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3章说透雇工费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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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请市纪委处理，董书记又觉得这样太丢面子，太丢人，太丢县委书记这个职务的脸，就没有请上面处理，只是消极的等你们‘回心转意’，意识到自己的不妥，然后主动纠正。”我说。
“董书记良好的愿望没有等到理想的结果，直到后来被莫名其妙地召回，九名雇工的费用仍然由红庙乡支付，柳顺平的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我说。
“董书记对我说的最后几句话，让我五味杂陈，听了很心酸。”我说。
“董书记说了什么啊？”县委副书记、县政法委书记赵程大问。
“董书记说，老弟，我算解放了，该轮到你去做小媳妇了。”我说。
赵书记有些奇怪、有些陌生地望着我，一言不发。
“我跟你聊了这么长时间，主要是想告诉你，关于公款支付家庭雇工费用被捅出来一事，不是从我这里开始的。严格来说，是从董书记那里开始的，经过了马志代理县委书记，才到了我这里来的。”我说。
“这个问题总是被人拿出来说，是因为一直未解决。我们征求意见时，一些干部群众又反映了这个问题。所以，在我任上，这个问题不得不拿到民主生活会上来说。你以为我想拿到民主生活会上说啊？”我说。
“你也参加了民主生活会，每个人的发言，你也知道了。为了更加清晰地谈好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回顾一下民主生活会的情况。”我说。
“可以啊。”赵书记说。
“应该说，对雇工费用问题，我们是很认真负责的。县纪委查了中央和省市的一些条文，没有专门针对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使用雇工的规定，县里也没有拿出相关规定。”我说。
“纪委查阅了县委和县政府多年的会议纪要，也没有相关的决定。查阅了多年的请示、批示、通知、意见、建议、文件，也没找到相关依据。”我说。
“这就是说，从理论上讲，公款能不能支付雇工的费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所以，你们三人认为有理由继续用公款支付家务雇工的费用。”我说。
“是的，这是一个灰色地带，上面没有明确的规定，我们也没有明确的意见。”赵书记说。
“在讨论中，有的常委说，这个问题说了好多年了，但迟迟没有定论，主要原因你也说了，这是一个灰色地带。这么一个小问题，涉及的钱又不多，拖这么久，有的常委觉得，孙主任和马志应该负有很大的责任，你也有责任。”我说。
“有的常委说，孙主任是老县长，是我们的老领导。当县长时，为什么当时不做个决定呢？马志也是，当了这么多年的县长，完全可以以县长办公会和其他形式作个决定啊。”我说。
“你先不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了，提请县委或者县政府出台一个意见多好啊。如果有这个决定或者说意见，按照决定或者意见执行，不就是很简单的事吗？也省得老翻烧饼。现在网络这么发达，这种灰色地带的事情，能瞒得住吗？”我说。
“当时大家的意见是，要么辞退雇工，要么自己支付雇工费用。在目前形势下，要以会议讨论的形式，同意由县财政支付，或者由红庙乡继续支付，很难。”我说。
“我记得，骆主席的意见特别中肯。我跟你一起，把骆主席的意见重温一下。骆主席说，说来说去，都渐渐倾向于要么自费，要么辞退。你们三个人多年请了雇工，已经习惯了，立即辞退，她估计一时半刻你们还适应不了。”我说。
“骆主席建议你们回去跟家人商量一下，辞退一个或者两个雇工，剩下的自己支付费用。这你应该记得吧。如果不记得，还可以让县委办公室跟你查一下会议记录，复印下来给你看。”我说。
“不用查，我记得。不过，还是有不同的意见啊。”赵书记说。
“我知道，当时的组织部、统战部诸葛瑾部长建议，孙主任家的雇工费用改由县财政支付。主要理由是，孙主任虽然不再担任县委常委，但是老领导，从县长岗位退下来，担任人大主任有好几年了，应该名正言顺照顾一下。”我说
“诸葛部长还建议，如果县政协主席请雇工，也可以照此办理，但仅限于县人大、县政协两位主要领导。你和马志的雇工费用，他还没想好，还拿不准。县财政支付也行，自己支付也未尝不可。他建议你们两位领导自己拿主意。我说的不错吧？”我说。
“不错，很对。”赵书记说。
“钱县长还建议，都辞退雇工，如果家里有人和事情需要照顾和打理，一时半刻还辞退不了的，就继续雇请。至于费用问题，他建议，维持现状到年底。从明年开始，要么辞退，要么自己掏腰包。”我说。
“钱县长还开玩笑说，你们平时少抽点烟，这点钱不就节约回来了吗？”我说。
“是的，钱县长当时就是这么说的。”赵书记说。
“后来，大家的的眼睛都望着我，等着我最后表态。不瞒你说，虽然事情不大，但这是一个很微妙、很复杂、很能揣度人心的时刻，我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维护县委书记的形象又不能使事情过于复杂化。”我说。
“最后，我说，这不是第一次议论、讨论这个问题了，我记得前任县委书记也曾过问过这件事，结果是不了了之。我想说的是，关于雇工费用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们来决定。”我说。
“我继续说，你们三个人都在我们月光县工作多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是我们月光县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领导，完全知道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也就是说，对于雇工费用问题，完完全全可以自由地，独立地做出决定。”我说。
“不需要我们来议论，来讨论，更不需要我们替你们三位领导做出决定。今后，在我的任内，我不希望这件事再拿出来议论，讨论，我也不会允许在这样的会上讨论这样的事。对于我来说，这件事已经结束，不管你们三位领导做出的决定是什么。”我说。
“这是民主生活会的大概情况，你觉得，我说漏了什么？”我问。
“是没有请市纪委处理，董书记又觉得这样太丢面子，太丢人，太丢县委书记这个职务的脸，就没有请上面处理，只是消极的等你们‘回心转意’，意识到自己的不妥，然后主动纠正。”我说。
“董书记良好的愿望没有等到理想的结果，直到后来被莫名其妙地召回，九名雇工的费用仍然由红庙乡支付，柳顺平的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我说。
“董书记对我说的最后几句话，让我五味杂陈，听了很心酸。”我说。
“董书记说了什么啊？”县委副书记、县政法委书记赵程大问。
“董书记说，老弟，我算解放了，该轮到你去做小媳妇了。”我说。
赵书记有些奇怪、有些陌生地望着我，一言不发。
“我跟你聊了这么长时间，主要是想告诉你，关于公款支付家庭雇工费用被捅出来一事，不是从我这里开始的。严格来说，是从董书记那里开始的，经过了马志代理县委书记，才到了我这里来的。”我说。
“这个问题总是被人拿出来说，是因为一直未解决。我们征求意见时，一些干部群众又反映了这个问题。所以，在我任上，这个问题不得不拿到民主生活会上来说。你以为我想拿到民主生活会上说啊？”我说。
“你也参加了民主生活会，每个人的发言，你也知道了。为了更加清晰地谈好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回顾一下民主生活会的情况。”我说。
“可以啊。”赵书记说。
“应该说，对雇工费用问题，我们是很认真负责的。县纪委查了中央和省市的一些条文，没有专门针对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使用雇工的规定，县里也没有拿出相关规定。”我说。
“纪委查阅了县委和县政府多年的会议纪要，也没有相关的决定。查阅了多年的请示、批示、通知、意见、建议、文件，也没找到相关依据。”我说。
“这就是说，从理论上讲，公款能不能支付雇工的费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所以，你们三人认为有理由继续用公款支付家务雇工的费用。”我说。
“是的，这是一个灰色地带，上面没有明确的规定，我们也没有明确的意见。”赵书记说。
“在讨论中，有的常委说，这个问题说了好多年了，但迟迟没有定论，主要原因你也说了，这是一个灰色地带。这么一个小问题，涉及的钱又不多，拖这么久，有的常委觉得，孙主任和马志应该负有很大的责任，你也有责任。”我说。
“有的常委说，孙主任是老县长，是我们的老领导。当县长时，为什么当时不做个决定呢？马志也是，当了这么多年的县长，完全可以以县长办公会和其他形式作个决定啊。”我说。
“你先不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了，提请县委或者县政府出台一个意见多好啊。如果有这个决定或者说意见，按照决定或者意见执行，不就是很简单的事吗？也省得老翻烧饼。现在网络这么发达，这种灰色地带的事情，能瞒得住吗？”我说。
“当时大家的意见是，要么辞退雇工，要么自己支付雇工费用。在目前形势下，要以会议讨论的形式，同意由县财政支付，或者由红庙乡继续支付，很难。”我说。
“我记得，骆主席的意见特别中肯。我跟你一起，把骆主席的意见重温一下。骆主席说，说来说去，都渐渐倾向于要么自费，要么辞退。你们三个人多年请了雇工，已经习惯了，立即辞退，她估计一时半刻你们还适应不了。”我说。
“骆主席建议你们回去跟家人商量一下，辞退一个或者两个雇工，剩下的自己支付费用。这你应该记得吧。如果不记得，还可以让县委办公室跟你查一下会议记录，复印下来给你看。”我说。
“不用查，我记得。不过，还是有不同的意见啊。”赵书记说。
“我知道，当时的组织部、统战部诸葛瑾部长建议，孙主任家的雇工费用改由县财政支付。主要理由是，孙主任虽然不再担任县委常委，但是老领导，从县长岗位退下来，担任人大主任有好几年了，应该名正言顺照顾一下。”我说
“诸葛部长还建议，如果县政协主席请雇工，也可以照此办理，但仅限于县人大、县政协两位主要领导。你和马志的雇工费用，他还没想好，还拿不准。县财政支付也行，自己支付也未尝不可。他建议你们两位领导自己拿主意。我说的不错吧？”我说。
“不错，很对。”赵书记说。
“钱县长还建议，都辞退雇工，如果家里有人和事情需要照顾和打理，一时半刻还辞退不了的，就继续雇请。至于费用问题，他建议，维持现状到年底。从明年开始，要么辞退，要么自己掏腰包。”我说。
“钱县长还开玩笑说，你们平时少抽点烟，这点钱不就节约回来了吗？”我说。
“是的，钱县长当时就是这么说的。”赵书记说。
“后来，大家的的眼睛都望着我，等着我最后表态。不瞒你说，虽然事情不大，但这是一个很微妙、很复杂、很能揣度人心的时刻，我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维护县委书记的形象又不能使事情过于复杂化。”我说。
“最后，我说，这不是第一次议论、讨论这个问题了，我记得前任县委书记也曾过问过这件事，结果是不了了之。我想说的是，关于雇工费用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们来决定。”我说。
“我继续说，你们三个人都在我们月光县工作多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是我们月光县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领导，完全知道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也就是说，对于雇工费用问题，完完全全可以自由地，独立地做出决定。”我说。
“不需要我们来议论，来讨论，更不需要我们替你们三位领导做出决定。今后，在我的任内，我不希望这件事再拿出来议论，讨论，我也不会允许在这样的会上讨论这样的事。对于我来说，这件事已经结束，不管你们三位领导做出的决定是什么。”我说。
“这是民主生活会的大概情况，你觉得，我说漏了什么？”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