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0章 闲聊原县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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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志要我跟县纪委说，我说，你是县长，你也可以说啊。关于周怀南，你不说我也要说，也要过问，‘双规’了这么长时间，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我目前也是一问三不知啊。”我说。
“马志是想早点把周怀南放出来啊。”常务副县长钱一兵说。
“早点放出来？哪那么容易？我直截了当地对马志说，不要对周怀南出来，抱有太大的希望，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周怀南自己的问题太多，最起码也有经济问题，作风问题，是他自己不争气。他不严格自律，辜负了你，辜负了县委、县政府啊。”我说。
“那马志怎么说？”钱县长问。
“马志说，如果周怀南一直不开口，什么都不说怎么办呢？过去‘双规’没有时间概念，现在留置是有时间概念的啊。我说，我们不是有纪委啊，这不是你我操心的问题啊。如果他有问题，就查他的问题。如果没有问题，也可以把他放出来啊。这些都是选项啊。”我说。
“我对马志说，我们不是还有常委会吗？还要听取情况汇报，拿出意见的，你我都是常委会的重要成员，不能说明察秋毫，但至少有起码的鉴别判断能力，不可能让冤假错案蒙混过关啊。”我说。
“马志怎么说？”钱县长问。
“马志说，我只是觉得，对我们过去作过贡献的企业家们，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老总们，应该手下留情，善待他们，不能下手太重了。我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了，还有对我有想法的地方吗？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啊，别闷在心里找罪受。”我说。
“马志对你还有什么想法啊？”钱县长问。
“当然有啊，马志说，譬如说矿业公司，譬如说石远方。有人怀疑石远方贱卖国有资产，可石远方当时所走的都是正常程序啊。虽然矿业公司被卖了几次，但最终还是回到国有企业的怀抱中来了啊，而且还是央企，也有了一个好的归属，也算是回归正途啊。”我说。
“马志说，在我们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矿业公司事实上已经恢复正常生产了。应该说，这事已经跟石远方无关了，为什么还对石远方过不去呢？我们公安局本身事情就多，忙不过来，又抽调专门的力量抓捕石远方。即便抓捕回来，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劳民伤财的，有这个必要吗？”我说。
“我分三个问题，跟马志好好聊了一下。”我说。
“那三个问题啊？”钱县长问。
“正常程序的问题、贱卖国有资产的问题、对石远方过不去的问题。”我说。
“你们是怎么聊的啊？”钱县长问。
“我说，石远方当时所走的正常程序，跟我对正常程序的理解不一样。我理解的正常程序是，在卖出矿业公司前，至少要做到四步。”我说。
“我记得我们过去好像说过这个问题，为了加深印象，你再说一下吧。”钱县长说。
“第一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广泛听取意见；第二步，对矿业公司进行审计，这是最基本的要求；第三步，对矿业公司资产进行评估。最好多聘请几家行业口碑好，有实力的评估机构，以预防漏洞，防止暗箱操作；第四步，对收购方能利投资公司的情况进行全面尽职调查。”我说。
“我对马志说，我们走的每一步都值得商榷。前两步直接省略了，或者被有意忽略了。最让我不解的是，我们竟然把审计给忽略了。第三步，我们没有多聘请几家行业口碑好，有实力的评估机构，就找了一家评估机构。而这家评估机构好像就是专门为评估矿业公司而成立的。他们就对矿业公司评估后，就注销了。”我说。
“第四步，应该对收购方能利投资公司，进行全面尽职调查，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能利投资公司，也是刚注册不久的一个民营企业。就进行了买卖矿业公司这一笔业务。这笔业务完成后，也注销了。”我说。
“我毫不客气地对马志说，这家评估机构和能利投资公司都是专门为矿业公司而成立，都因为转卖矿业公司而注销，你觉得是不是有些蹊跷呢？这不能不让人怀疑里面的猫腻啊。”我说。
“这肯定有猫腻啊，明眼人一下子都能看得出来。可惜啊，我们人轻言微，不能向这些猫腻亮剑啊。”钱县长说。
“马志要我说贱卖国有资产的问题。我说，矿业公司就像一头正值盛年的猪，膘肥体壮，被人卖了三次，一次比一次贵。第一次，由月光县政府卖给了能利投资公司，评估价25.88亿元，实际成交价18.88亿元。你当时主持的县委常委会，少卖了7亿元。”我说。
“这件事我知道，我当时也参加了常委会，马志对少卖7亿元进行了解释。可惜，我当时反对的声音比较微弱，不强烈。”钱县长说。
“马志亲口对我说，我们上当受骗了，能利投资公司没有继续投钱，而是把矿业公司卖了。关于这件事，我当时是代理县委书记、县长，我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我说。
“我对马志说，让一个更有实力的公司来接手，投入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发展壮大矿业公司，增加职工就业，增加税收。你拍板少卖了7亿元，也不是不妥。可是，接手的能利投资公司根本不是想发展壮大矿业公司，而是只想着怎么坑国家，最终祸害百姓，从中转手获利，获暴利啊。”我说。
“以后的事，就脱离了我们的掌控了。第二次，能利投资公司把矿业公司卖给了云彩运集团公司，评估价51.55亿元，成交价51亿元。第三次，云彩运集团公司把矿业公司卖给了央企纵捭集团，评估价126.66亿元，成交价126亿元。对比我们第一次卖的18.88亿元，我们连人家的零头都算不上啊。”我说。
“想来的确让人痛心啊，悔不当初啊。”钱县长说。
“我对马志说，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经过三家国家认可的资产评估公司评估，矿业公司的资产价格一次比一次高，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央企成了最后的‘接盘侠’。这也成了纵捭集团原老总被‘双规’的导火索。”我说。
“我对马志说，再说第三个问题，对石远方过不去的问题。我首先要跟你说明我的一个观点，不管你认同不认同我的观点，我都要跟你说出来。那就是，不是我们跟石远方过不去，而是石远方跟我们过不去。”我说。
“马志是怎么反应呢？”钱县长问。
“马志问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说，矿业公司这么卖来卖去，十分诡谲，十分邪乎，十分玄乎，让人疑窦丛生，百思不得其解。我很希望能把里面的事情弄清楚，我很希望把那些贪赃枉法之徒绳之以法，我很希望能把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我说。
“我很希望弄清真相后，把这一切坦诚地告诉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是人民的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应该伸张正义，为人民、为国家赢得尊严。我明确对马志说，找到石远方，设法弄清最初的源头，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说。
“书记说的好啊。”钱县长说。
“马县长问我，对古汉科是什么看法？”我说。
“你是怎么说的呢？”钱县长问。
“在我们县至少四大事件中，古汉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说。
“哪四件大事啊？”钱县长问。
“第一大事件，度假村不度假，古汉科就是始作俑者，圈那么多的地方，就把一个乱摊子丢在那里，导致农民群体性上访，让我们替他收拾乱摊子。不仅如此，他还害了柳顺平和三个村的支部书记。我们还不能确定他罪大恶极，但至少可以算得上是害群之马。”我说。
“那第二大事件呢？”钱县长问。
“第二大事件，就是奋进集团不奋进。我们有理由怀疑，古汉科跟周怀南一起，干了见不得人的勾当。换句话说，古汉科有可能是奋进集团走向衰落的助推剂。马志问我，怎么会怀疑古汉科跟周怀南有勾结？我说，在我们月光县，一切皆有可能。古汉科那种人，与周怀南相互勾结毫不奇怪，也用不着大惊小怪。”我说。
“那第三大事件呢？”钱县长问。
“第三大事件，就是凌河大桥垮塌，七十多名师生丧生。在这件事情上，古汉科负有主要的责任。你没看见新凌河大桥重建仪式时，市长卢向阳同志伏地痛哭，向全市人民群众谢罪的情况吗？当时，我说这话的时候，国务院的调查报告还没有出来。”我说。
“我对马志说，古汉科肯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无论生死，他的命运已经注定。古汉科，一个大活人，怎么会说消失就消失？即便他能飞上天，也有降落的时候。国家、省市县都在找他，我就不相信，我们找不到他。我就不相信，古汉科能凭空消失。”我说。
“第四件大事呢？”钱县长问。
“第四件大事，就是矿业公司被贱卖。我对马志说，我甚至怀疑贱卖矿业公司与古汉科有关，我非常渴望能找到古汉科，找到这位我们月光县的活宝，跟他好好聊一聊。”我说。
“马志问我，是否能确定贱卖矿业公司与古汉科有关？我说，我不能确定，我不怀疑人生，但我可以怀疑古汉科。马志说，怀疑归怀疑，总归要讲证据的啊。”我说。
“我对马志说，那是必须的啊。如果要处理古汉科，那肯定要有确切的证据啊。我们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不绝不放过一个坏人啊。”我说。
“马志要我跟县纪委说，我说，你是县长，你也可以说啊。关于周怀南，你不说我也要说，也要过问，‘双规’了这么长时间，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我目前也是一问三不知啊。”我说。
“马志是想早点把周怀南放出来啊。”常务副县长钱一兵说。
“早点放出来？哪那么容易？我直截了当地对马志说，不要对周怀南出来，抱有太大的希望，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周怀南自己的问题太多，最起码也有经济问题，作风问题，是他自己不争气。他不严格自律，辜负了你，辜负了县委、县政府啊。”我说。
“那马志怎么说？”钱县长问。
“马志说，如果周怀南一直不开口，什么都不说怎么办呢？过去‘双规’没有时间概念，现在留置是有时间概念的啊。我说，我们不是有纪委啊，这不是你我操心的问题啊。如果他有问题，就查他的问题。如果没有问题，也可以把他放出来啊。这些都是选项啊。”我说。
“我对马志说，我们不是还有常委会吗？还要听取情况汇报，拿出意见的，你我都是常委会的重要成员，不能说明察秋毫，但至少有起码的鉴别判断能力，不可能让冤假错案蒙混过关啊。”我说。
“马志怎么说？”钱县长问。
“马志说，我只是觉得，对我们过去作过贡献的企业家们，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老总们，应该手下留情，善待他们，不能下手太重了。我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了，还有对我有想法的地方吗？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啊，别闷在心里找罪受。”我说。
“马志对你还有什么想法啊？”钱县长问。
“当然有啊，马志说，譬如说矿业公司，譬如说石远方。有人怀疑石远方贱卖国有资产，可石远方当时所走的都是正常程序啊。虽然矿业公司被卖了几次，但最终还是回到国有企业的怀抱中来了啊，而且还是央企，也有了一个好的归属，也算是回归正途啊。”我说。
“马志说，在我们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矿业公司事实上已经恢复正常生产了。应该说，这事已经跟石远方无关了，为什么还对石远方过不去呢？我们公安局本身事情就多，忙不过来，又抽调专门的力量抓捕石远方。即便抓捕回来，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劳民伤财的，有这个必要吗？”我说。
“我分三个问题，跟马志好好聊了一下。”我说。
“那三个问题啊？”钱县长问。
“正常程序的问题、贱卖国有资产的问题、对石远方过不去的问题。”我说。
“你们是怎么聊的啊？”钱县长问。
“我说，石远方当时所走的正常程序，跟我对正常程序的理解不一样。我理解的正常程序是，在卖出矿业公司前，至少要做到四步。”我说。
“我记得我们过去好像说过这个问题，为了加深印象，你再说一下吧。”钱县长说。
“第一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广泛听取意见；第二步，对矿业公司进行审计，这是最基本的要求；第三步，对矿业公司资产进行评估。最好多聘请几家行业口碑好，有实力的评估机构，以预防漏洞，防止暗箱操作；第四步，对收购方能利投资公司的情况进行全面尽职调查。”我说。
“我对马志说，我们走的每一步都值得商榷。前两步直接省略了，或者被有意忽略了。最让我不解的是，我们竟然把审计给忽略了。第三步，我们没有多聘请几家行业口碑好，有实力的评估机构，就找了一家评估机构。而这家评估机构好像就是专门为评估矿业公司而成立的。他们就对矿业公司评估后，就注销了。”我说。
“第四步，应该对收购方能利投资公司，进行全面尽职调查，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能利投资公司，也是刚注册不久的一个民营企业。就进行了买卖矿业公司这一笔业务。这笔业务完成后，也注销了。”我说。
“我毫不客气地对马志说，这家评估机构和能利投资公司都是专门为矿业公司而成立，都因为转卖矿业公司而注销，你觉得是不是有些蹊跷呢？这不能不让人怀疑里面的猫腻啊。”我说。
“这肯定有猫腻啊，明眼人一下子都能看得出来。可惜啊，我们人轻言微，不能向这些猫腻亮剑啊。”钱县长说。
“马志要我说贱卖国有资产的问题。我说，矿业公司就像一头正值盛年的猪，膘肥体壮，被人卖了三次，一次比一次贵。第一次，由月光县政府卖给了能利投资公司，评估价25.88亿元，实际成交价18.88亿元。你当时主持的县委常委会，少卖了7亿元。”我说。
“这件事我知道，我当时也参加了常委会，马志对少卖7亿元进行了解释。可惜，我当时反对的声音比较微弱，不强烈。”钱县长说。
“马志亲口对我说，我们上当受骗了，能利投资公司没有继续投钱，而是把矿业公司卖了。关于这件事，我当时是代理县委书记、县长，我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我说。
“我对马志说，让一个更有实力的公司来接手，投入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发展壮大矿业公司，增加职工就业，增加税收。你拍板少卖了7亿元，也不是不妥。可是，接手的能利投资公司根本不是想发展壮大矿业公司，而是只想着怎么坑国家，最终祸害百姓，从中转手获利，获暴利啊。”我说。
“以后的事，就脱离了我们的掌控了。第二次，能利投资公司把矿业公司卖给了云彩运集团公司，评估价51.55亿元，成交价51亿元。第三次，云彩运集团公司把矿业公司卖给了央企纵捭集团，评估价126.66亿元，成交价126亿元。对比我们第一次卖的18.88亿元，我们连人家的零头都算不上啊。”我说。
“想来的确让人痛心啊，悔不当初啊。”钱县长说。
“我对马志说，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经过三家国家认可的资产评估公司评估，矿业公司的资产价格一次比一次高，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央企成了最后的‘接盘侠’。这也成了纵捭集团原老总被‘双规’的导火索。”我说。
“我对马志说，再说第三个问题，对石远方过不去的问题。我首先要跟你说明我的一个观点，不管你认同不认同我的观点，我都要跟你说出来。那就是，不是我们跟石远方过不去，而是石远方跟我们过不去。”我说。
“马志是怎么反应呢？”钱县长问。
“马志问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说，矿业公司这么卖来卖去，十分诡谲，十分邪乎，十分玄乎，让人疑窦丛生，百思不得其解。我很希望能把里面的事情弄清楚，我很希望把那些贪赃枉法之徒绳之以法，我很希望能把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我说。
“我很希望弄清真相后，把这一切坦诚地告诉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是人民的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应该伸张正义，为人民、为国家赢得尊严。我明确对马志说，找到石远方，设法弄清最初的源头，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说。
“书记说的好啊。”钱县长说。
“马县长问我，对古汉科是什么看法？”我说。
“你是怎么说的呢？”钱县长问。
“在我们县至少四大事件中，古汉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说。
“哪四件大事啊？”钱县长问。
“第一大事件，度假村不度假，古汉科就是始作俑者，圈那么多的地方，就把一个乱摊子丢在那里，导致农民群体性上访，让我们替他收拾乱摊子。不仅如此，他还害了柳顺平和三个村的支部书记。我们还不能确定他罪大恶极，但至少可以算得上是害群之马。”我说。
“那第二大事件呢？”钱县长问。
“第二大事件，就是奋进集团不奋进。我们有理由怀疑，古汉科跟周怀南一起，干了见不得人的勾当。换句话说，古汉科有可能是奋进集团走向衰落的助推剂。马志问我，怎么会怀疑古汉科跟周怀南有勾结？我说，在我们月光县，一切皆有可能。古汉科那种人，与周怀南相互勾结毫不奇怪，也用不着大惊小怪。”我说。
“那第三大事件呢？”钱县长问。
“第三大事件，就是凌河大桥垮塌，七十多名师生丧生。在这件事情上，古汉科负有主要的责任。你没看见新凌河大桥重建仪式时，市长卢向阳同志伏地痛哭，向全市人民群众谢罪的情况吗？当时，我说这话的时候，国务院的调查报告还没有出来。”我说。
“我对马志说，古汉科肯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无论生死，他的命运已经注定。古汉科，一个大活人，怎么会说消失就消失？即便他能飞上天，也有降落的时候。国家、省市县都在找他，我就不相信，我们找不到他。我就不相信，古汉科能凭空消失。”我说。
“第四件大事呢？”钱县长问。
“第四件大事，就是矿业公司被贱卖。我对马志说，我甚至怀疑贱卖矿业公司与古汉科有关，我非常渴望能找到古汉科，找到这位我们月光县的活宝，跟他好好聊一聊。”我说。
“马志问我，是否能确定贱卖矿业公司与古汉科有关？我说，我不能确定，我不怀疑人生，但我可以怀疑古汉科。马志说，怀疑归怀疑，总归要讲证据的啊。”我说。
“我对马志说，那是必须的啊。如果要处理古汉科，那肯定要有确切的证据啊。我们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不绝不放过一个坏人啊。”我说。