的监政院中几位协商处理，假如还像以前那样事事请示，那就失去了成立监政院的意义。”
听了天启的传话高攀龙明白了，监政院成立后事情少了各部门自动化运行了等情形仅仅是相对于皇帝来说的话，他们这些大臣在皇帝当甩手掌柜后只有更忙更累的命，正是因为他们的忙累才能给皇帝换来宽余的时间。现在是解决问题为主，高攀龙当即来到监政院向信王报告了情况，并让刘宗周和徐光启帮忙想一想办法。
监政院成立后信王就把日常事务交给叶向高处理，自己带了几个来政务院帮忙的小翰林转移到监政院值守，刘宗周和徐光启也把日常事务交给其他人。由于事情不多天启允许他们每天只来半天，下午没事可以回各部门转转也可以回家，信王闲得无聊就把预政处的事拿到政务院来做，预先谋划好才不会在出了事时手忙脚乱。
见高攀龙详细说了这两件事的经过，刘宗周轻轻地说道：“下官就知道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这两件事都是都察院管辖范围内的事，一件是级别职位的不公平引起了不满，另一件是监督人员监督不到位产生的。监督人员失职这事杨涟杨大人正在详查，而且这事既然出了一时半会儿不会出第二次所以不急。下官认为我们应该先把各县佐官的情绪安抚下去，全国事务这么多他们带情绪处理事务容易出乱子。”
高攀龙问道：“刘大人从哪里看出这些事迟早要暴露出来？是从几月前有朝臣对不按廷推制度选拔官员不满的事看出来的吗？”
刘宗周说：“那只是一个佐证，下官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前几天邓玉函等几个泰西人说的话。当时皇上让大家寻找出大明今后的展趋势，邓玉函说事情该怎么做他不知道，但是人应该是做到平等和自由。皇上回来后让下官仔细想想是否正确，下官想了两天认为邓玉函说得有道理，这官员有情绪不就是感到不平等吗？”
高攀龙寻思了一下点头说：“还真是这么回事，这几个泰西乌鸦嘴！”
信王看了看刘宗周和高攀龙说道：“既然这件事比较急不能拖延，是不是现在就定个章程行文下先把人安抚住为好？本王记得上次因为乔应甲等对不通过廷推直接任命官员一事不满，皇兄曾经叫圣学院好好考虑一下怎么办，这几个月过去了圣学院是怎么考虑的？还有就是都察院也应该在具体任免安排上作细致的规定，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别人就会根据个人想法作出猜想，这样是不合适的。”
信王这话一说就相当于把责任轻轻松松地推给了圣学院和都察院，刘宗周还好些但高攀龙就有点不满意了，不过这几位的脾气都不错，不会因为小事情争吵起来。高攀龙笑了笑说：“信王有所不知，以往的升迁主要看功绩，当然也有按资排辈的考量在里面。自从皇上说了不允许说按功绩升迁要按能力升迁以来，这官员的升迁就变得比以往更随意了。在下这么说没有对皇上不敬的意思，不过确实是以往还有规可循现在连可循的制度也没有了。”
信王皱眉说：“皇兄确实有不按功绩按能力升迁一说，但能力只是一个综合考量不像功绩一样有具体标准，很多时候都是上官说了算，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这样不能服众。在圣学院确定能力的具体标准之前，能不能参考一下开始说的论资排辈制度？毕竟每个人都要老尊老敬贤还是要讲的。”
高攀龙说：“信王说得很对，尊老敬贤确实要讲，不过皇上好像讲过头了，他已经用年龄限制了官员升迁之路，什么年岁最高只能做几品官限制得死死的，除了任军职任何人都不能例外。而且这次有怨言的都是七品以下的小吏，他们的年龄都已经很大，年龄封顶限制对他们来说不起作用，总不能按最高标准把他们都升成五品六品官吧？那样一来他们当然不会有意见了。”
信王见高攀龙说都察院没有好办法，只有看能不能在圣学院中想主意，于是问刘宗周道：“刘大人，从乔应甲他们闹事到现在已经四个月过去了，圣学院还没有找出什么办法吗？既然不能凭功绩也无法做到论资排辈，那就只有按皇兄说的按能力了，这能力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圣学院有没有个章程出来？”
刘宗周想了想说：“五月份皇上作了这方面的要求后，圣学院一直在商讨这问题可是没有结果。一个人的能力到底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楚，而且就算一个人有很大的能力，他愿意施展出多大的能力来做事也是不得而知的。下官想了很久只想到能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个人能力的评判上，改作去判断一个人的服从态度上去。也就是说一个官员只看他的服从态度就是要听话，能力的缺失用集体智慧去弥补。”
高攀龙说：“皇上原来说过一句话，就是他只需要两种人，一种是有能力的人另外一种是听话的人。在皇上已经有了决断后，他还是需要两种人，一种是听话的人另外一种是非常听话的人。由此可见听话是官员的必备素质，能力问题都排在后面，当然在需要能力的时候还是要提倡个人能力。在没有对能力作出明确标准前，他的知识就是他的能力，我们这次把举人培训一段时间后委以重任就是出于这考虑，至于说能力大的人不用出来，那是慢慢考虑的事了。”
见刘宗周和高攀龙都振振有词的样子，信王转向徐光启说：“徐大人，这些举人经过培训后主要是为了配合大铁公司在各处卖开矿和开工场的资格，据说教他们的那些翰林院中的老师都是博学院中的人在传授知识，博学院能不能在里面做一个具体的能力判定呢？比如说通过考试之类的手段来筛选优劣，避免其他人心生不满。”
徐光启说：“这个没问题，不过皇上说了这次不经过比较性质的考试，只要合格一个就算一个没有名额限制，这样一来只要稍微用心一点的人都能够胜任无法分出优劣。况且这次有不满情绪的人不是进行培训的举子，而是那些在各县做事的县丞、主薄、典史等佐官，假如让他们也来学习跟举子们竞争，又怕县里的事情没人做。再加上他们的年龄也不小了记忆力和理解能力都差，真要这样规定他们说不定还以为我们在为难他们。”
信王问道：“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徐光启说：“办法也有很多，只不过都被皇上事先限制了，假如能得到皇上的允许，论功绩也好论资排辈也好用考试筛选也好都可以。”
信王听到最后的办法居然还是要找天启，心里很不舒服地说：“皇兄之所以成立监政院，就是不希望我们有事没事去打扰他，听说高大人已经去找过他被拒绝了，因此这办法不考虑。”
刘宗周这时候慢慢地说道：“其实这事跟政务院有很大关系的，假如政务院作一些改变恐怕要好办得多。”
信王一听绕来绕去绕到自己身上来了，感到非常不能理解。这官员的管理和升迁一直是都察院的事，天启为了避免政务院在施政的同时干涉官员的任免，干脆把吏部拆了合并到都察院中，这以后官员的升迁任免无论如何都扯不到政务院身上去。现在刘宗周竟然说跟政务院有关，不知道从何谈起。
刘宗周见信王露出不解的样子，微微一笑道：“前几天皇上同意了邓玉函说的平等与自由是今后展时用人的趋势一说，这地方官员不能处理好当地事务而把矛盾推给朝廷，下官想来是因为政务院做事时没有做到平等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